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题目：在上海—江南互动中理解“建党时刻”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2021年第2期，转自中国知网。
1921年7月的中共建党已有无数研究和诠释，但“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百年视域中如何更加深入理解这一伟大时刻无疑有相当多的内容可以继续谈。以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所及，学界四十多年来对此的研究和诠释较多看重“外来资源”与“外部影响”，如谈到上海与建党之关系必剖析租界因素；论及建党过程则必要联系共产国际和苏联。这些分析当然都大致不错，也很有必要，但从百年后回望，有一些问题似较难从前述的分析路径中得到更完整的答案。比如上海之于中共建党究竟提供了哪些现实基础与思想促动？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遭遇了怎样的具体历史条件？按照共产国际之设想塑形的中共何以能够在与原典描述非常不同的社会状态下快速壮大？这些问题都应有一些新的讨论方向，而一个可能性就是不孤立地去理解上海，同时也不单独地去理解嘉兴南湖，在海上石库门与南湖画艇间实有千万条连线，这条条连线即是上海—江南的互动。
在上海—江南的互动中理解建党，首先要关注上海不仅仅有租界的“霓虹灯内”，还有上海城市的“霓虹灯外”，及其与江南各个城市、县城、市镇、乡镇、乡村里的“霓虹灯外”。这“霓虹灯外”的世界不仅比“霓虹灯内”的世界广大得多，同时也能让我们理解中共一大绝不止租界洋场中正式开会的那几天，而是有更丰富的与上海、江南乃至全国相联系的内容。
第一，在一大之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来自“大江南”地域的读书人不少，其中尤以浙江籍为多，如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邵力子、茅盾、沈泽民等。这批读书人或直接成长于江南之市镇、乡村，或跨越了浙西山区与浙东平原之区隔，进而在浙江杭州一市这个具体场域汇聚。他们曾有的生活环境是随处可见的碧水、一湾古城，四面桑田和连山翠色；进而感受的是省城里改革的学校、活泼的课堂和满怀理想之年轻人的群聚。来上海后，“洋场文明”一方面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不少便利和掩护，但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时时刻刻的考验与激刺。这种考验与激刺，一方面体现在“洋场”中充斥着既不受中国法度管辖，亦不受外国法理控制的“冒险家”，贫富的悬殊落差随处可见，又遍地往来电车、汽车等“紧张物”，由此革命者的精神时常经受考验，“成加速度的律动”，而且“精神越是紧张，疲劳的程度越是加大，渐渐地疲劳到极点，连律动的能力也就薄弱下去”。①另一方面在“洋场”内他们的精神再紧张，体力再疲劳也未必能够生存下去，很多时候共产主义小组的革命者们要离开洋场，进入工厂，以获得立足都市的资源。如俞秀松就曾在虹口厚生铁厂工作。虹口工厂区离法租界的俞氏落脚处——《星期评论》社距离颇远。俞氏缺钱，来回都走路，即使很快的速度，也要“走一点钟才到”②。由此，这些革命者在上海的心境既会不时兴奋，又会不时失落；兴奋时感到此处是宣传和行动的好所在，失落时则感到“上海的一切，时时象(要)驱逐我出境的样子”③。
正因早期中共建党成员的经历和心境如此跌宕丰富，所以当张东荪在谈“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候④，邵力子即问：“难道住在通商口岸的时候，(张东荪们的)眼光只注射到高大的洋房、宏敞的商店；而对于民穷财尽的景象，一定要旅行内地以后方才明白么？”⑤这话除了质疑张东荪等只能见到都市的“霓虹灯内”，也说明邵力子等人的心界多是一个“霓虹灯内”与“霓虹灯外”的结合体，他们在上海都市中从事建党活动，但其着眼却一定不会囿于上海都市。
第二，具体到一大的12位代表，他们的开会虽然在“洋场”之中，但他们的到会之旅和离会之途却都是在经历、观察和思考江南及至整个的但又有巨大地域差异的“中国”。从北京出发的代表要先乘火车到天津，到天津后可以选择坐海轮直接去上海，也可以选择搭津浦路车南下，先到南京，再通过沪宁线到上海。这一路他们看到的是1895年后沿海中国的“畸形现代化”。“现代”由火车、铁路、海轮、口岸城市等构成，“畸形”则由军阀的火并、路匪的枪声、原先繁华城市的衰落、沿途憧憧的贫病死亡的暗影来浮现。从湖南出发的代表则大概更能看到内陆中国与沿海中国的差异——火并更剧，枪声更密，衰落更彻底，憧憧暗影变为处处可见。而且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沿途的见闻中，同时也反映在来自“洋世界”的代表心中感觉来自内地的代表“土气”上。当会议从上海进入江南，前述“差异”的中国又部分变化为“交织”的中国。一大代表们从上海去嘉兴，坐的是沪杭线早班车，能当天来回也同样依靠沪杭线的晚车。在两趟“现代化”的沪杭线之间，他们除了紧张开会，还看到了江南胜景——“万顷碧波，湖畔一片芦苇中掩映着楼台亭阁”⑥，较之西湖别有风味。当然他们一定还会看到和感受到很多在江南胜景之外这一地域现代与传统“交织”的状况。这些状况虽然缺乏记录，但烙印在他们今后的革命实践里。⑦
第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努力和一大代表的奋斗让中共有了上层的形制，但离开上海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多考虑全局性的规划，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从事于各地方的扎根与建党。因此要讨论革命的星星之火何以在短时间内能在地方社会燃烧，就要关注更多的江南革命青年，他们的经历典型地反映了建党前后上海—江南的互动。这些人大多出生于19世纪90年代，是上上个世纪的“90后”。碍于昂贵旅费和学校布局，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四处考试，而是在加倍努力后进入上海的学校求学。在上海，他们与五四运动遭遇，是运动中的“活动分子”，在活动中学习团结同学，学习街头演讲，学习油印技术，学习当一个与平民在一起的教书匠，也正是在这些学习中他们靠拢了组织。不过三四年后由于在上海居大不易，他们毕业后不太可能留在都市，遑论出国深造，于是带着一身实践中练就的本领回到家乡，干起了革命。这些江南革命青年的故事提示在建党时刻，中共看似人数稀少，组织弱小，但因为有五四大风的笼罩效应和理想召唤的拓展效应，中共同时也后备充足，“潜力无穷”。这充足的后备与无穷的潜力很大一部分即产生于上海与江南的互动之中。这就涉及下一个问题——江南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江南革命青年怎样接触和认知主义。
一般常言，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需要注意此时的中国不是一张主义的白纸，江南更不是一张主义的白纸，而是已有形形色色的“主义”在这一区域内长时间流布传播。清末民初，这些主义在《申报》上有之，在《东方杂志》上有之，在《新民丛报》上有之，在《社会星》上有之，在《甲寅》上有之，在《万国公报》上亦有之，传播它们的人物则有蔡元培、张元济、杜亚泉、梁启超、江亢虎、章士钊、李提摩太等。而从1917年到1921年，在斑斓多姿的江南主义舞台上，更多的主义使者登场。有《新青年》，有《每周评论》，有《星期评论》，有《时事新报》，有《民国日报》，有《建设》。所以当张国焘提到“从南到北，不少人都在摸索俄国革命成功的途径”，无数报刊在同情甚至宣扬社会主义时，其中他拿来作为代表的北京报刊只有1种，而作为代表的上海报刊达4种。⑧这样的反差从何而来？它首先说明在主义尤其是先进主义的传播中，上海造成的声势要比北京显豁。进而讨论上海的声势何以会更加“显豁”？这当然和上海报刊之“生产”绝大多数在“洋场”之内有关，但亦和上海—江南的互动紧密联系。
报刊若能大量“生产”，意味着它也能够大量销售，否则难以为继。大量销售需要有便利的人、物流通条件，即有在当地销售的机构，有充足的购买力量和广泛阅读的人群，这些都能在江南找到。江南地区水网密布，船来舶往，外围包罩着沪宁铁路和沪杭甬铁路两大铁路线，可谓齐集前蒸汽时代和蒸汽时代最便利的人、物流通条件。上海又拥有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大的出版—销售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不过称其为“最大”，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上海的本部体量庞大，更因为它们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各处“分号”的星罗棋布。以当时的运输成本和配置条件，无论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华书局，都一定是在离上海较近的江南地区“分号”最多，布局最广。如果说在东北地区，商务、中华只是在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中心城市设有分号，那么仅江南苏州一地，在苏州城内有分号，吴江县城有分号，黎里镇虽无分号，但邮局、烟纸店等亦会代卖商务、中华的教科书、杂志和文具。
以上谈的是报刊销售的物质条件，更重要的是购买、阅读报刊之人。明清时代，江南读书人科举表现出色，文风繁荣鼎盛闻名，这个特点造就了江南地区的识字率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准，令有能力阅读的人群基数有了数百年的保证。而要能阅读报刊，一个最基本条件是识文断字。在满足这一基本条件后，19世纪70年代后这个地域更形成了读书人阅报的风气，养成了他们读刊的习惯。中国报刊传播主义大概是在1902年后出现，大量井喷在1919年后。但阅读报刊的习惯养成和风气形成若只有20年时间，基础或不牢靠，或更缩短到两三年时间，压根就不具备可能性。而在1919年前后的江南地区，不少读书人阅读报刊已经同吃饭、睡觉一般“须臾不可离”，此种状态的出现是和这一地区近50年的报刊传播阅读史绾合在一起的。因此，主义“生产”于上海，又壮大于江南。上海为江南的主义壮大提供了样品和试用品，江南则为上海的主义“产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作者、读者。这些作者、读者经历各异、性格迥然、口味不同、兴趣多样，正是这一个个不一样的他们为主义落地中国，且不断“中国化”提供了具体的历史条件。
这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汇集起来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建党前后社会主义思潮的“浑朴”。“浑朴的社会主义”由张东荪提出，被李汉俊批评为“一个主义一定有一个内容，断没有只有趋向而无内容的，可以说是主义”。⑨李汉俊的批评很有道理，但若把“浑朴”不理解为“无内容”，而是理解为当时主义彼此交错、难分你我、尚有待区分的历史状态，则张东荪所言也确实是一种提示。今日人们能够较为清晰地辨别马克思列宁主义，河上肇趋近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罗素、柯尔式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但需要注意当时人很可能没有也不能区分得那么清楚。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新青年》。1920年10月，《新青年》第8卷第2号出版，封面是罗素相片，下书“就快来到中国底世界的大哲学家罗素先生”；广告页的“新青年丛书”预告两本罗素著作——《到自由之路》与《哲学问题》；当期要目栏的前六篇文章是张崧年所写的《罗素》、罗素译文——《梦与事实》《工作与报酬》《民主与革命》《游俄之感想》和《哲学里的科学法》。1920年11月《新青年》第8卷第3号出版，前六篇文章是张崧年的《试编罗素既刊著作目录》、王星拱的《罗素的逻辑和宇宙观之概说》、罗素译文——《能够造成的世界》《自叙》《民主与革命》《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⑩
《新青年》里关于罗素的内容这样多并不说明它是一本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刊物，而是说明当时思想界因欧战的影响，对苏联的憧憬和对资本主义罪恶的认识有了一个相近似的“社会主义倾向”。罗志田即指出各派政治力量虽有诸多不一样，“但仍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即“他们均对资本主义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而倾向于某种社会主义式的解决”。(11)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思潮“浑朴”的局面当然会在后续历史发展中产生大变化。中共诞生后，何谓真正的主义？哪些是正确思想？未来道路究竟应该走向何方等这些问题都渐渐不再“浑朴”。但另一方面当我们回顾“建党时刻”，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思潮“浑朴”的局面亦在一段时间内让人们对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普遍基础，带给人们迎接巨大新改变的潮流感。这样的潮流感指引着中共党员，也影响着诸多中共之外的人士。1921年1月2日，湖南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参会人士中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多达12人，赞成德莫克拉西(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罗素的主义)的1人，未定者3人。(12)到9月张东荪亦直接承认，布尔什维克主义“看去明明是一条大路”，而基尔特主义“明明看去无路”。虽然张氏补充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大路是“画在墙上的”，基尔特主义若不急功近利的话，“总可以得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地”。(13)但无论如何补充，通过新民学会的选择和张东荪的言论可以明显看出，在当时各种主义的竞争中，马克思主义已脱颖而出。
不过张东荪说的“画在墙上”，放在1921年也并非全然无根。若中共真的在建党后随共产国际、苏联亦步亦趋，全力以赴成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一个支部，则“画在墙上”可能就变为了现实。但中共自其建党那一刻就已在寻觅独立自主的道路，这即是具体人和具体历史条件汇集的第二个关注点——“建党时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联系。
1922年5月5日，陈独秀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指出，“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又说“宁可以少研究点马克思的学说，不可不多干马克思革命的运动”。(14)中共一大后不到一年，陈独秀做这样的强调，一方面暗示此时中共领袖或真还未能研读多少马克思的“学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在建党之初就具备了不拘泥于马克思的“学理”而活学活用的品格。对此，胡绳日后有非常精辟的总结，他说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能读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是很少的，但他们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勇敢地投身于炽热的实践斗争中。“他们的理论准备不够多，这是一个弱点；但是，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立即把它和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这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5)
胡绳的总结其实不局限于中共领导层，作为出生于苏州的江南人士，他谈论的也是20世纪20年代主义的“江南认识”和“中国化认识”，这里兹举一例。1923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日后“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来到江南名刹灵峰寺，遇到一位僧人。此人在成都办过中学，1916年倒袁以后“就不再在社会周旋”，遁入空门，但他对社会主义很有一些见解，说：“社会主义于现中国似不合，但亦不可不提倡，一时不说，则一时赶不上别人，万年不说，则万年赶不上别人。”(16)
灵峰寺的僧人大概更未读过多少马克思主义的原典，但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在救国救民的尝试中，他清楚意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强大国家，也必须发展资本，但不能复制，亦不可能复制欧美列强的发展模式，因此他会说社会主义“不可不提倡”。这里他要“提倡”的社会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雏形，其基本特点是既未扭曲欧陆原典的基本道理，又充分适应着中国的复杂实际。在日后的实践中，我们日渐清晰，走这样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才有独立的可能，进而有复兴的希望。在走过独立之征途，在复兴之大路的过程里，中共百年的伟大实践不但让中国人迎头赶上了“别人”，而且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强势发展添加了浓墨重彩之一笔。
注释：
①戴季陶：《到湖州后的感想》(1920年7月1日)，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3页。
②俞秀松：《日记(节录)》“1920年6月27日”条，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俞秀松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③鲁迅研究室、柔石故居整理：《柔石日记选》(2)“1923年1月6日”条，《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④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
⑤力子：《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民国日报·觉悟》1920年11月8日。
⑥⑧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44、146，84页。
⑦如一大后，8月上旬毛泽东即在杭州、南京等地游历，这次游历对他日后写出《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等名文应有一定的帮助。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5页；润之：《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向导》第179期(1926年10月25日)。
⑨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7号(1919年12月1日)；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16日)。
⑩《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第8卷第3号(1920年11月1日)。
(11)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09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13)东荪：《我们所能做的》，《时事新报·社会主义研究》1921年9月16日。
(14)陈独秀：《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3～454页。
(15)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1982年版，第674页。
(16)鲁迅研究室、柔石故居整理：《柔石日记选》(2)“1923年5月1日条”，《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