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明季天崩地解之际，绝食殉节的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因讲学于山阴城北之蕺山，学者称蕺山先生。他生当朱学式微、王学异变的晚明，既不满于朱子学的日趋教条，又痛心于阳明后学“猖狂者参之以情识，超洁者荡之以玄虚”的两极流弊，遂以重建德性本体、复兴孔孟道统自任，于理气、心性、意念、未发已发诸问题上“掀翻先儒成说”，建立了一套兼综理学、心学、气学而又自成一格的义理系统，后人推为“宋明理学的殿军”。其子刘汋尝言，蕺山“始致力于主敬，中操功于慎独，而晚归本于诚意”，一生学问凡三变，愈晚而愈精微。其学难读，亦难定位：既不同于朱子，又有别于阳明，身后更因弟子立场各异而聚讼纷纭。本期的五篇文章，恰好从不同侧面切入了这座思想的宫殿。以下按“由总而分、由体而用、由本人之学而及身后之学”的次第排定，略述各篇梗概与彼此的关合之处。

首篇李振纲《道德理性本体的重建——蕺山哲学论纲》是一篇通论性的“论纲”，宜作全专题的引绳。作者先勾画晚明商业社会与士风变迁的思想背景，指出蕺山学的精神特质在于“收摄内敛”，其内在理路可概括为“立极—显极—证极—复极”四义，其逻辑结构则表现为“心—意—知—物”的体用一原与“性—命—天—道—教—物”的上下贯通。全篇以“道德理性本体的重建”为纲领，为读者提供了一把进入蕺山学的总钥匙。作者亦不讳言其学的困局：先验的人性预设使德治终难转向法治，此正是蕺山虽求“实”而终近于“虚”的症结所在。

李存山《刘蕺山喜怒哀乐说与儒家气论之发展》拈出蕺山晚年最具原创性的“喜怒哀乐四气说”，指出他视喜怒哀乐为四德而非七情，将程朱的性理原则收摄于先天之气的通复流行，由此促成理学由“二本”向“一本”的回归；更上溯《礼记·孔子闲居》之“志气”与《孟子》的夜气、浩然之气，勾稽出先秦儒家“德气”一脉的隐微线索，以见其“返本开新”之义。此文是把握蕺山本体论的枢纽，也是全专题中思辨密度最高的一篇。

冯前林《“致知”与“诚意”之间》先梳理王阳明《大学》主旨由“诚意”到“致良知”的转变，继而缕述蕺山对良知说“架屋叠床”“知为意奴”“知为心祟”三病之批判，及其对阳明的回护；最后辨析黄宗羲“意即良知”与牟宗三“地位层次皆相等”两说的得失，以为“良知”浑融宽阔，“诚意”则专注于源头处的洁静精微。

王瑞昌《刘蕺山格物致知说析论》更细剖蕺山格致说的内在纠结。作者区分“文本解释”与“实质解释”两层：前者为弥缝《大学》文本而设，仅具形式意义，甚至可以套用于不同的哲学体系；后者以“意”为本体，使格物致知统摄于诚意之下。二者本不可兼顾，蕺山强为牵合，遂多扞格。此文以细密的分析，揭示蕺山“我注六经”的一面；与冯文合观，则蕺山《大学》诠释之全貌思过半矣。

方旭东、韩雪《蕺山思想的定位之争》由蕺山本人之学转向其身后之学。围绕恽日初编订《刘子节要》与黄宗羲的争议，作者指出分歧的实质是蕺山思想的定位问题：恽氏受朱学与东林之学影响，倾向“总周程而折中朱王”；梨洲则近于“批朱修王”，以修正并恢复王学真面目为蕺山学的核心。一编之取舍，关乎一学派之分合，亦折射出明末清初“尊朱辟王”的学风转向。以五文收束于此处，正欲使读者见一思想家之身后命运，实即一时代学术风气之缩影。

五篇合观，由论纲而本体，由本体而工夫，由工夫而检讨，由本学而后学。蕺山何以能“范围宋明诸大儒而进退之”，其学何以既异于朱子又有别于阳明，其身后又何以聚讼纷纭，读者循此五文，当能略窥其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