本期选取了冯筱才教授对近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抗争的一些研究成果。
《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发表于《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1912年民国建立后,政治合法性在形式上均需源于民意,但是,政客们实际上以种种手段假造民意,争取权力或建立统治,此种对民权的僭越后来日益制度化,甚至成为稳定的政治结构.在其支配下,强制氛围下的政治表演取代了自愿政治参与,社团被包围侵蚀,选举沦为包办的仪式性过程j政治运作多以派系利益或个人私利为本位,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亦可能受到利益集团控制.这种"僭民政治"对近代中国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条子、面子与银子》发表于《党政干部参考》2014年第1期。本文以条子、面子、银子三类要素为切入点，考察近代正式制度之外的人际与资源博弈，解析日常层面权力运作的非正式逻辑。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研究》一文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2期。1958年至1963年期间,作为一种缓解饥荒的举措,也是为了应付黑市带来的经济冲击,中共决定重新开放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开放后,最初的政策是相对宽松的,对灾民换购粮食的举动保持了理性的宽容态度.但随着危机缓解,市场供应情形也日趋好转,打击“投机倒把”重新被提上日程,这既与市场上的公私竞争有关,也是由中共对市场本质的理解所决定的.自由交易刺激了民众(包括其他经济主体)追求利益的活动,黑市行为也与合法的市场行为混杂在一起,这在一些干部眼中就成为新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的表现,为后来的政策变化埋下了伏笔。
《“中山虫”:国民党党治初期瑞安乡绅张棡的政治观感》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4期。本文依托瑞安乡绅张棡的私人日记，以 “中山虫” 这一民间称谓为切入点，考察国民党党治建立初期地方士绅对新生党治政权的观感。文章跳出政党自身叙事，从乡绅的视角观察党国体制向下渗透的过程，呈现普通地方精英对国民革命、党化宣传与新式政治的复杂认知、疑虑与抵触，揭示党治初建阶段国家权力下沉时民间社会的真实反应，丰富民国早期地方政治史的理解。
《“拖洋油箱”：近代温州闹米风潮的仪式与政治》一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拖洋油箱”是清末民国时期温州闹米风潮爆发时的一种仪式行动,抗议者用此方法来推动罢市,并对官府、富绅与粮商等造成压力,希望能解决口粮困难。闹米风潮的出现,在近代温州与轮粜制的衰微、“漏海”指控、粮食统购压力等有密切关系,也与各种地方权力派系斗争纠缠在一起。地方政府对风潮的应对,可以反映统治方式及官民关系的嬗变。1940年代国民党政府的粮食政策,与此前政策有重大差异,随着政府对粮食征收力度的增强,闹米风潮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抗议也日趋政治化、组织化,“拖洋油箱”最终成为当局禁止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