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杨奎松教授近年来研究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约为1927-1937年前后）的一些成果。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了百余次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长征途中，中共逐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进一步确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需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研究中的几个观念和方法问题——以福建事变的应对策略为中心》一文发表于《苏区研究》2020年第4期。作者指出，相对于已经公开的俄国和中国档案文献史料而言，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还明显存在诸多薄弱之处。以福建事变期间共产国际策略和作用问题的研究为例，面对大量新开放的档案文献及说法各异的回忆史料，相关研究应在方法上与观念上，具体而言，应在档案解读和史料运用方面，有更进一步的推进与深化。
《中共中央长征中开过“陈福村会议”吗？——对孙果达“答杨奎松教授质疑”一文的回应》一文发表于《苏区研究》2018年第3期。有关1935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何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又称新三人团）的问题，2005年孙果达等提出了陈福村会议一说。杨奎松教授认为这一说法的主要论据及其论辩逻辑，都是不能成立的。
《对蒋介石“放水长征路”一说若干史实的考析》一文发表于《史林》2017年第1期。文章有针对性地讨论了“放水”说的由来、主张，在第五次“围剿”过程中蒋介石是否有压迫红军“西窜”的预谋，是否有意削弱和空洞西南的防御,以及蒋介石在中央红军突围前夕突然离开前线是否有意迟滞中央军的军事行动,以便利红军突围等问题,从史料出发,分别做了较详细的考析。
《关于长征途中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确立问题的再考察》一文发表于《苏区研究》2016年第4期。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全权负责军事指挥的“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究竟成立于何时，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三人小组，而且为什么毛泽东建议由这三人合组这样的小组，来代替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文章梳理了中共中央设置新“三人团”决定生成发展的逻辑脉络，进一步探析了新“三人团”成立的时间及原因。
《24岁博古如何一跃成为中共“总书记”》一文发表于原载《文史博览》2013年第2期。博古以24岁的岁数和资历当上中国共产党的最高负责人，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作者认为博古之所以能一步登天，原因有三：一是在历次“路线”斗争中站队站得好，二是教条主义学得好，三是赶上了两个难得的机遇。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