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
作者：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船山学刊》，2022年第4期。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对欧美思想的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欧洲启蒙运动将中国文明视作“模范”,从“自然之光”“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和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三个方面汲取营养。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构建的“正反合”受到《周易》和老子辩证法的影响，“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法国重农学派推崇儒家将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的仁政思想。第三，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哲学显示出对治西方现代文明困境的普遍性意义。从杜威到罗素，从雅思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施韦泽到哈耶克，从罗曼·罗兰到汤因比，从玻尔到汤川秀树，都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这一点。
关键词：中国传统哲学;欧美思想;历史影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相对而言，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播撒于周边邻国的情况比较熟悉，而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在欧美的历史影响较为生疏。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在多个层面对欧美思想产生过影响。
一、“模范”的中国文明与欧洲启蒙运动
2020年11月4日，1688年出版的法文本《论语导读》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2019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送给访问法国的习近平主席的国礼。它的法文全称是《孔子与王家科学》,该书第一次用法文表达了孔子的思想，作者为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尼耶。《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引发了孟德斯鸠、卢梭和伏尔泰等杰出启蒙思想家同时也是欧洲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极大关注。1启蒙运动是推动欧洲从中世纪封建主义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的“头脑风暴”,中国哲学的西渐为此提供了思想气流。1776年法国著名作家格利姆说：“在我们的时代里，中国帝国已经成为特殊注意和特殊研究的对象。……在短期内，这个国家就成为智慧、道德及纯正宗教的产生地，它的政体是最悠久而最可能完善的；它的道德是世界上最高尚而完美的；它的法律、政治，它的艺术实业，都同样可以作为世界各国的模范。”[1]86
这里所说的“时代”就是由启蒙运动所引领的，它视中国为“模范”,自然包括了这个文明国度的哲学。1727年欧洲出版了世界第一本题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是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门肯用拉丁文写的。他论述了四书五经和儒道释，勾勒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线索，提及了伏羲作《易经》以及老子、孔子、孟子、范缜、二程和朱熹。他指出：中国哲学的优长不在神学造诣上，其特点体现在儒家哲学的实践性上，这是“实践性的，始终在思与行中传授美德，不从规章中得到觉悟，而是通过范例、事实做无言之诠释”2。拉丁文在当时欧洲知识精英眼里是最为优雅的，门肯的著作显然是以他们为读者群的。启蒙思想家还用文艺形式让普通大众感知中国哲学。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伏尔泰把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副题是“五幕孔子的伦理”,以元朝为故事背景，假托剧中人物来宣扬儒家伦理是中华文明的精神脊梁：“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就是我们立国的大本。我们大宋朝虽已被推倒，可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永不会灭亡的。”[2]296当年巴黎在三个月内有十几场演出。德国启蒙运动的诗人和戏剧家席勒在1795年发表了诗作《孔子的箴言》:“时间的步伐有三种/未来姗姗而来迟/现在像箭一般飞逝/过去永远静立不动/……”这是《论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诗化意境。它以优美的诗句道出孔子箴言的人生哲理：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长河里，“必须努力向前，不可休息/决不可因疲乏而静止”,因为“只有恒心可以使你达到目的/只有博学可以使你明辨世事/真理常常藏在事物的深底”。3这和席勒在戏剧《强盗》中歌颂的“豪侠”青年在精神上相通。1788年在伦敦刊行在巴黎发售的译注孔子的诗篇《自然法》,作者假托著名来华法国传教士巴多明，把孔子格言变成诗的形式：“人之初，性本善/霍布士之叹息，欲何为?”[2]197凸显了儒家的人性论是与霍布士性恶说相反的性善说。文艺形式的运用，表明中国哲学在启蒙运动中具有群众性的影响。难怪法国大革命时的流行歌曲唱道：“中国是一块可爱的地方，它一定会使你喜欢。”[2]270
启蒙运动张扬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哲学，有其历史的机缘。从16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明清时期，大批耶稣会等教会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发生了长达百年的“礼仪之争”,争论的中心是祭天、祭祖和祭孔的礼仪以及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儒学是否与天主教教义相容，最终罗马教廷认为如此礼仪有违天主教教义，从而判定理性主义的儒学是与宗教信仰不相容的“异端”。伴随着欧洲和在华传教士卷入争论，很多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风俗的报道涌入欧洲，不少中国典籍也被翻译过去。人们由此知道了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儒学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当时欧洲人都以为中国民族是一个纯粹理性的民族”4。启蒙运动以理性为旗帜，将神学蒙昧以及以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专制押上了“理性法庭”,而启蒙思想家大多曾受教于耶稣会学院，比一般人更为了解和熟悉中国，因此，当他们充当这个“法庭”审判员时，被世人视为理性主义的中国哲学就被用作审判词的语汇来源。这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自然之光”
法国启蒙思想的先驱培尔区分了理性的“自然之光”与宗教的“启示之光”,试图让理性挣脱宗教而获得独立地位。这极可能是受到传教士罗明坚在1593年出版的《大学》译作的影响。他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译为“人类制度的理性在于认识和遵循自然之光”5。培尔正是从理性的自然之光来认识中国无神论：中国人“不承认上帝而相信天意”,这天意是“与自然律一致的”,就是“自然法则与和谐”。6因此，中国是无神论者组成的社会，“作为整整一个民族的哲学理论的无神论并不能阻止该民族具有某种令人赞赏的社会组织”[3]369。以此论证欧洲社会摆脱宗教神学是完全可能的。伏尔泰则用自然神论的简便方法来摆脱宗教。这种理论认为“上帝”在创造了宇宙这架巨大的机器之后，就不再插手干预了。这是通过划定“上帝”的作用范围，肯定了自然界及其规律的客观性以及人的理性把握它们的可能性。他说孔子“在神明问题上，形成了人类理性所能形成的最圣洁的看法”,因而“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4]331。不言而喻，他的自然神论是以此为典范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与同时期的培尔相似，区分了中国的“自然神学”与欧洲的“启示神学”,期盼前者能够传扬于欧洲：“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 ”[5]序6不同于伏尔泰把孔子作为中国自然神论的化身，莱布尼茨则以程朱理学来解释中国自然神论：“中国人的第一本原名为理，即全部自然界的理由或根据，包罗万象的理由和实体。……这个巨大、普遍的原因是纯粹的、平静的、稀薄的、无体的、无形的，只有用理智才能认识它。” [6]23就是说，“理”作为万物的第一推动者相当于基督教的上帝，但它不是有意志和形体的人格神，而是存在于理性思辨之中。显然，这是把中国自然神论应用于反对基督教人格神的欧洲实践。
(二)“善意与道德的科学”
启蒙思想家批判基督教的人皆生有原罪，为善成德必须信仰神和服从神的意志的思想。他们揭露了当时教会的道德丑行，提出道德的基础不是神性而是对人性的理性自觉。他们在这里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舆论阵地《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说：与中国“善良的人民”相比，“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肯定“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这犹如“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7所谓“第一位”的科学，意在强调它比一般科学更具有理性精神。因为孔子伦理学“主要为着两个目的：一曰育智，二曰教民”,“既要育智，就要用事物的知识充实智力，使智力能够用以分清善与恶”,“要做到教民，就要使国民善于自我修养”。 [7]395可见，理性贯穿于整个孔子伦理学。眼睛之喻则是要用中国哲学独具的慧眼，洞察欧洲神学的道德虚妄。莱布尼茨的继承者、德国哲学家沃尔弗1721年在哈尔大学的演讲，比较充分地阐发了这只“慧眼”是什么。他指出打造“中国人道德之花盛开的黄金时代”[8]38的根本，在于“他们认为，对于培养道德风尚，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与人的理性相吻合，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根据都在人的自然性中”[8]33,即内在的善性之中，“人的自然性在于，对于他所认为是善的东西，他非扬不可”[8]34;道德行为出自认识此自然性的理性自觉，“中国人之所以致力于善良的行为，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行为内在的善”[8]44;这样的认识过程“不以敬神为基础”[8]33,而是通过“小学”“大学”的教育，“训练理智”[8]38,“使理性日趋完善”的过程[8]39。这个演讲引起了神学教授的攻击，沃尔弗也遭到政府的惩罚。但这却导致了与此有关的200多种争论的小册子问世，使“中国人道德学”发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伏尔泰同样借鉴了“中国人道德学”。他引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指出孔子“不是先知，他不自称得到神的启示，他所得到的启示就是经常注意抑制情欲”[9]253,他说“人非生而恶，恶乃由过错所致”,认为“孔子的伦理学”是以“合乎人情”为基础的。 [9]253就是说，孔子伦理学要求道德与人的本善之性相一致，是理性对于情欲的提升和过错的自觉改正，而与先知神灵的启示无关。他把这样的思想凝练成四句诗：“唯理才能益智能，但凭诚信照人心，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 [4]322他要用孔圣人把彼土欧洲人从神学先知中解放出来，使理性成为道德的普遍基础。
(三)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
沃尔弗说“中国人治理国家的特殊才智也令人钦佩”[8]29,他试图从中“悟出处世治国的隐深莫测的哲学基础”[8]31。启蒙运动对封建专制的理性审判，从不同角度汲取了中国政治哲学的养分。沃尔弗认为专制政体的弊端，在于不懂得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犹如互相依赖的父子关系8,他“由中国历史中引证典范是为证明统治者完善的生活和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尧和舜是非常贤明的统治者——他引证孔子的话——人们爱他们像孩子爱父亲一样”[10]70。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反对封建专制与宗教神学结合，因而虽然尖锐批判“东方专制主义”,但依然认为中国将政治与道德结合值得效法：“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而此历史悠久的帝国，无疑乎告诉支配者们，使知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这样的道德政治不搞君主世袭，“中国有一位天子，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够不上做成伟大君主的资格的时候，他便选出才德兼优的市民为后继者。”9由于道德政治与宗教分离，因而不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人享受的幸福和安宁是值得其他许多四分五裂、备受精神痛苦，并且常常为宗教问题诉诸武力的民族所羡慕的” [11]140。这样的道德政治以民为本，他引用了“中国一位皇帝的话：‘民饥犹如己饥，民溺犹如己溺。’” [12]114其实，这话出自《孟子》。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霍尔巴赫一样，在批判法国君主独裁的同时，也谴责中国封建专制。不过，他还是发现了儒家政治哲学的“共和政体因素”。这表现在：首先，儒家“制定了最广泛的礼仪规范”[13]324,这对于形成良好的风尚和秩序有积极意义；专制的恐怖原则是“不以礼仪而以刑罚治国”[13]325,与儒家的齐之以礼背道而驰。其次，根据“中国人的经典古籍”[13]223,“中国人把君主视为人民的父亲”[13]223,这意味着对君主提出了相应的道德要求。再次，按说君主专制下的监察制度不能防止权力腐败，“大家都觉得，专制政体不需要监察官。这条常规对于中国似乎是个例外”[13]77,就是说，中国监察制度对于遏制腐败有一定作用。这些“共和政体的因素”不仅对于欧洲君主专制具有批判意义，而且融入了孟德斯鸠更深的思考中。
孟德斯鸠等一些启蒙思想家对古代中国专制主义的批判，也许预示着在欧洲人的视野里，中国将不会一直是理想的“模范”。然而，中国哲学闪烁在启蒙运动璀璨星空中的耀眼光芒，无疑是中国与西方相沟通的历史基因。前述《论语导读》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就象征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主义学脉渊源里的中国哲学因素
欧洲启蒙运动造就的社会文化土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法国及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同样流淌着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血液。
这常常不为人们所关注，而郭沫若发表于1926年的《马克思进文庙》 则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以“穿越剧”的笔调写道，“孔子”正和三位得意门生“在上海的文庙里吃着冷猪头肉”,只见从朱红漆的轿子里走出“大胡子马克思”。两人一番交谈后，“马克思”感叹起来：“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的一个老同志!”[14]161-167“马克思”称其为“老同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吸收了包括这位“老同志”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养料。
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吸取了孔子的大同思想。在郭沫若的“穿越剧”中，孔子向马克思发问：“你的理想世界是怎样的呢?”答曰：“这就是我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社会。”庄重的孔子不禁拍手叫绝：“你这个理想社会和我的大同世界竟是不谋而合。”于是，背诵起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马克思似乎不以为然，“孔子在他眼中，这时候，顶多怕只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罢”[14]165。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讲了一件趣事：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10在离开欧洲20年后，从中国回来，宣传当时中国“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他听到欧洲的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宣扬的那一套啊!’”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说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5]264-265
这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指儒家的大同思想。1850年正值太平天国起事前夕，洪秀全等人在广东和广西广泛活动，撰写的宣传品重提儒家大同学说。居茨拉夫主要在广东一带布道传教，自然知晓这些情形。这里的“欧洲的社会主义”指的是欧洲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相距万里的两种社会主义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主张公有制。他们曾引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一段话：“你们这些反对集体制的人……就让我在你们面前询问一下历史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吧：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埃及的祭司、米诺斯……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亚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16]617为了与某些不主张公有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称卡贝为空想共产主义者。他们也在如此的意义上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 ”[16]312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来源之一，包含着对儒家大同思想的考察。
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尤为突出。他们指出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有共同点，这是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的“穿越剧”中缺失的。不过，他在晚年倒是作了“补记”。美国汉学家斯塔尔说：1972年郭沫若在和一位法国政治家兼作家谈话时提到，“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可能也不是没有一点嘲讽意味),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17]12其实，黑格尔不是“可能”而是确实借用了，由此影响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继承包含着对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
尽管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等论著中对《周易》和老子多有贬黜，但抹不去两者对他构建“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的影响。黑格尔说：“中国人也有哲学，其基本定律已经相当古老。譬如‘阴阳’(这里指《易经》——译者注)这部命运之书论述了‘生’和‘灭’,这部书里出现了一元和二元的非常抽象的观念。所以中国哲学似乎和毕达哥拉斯学说一样，从同一个基本概念出发。其原理是理智，称作‘道’。” [18]131阳爻和阴爻“那两个基本的形象是一条直线(,阳)和一条平分作二段的直线(- -,阴):第一个形象……表示肯定。第二个形象的意义是……否定。”[19]121而“‘道’(理性)的成立是由于两个原则的结合，像《易经》所指出的那样。天之道或天的理性是由宇宙的两个创造性的原则所构成。地之道或物质的理性也有两个对立的原则‘刚与柔’(了解得很不确定)。‘人之道或人的理性包含有(有这一对立)爱邻居和正义。’” [19]126显然，黑格尔意识到《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蕴含着“正反合”:阳是“正”(肯定),阴是“反”(否定),道是“合”(否定之否定)。他以为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与此类似。他说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而“‘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宇宙” [19]125-128。“令人奇怪的是道教里面，即总体里面，出现了三的规定，一创造了二，二创造了三，三创造了宇宙，……一只有包含二在自身之内，它才是现实的，由此产生了三”。 [20]107这里尤为关注“三”,是将其看作“正反合”之“合”,认为“一”(道、无)潜含着否定自身的“二”(有)在内，因而分化出阴阳二气，由此形成了“三”,即阴阳二气的和合而生化万物。黑格尔说斯宾诺莎把东方观念“纳入了欧洲的思想方式”[21]95,他的“正反合”可以说是以“欧洲的思想方式”表达了中国的“阴阳合”,即把中国人“完全散文式的理智”纳入“范畴规定的王国”[21]132。
马克思洞察到了这一点。1842年他在批评德国书报检查制度时说：“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检察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这是多样的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22]62透过揶揄检察官的话语，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于纳入黑格尔范畴王国的《周易》辩证法是不陌生的。他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如果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第一章。”[23]114此处说的“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章，主要是论 述“有”(正)、“无”(反)、“变”(合)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黑格尔的“有”“无”“变”存在着《周易》辩证法的深重印迹。不仅是黑格尔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其他人物也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康德被称作“哥尼斯堡的中国人”,意谓康德哲学有着浓厚的中国哲学意蕴。谢林更是倡导在哲学上“使全世界中国化” [24]150,费尔巴哈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论证同情心是“首要的最重要的德行”。 [25]578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包含着对内化于其中的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
马克思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的法国重农学派称为“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25]23的体系，因而将其领袖魁奈视作“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26]15恩格斯将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并提，将他们看作是启蒙运动在政治经济学上的表现：“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作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18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27]529。在郭沫若的“穿越剧”中，马克思告诉孔子：实现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以莫大的力量来增殖社会的产业”,即大力发展生产力。孔子点头称是：“我也说过‘庶矣富之富矣教之’的话，……”总之，“尊重物质本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思想”。为了强调所尊重的物质是农业生产，他又说：“我对于商人素来是贱视的”,批评在场的弟子子贡“不肯听命”而热衷于做生意。如果我们续写郭沫若“穿越剧”的话，大概是“马克思”告诉他，有“欧洲的孔子”之誉的魁奈，确是借鉴了孔子儒学重农的思想。
魁奈指出儒家四书五经等十一部著作，表现了“中国人对于道德和政治，根本未加区分，在他们看来，美好生活的艺术也就是良好统治的艺术，两门科学合二为一，彼此相同”[28]56。认为儒家仁政思想把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而提出仁政说的《孟子》,讲的几乎全是政府的良好管理以及建立这种良好管理的办法。魁奈将儒家仁政思想发挥为两个方面：以农为本和自由放任。魁奈认为儒家仁政说主张给农民以“恒产”,因而中国是以农为本的模范，由此提出重农学说，即把农业看作国家一切财富的源泉，强调导致财富增加的剩余产品只能来自农业。对此马克思评价道：“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领域中而是从生产领域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26]23,“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26]19。“自然秩序”(“自然法”)是魁奈理论的核心概念，他以为这如同儒家的天理天则，依照天理天则即“自然法”,取消政府的“人为秩序”对经济活动的强制，而让其“自由放任”。这“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对应的是汉语的“无为而治”,重农学派先驱希卢艾特说：“中国的哲学家孔子的著作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听从自然的吩咐，自然就能以其自身之力让事务运行。”其根据来自《论语·卫灵公》的“无为而治者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希卢艾特正是从这里提炼出了法语的“自由放任”一词。 [29]197马克思说重农学派“以自己的自由放任的口号”来“根本否定政府对市民社会活动的一切干涉”。 [26]42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魁奈的重大理论成果《经济表》:“魁奈医生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他在自己的著作《经济表》中概括地叙述了这门科学。”[30]217魁奈去世时，他的大弟子米拉波在哀辞中认为《经济表》是推行孔子儒学的结晶，“孔子的整个教义”是一种“宗教道德伟大教言”,对此“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补”,而将其“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已发明了自然给予的秘传，这就是《经济表》”。11把《经济表》仅归结为对儒学的传承，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儒学对重农学派确有重要影响。马克思看到了这一点，指出“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31]399。朱谦之认为这里“所说的封建招牌当然即指孔子”[2]316。在前引的恩格斯论述中把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并提是有缘由的，因为后者著名的《国富论》是在居留法国两年期间酝酿而成的，当时他与被马克思称为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 [26]28的杜尔哥常相过从，而杜尔哥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比魁奈更为明了。这对亚当·斯密产生了影响，《国富论》应用了颇多的中国材料，其“自由放任”的思想是对重农学派的继承12,魁奈“自然法”被演化为“看不见的手”。显然，重农学派对儒家仁政思想的发挥及其对亚当·斯密的影响，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学脉之一。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思想来源都受到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学的影响。当时欧洲思想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明显的中国成分，他被论敌杜林讥讽为“中国人式的博学”[27]510,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之所以可能，除了因为两者在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方面有相通之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本就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因素。这后一方面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三、“西方的没落”与中国哲学的普遍意义
如果说在18世纪中国哲学曾滋养了西方文明的发展，那么，在20世纪中国哲学则成了救治其弊病的药方。从1919年初到第二年春天，梁启超等人穿梭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未尽的欧洲，使他“着实听得洋洋盈耳”[32]15的，是悲叹西方文明破产，羡慕东方的精神文明，“许多先觉之士，正想把中国印度文明输入”。[32]2719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成就在全球独占鳌头。但是，两次世界大战，暴露了西方文明的困境：天(自然)与人关系上的单向化，即一味强调征服自然造成了对自然的过度掠夺；人与人关系上的功利化，即情感、道德的纽带被淹没在个人利益计算的冰水中；身(物质)与心(精神)关系上的物质化，即追求物质享受和渴望金钱成为个人生活的动力和目标。由于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走出上述困境成了世界性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哲学显示出了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它蕴含着人类超越现代文明困境的智慧。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是梁启超所说的“先觉之士”。1918年这位中学教员出版了轰动欧洲的著作《西方的没落》。他认为西方文化进入了衰落期的最后阶段，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机器统治下的芸芸众生之生命创造力枯竭了。他的疗治药方是把哲学的重心从认识论转向人生问题。但是，“看看当今的‘哲学家’,会使人感到狼狈和羞愧”[33]70,他们那种“并不涉及、并不影响当代生活的最深处的学说根本不能算学说”[33]72;而中国哲学除老子之外，先秦的哲学家都是“认为认识论就是关于现实生活的重要关系的知识的坚强哲学家” [33]69,隐约表露了以中国哲学疗治西方文明的意图。
这样的意图在美国哲学家杜威那里得到更为明确地表达。自1919年4月起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半个中国，认为“西方人对于东方哲学，没有比在现在的紧急时代更有需要了”,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国哲学就是“一服救世的灵药”。[34]32他指出中西哲学形成了两种传统，“东方中国的哲学，是偏于人生日用的问题。西方的哲学，是偏于自然现象的问题”。[35]277因而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以科学征服自然，是西洋文明的特长；目天然界现象为神秘，而且拿来当作娱心悦目的事物看，这是东方人最显著的态度”。 [35] 373尤其是老子的“无为”,体现了“中国人的‘听其自然’的知足安分的，宽容的，和平的，诙谐的、嬉乐的那种人生观”,和“尊重自然和蔑弃一切用人力奋斗并求速成的那种态度”[34]28。正是缺乏如此的人生观，导致了西方社会的欲望过度膨胀，所以，“中国人的人生哲学，对于人类文化有种重要而有价值的贡献，而且有一种为急促的，躁烈的，繁忙的，营扰的西方人所无限需要的质素”[34]28。但他认为中国的人生态度容易安于现状，因而理想的“完全生活”,是“西方人应当把东方人的怡淡安详的态度，收取些去，在东方人却应当把西方人的创造精神、科学精神吸收些来”[35]373。这不仅肯定了中国哲学具有救治西方现代人生观的价值，而且肯定了它是建设人类理想生活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当杜威还在中国巡回演讲的时候，1920年10月，英国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素来到了中国。罗素也看重道家对于克服西方现代文明弊端的意义：“老子是这样描述‘道’的运作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想，人们可以从这些话里获得关于人生归宿的概念”[36]153;与此相反，“‘占有’‘自恃’和‘支配’,白人国家和个人趋之若鹜”,[36]153这就是“西方人机械的人生观”[36]63。他赞赏庄子用很多寓言更形象地表达了道家“提倡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更有趣味地批评了类似西方的机械人生观，“抱怨当时忙忙碌碌的现代生活，将之同‘古之真人’平静的存在进行了比较”。[36]149呼唤用道家的返璞归真廓清西方机械人生观的异化迷雾。罗素还注意到了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是不同于基督教的、世俗性的“一种伦理体系”[37]4。在人际关系上，“和气”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这是“现代世界极为需要”的，[36]167 指出了儒家“和为贵”对于建设现代和谐世界的伦理价值。
杜威和罗素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世界影响的哲学家，他们把中国哲学作为救治西方文明的药方。受此影响，20世纪30年代末兴起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美国夏威夷大学穆尔教授在1939年、1949年、1959年和1964年连续四次发起和主持了以东西哲学比较为主旨的会议，主编了四次会议的论文集。这些会议和论文集进一步提出，中西哲学“这两种人类思想的分支可以而且应当结合起来，从而将我们导向一种世界哲学”13。德国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导向世界哲学的历史渊源出自大体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轴心期”,那时候中国、古希腊和古印度的哲学智慧同时绽放，“直到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38]14。“轴心期”为走向世界哲学的飞跃奠定了最初根基。但是，西方文明的现状，“与轴心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38]112。而在他的《大哲学家》中，孔子是“思想范式的创造者”,老子是“原创性形而上学家”,朱熹是“创造性地维系了哲学大厦的秩序”,王阳明“复兴儒学，打破儒学的僵化局面”[39]152。不仅如此，中国哲学“对我们还没有认清的、我们的人性潜力进行估价，并把我们带进与另一种人性真实起源的联系中去”。 [38]82显然，哲学新的飞跃，特别需要仰仗中国哲学的创造潜力及其人性思考。这就是他的“从欧洲哲学的晚霞出发，穿过我们这个时代的黎明而走向世界哲学的曙光”。[40]6
作为这样的曙光，中国哲学成了西方哲学家哲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家之一，道家是其理论构建的源泉。他的书房中挂着一对条幅，是《老子》的两句话：“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横批是“天道”。14这反映了他与道家结缘的两个方面：发挥道家之“道”的含义，思考终极领域(天道)的问题；借用道家的以诗悟道，提出用诗来澄明对于天道的哲思。20世纪以来，生态危机日益严重，探讨解救之道的生态哲学应时而生。法国伦理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施韦泽是生态哲学的先驱。其核心思想是“敬畏生命”:“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41]9这是吸取中国哲学而形成的。他系统研究过中国和印度的思想，不赞成印度的否定现世人生的思想，非常重视中国的生命伦理，“一些劝诫人们要善待生命的伦理要求早在中国古代以及孔子那里就已经形成”[42]102,在道家、名家惠施、“孟子以及朱熹和其他思想家那里都表达了人和其他生灵之间存在着某种本质上的亲缘关系的认识。”[42]102这是把中国的“民胞物与”融进了他的“敬畏生命”。中国哲学的生态意义越来越为人们所察觉。2014年两位美国学者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哲学和过程哲学融合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替代资本主义的应对生态灾难的选择。过程哲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学说，强调整体的有机联系、合作和共同体的和谐。人处于宇宙洪流的变动之中，“中国传统哲学蕴含着丰富的过程思维，这种过程思维不仅出现在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甚至出现在中国传统哲学最古老的文本《易经》中”[43]7。因此，中国传统哲学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察觉到中国哲学蕴含着超越西方现代文明的智慧，也反映在哲学之外的领域里。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祸，表明“为了拯救欧洲，单靠它自己是不行的”15,应当“使旧世界与新世界的欧洲民族，同古老而在恢复青春的亚洲文明的代表——印度和中国的代表携起手来。要组成一个具有共同精神的宝藏的大同人类社会”[44]93。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于1929年游历过中国，他指出：世界文明史表明，追求和谐是东西文明本来都存在的；但是西方文明在近代以来有所偏颇，需要通过中国文化的启迪来激活本来的和谐精神。以哲学而言，面对人类感情的撕裂，“强调义务的儒家主张，今天再合适不过了。同时，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45]410;道家顺应自然的思想，对当今技术的“毁灭性发达”具有批判意义。[45]425他试图从综观全球文明的历史视域来寻觅人类精神的出路。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对于现代经济学很有价值。1966年他在东京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所言‘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16一般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是不适合现代科学的。但20世纪多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却不这么看。如丹麦科学家玻尔认识到量子理论的互补性概念与中国阴阳对立互补的思维方式高度契合。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则认为自己的科学创造直接受惠于老庄哲学。他说：“给我影响最深的是老庄等人的思想”,“在我思考有关物理学问题时，它仍不知不觉地进入其中”。 [46]21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举出三个例子说明老庄哲学对自己物理学研究的启迪。德国科学家海森堡改变了原先把科学研究的理论源泉归之于西方文化的观点，指出：“东方传统中的哲学思想与量子力学的哲学本质之间有着某种确定的联系。”[47]5-6显然，他们都肯定中国哲学思维方式激发了现代科学新的创造灵感。汤川秀树说得好：“西方文明不是唯一的文明，而且西方的思维方式也不是唯一先进的思维方式。确实，如果世界上的人在将来要过一种真正幸福的生活，那么东方和西方在新的意义上的融合就将是必要的吧?” [48]37
美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说，中国哲学总是思考“‘道在哪里’的问题”[49]42。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提供了回答现代文明真正幸福生活的“道在哪里”的智慧，彰显出普遍性的世界意义。这正是《中庸》说的“道不远人”。当然，这里的“人”指向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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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周林东，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
[49] 葛瑞汉.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注释：
1参见《国礼法文本〈论语导读〉入藏国家图书馆》,《光明日报》2020年11月5日。
2以上门肯的叙述,参见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上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3—179页。
3参见洪朝宗:《中西文化交流的化石诗——读席勒诗〈孔夫子的箴言〉》,《中华读书报》2016年2月17日。
4赖赫淮恩:《中国与欧洲》,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196页。
5该译文的拉丁文原文载于China Mission Studies(1500—1800),Bulletin 1,1979,p.11,中文译文转引自:张西平:《游走于中西之间:张西平学术自选集》,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6培尔:《历史批判辞典》,转引自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史研究》上卷,第101页。
7狄德罗:《致索菲·沃郎夫人的信》,转引自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史》上卷,第271页。
8参见A.茨木普耐尔:《中国哲学和沃尔夫》,《哲学译丛》1962年第3期,第59—72页。
9霍尔巴赫:《社会之体系》,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72—273页。
10居茨拉夫(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在中国近代文献中常用的名字是郭实腊,参与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翻译的新约《圣经》曾为太平天国删改后采用。
11参见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文化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2—93页。
12关于杜尔哥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他对亚当·斯密的影响,参见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319—326页。
13穆尔:《人生哲学之比较》,转引自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史》上卷,第446页。
14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452、454页。
15罗曼·罗兰:《1919年8月致泰戈尔》,参见许苏民:《中西哲学比较史》上卷,第411页。
16参见冯兴元:《从老子的“无为而治”到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东方早报》2014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