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李孝迁教授对于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学界的回应的一些研究成果。
《魏特夫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发表于《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西方汉学家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与近代中国学术界颇有渊源。他广交中国学者,其著作在我国学术界也甚有影响。然而,他的治学方法（以社会科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虽在中国赢得了部分信徒,但各派学者对他的批评并不少见,且中国主流学界并不认可他的成果。魏特夫在近代中国学术界的情形,若比较兰克、伯希和、白鸟库吉等人,便能说明外来理论学说为什么需要在本土的文化传统中寻找结合点,始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盲目接受西方某种研究历史的"范式",而不考量本土文化因素,这种尝试鲜少具有永久的生命力。
《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发表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第2期。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有长久的影响。《历史研究》出版之前,他在中国学术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是书出版后,更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如陈受颐、顾傲南、王绳祖专门写有书评;其余如张君劢、雷海宗、林同济、朱谦之、施子愉、黄文山、王绳祖等,均或详或略论及汤氏。不仅如此,该书当年颇受中国学生的欢迎,徐迟、金庸、章开沅、罗荣渠回忆早年读书经历,对汤氏印象深刻。194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汤因比兴趣逐渐升温的趋势,因政治鼎革,在1950~1960年代大陆和港台学术界出现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1970年代末以来,大陆和台湾学界都发生了一些新变化。1980年代大陆出现了"文化热",相隔十多年之后,汤著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在台湾,汤氏则已失去如日中天的地位。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一般历史学者很少再阅读《历史研究》,因为就历史学本身而言,此书很少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其贡献主要在思想层面而不是历史学。
《“思想界怪杰”:再论斯宾格勒在民国的影响》一文发表于《学术研究》2012年第4期。斯宾格勒学说在民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虽然有不少先行研究成果,但仍有不少史实有待发掘。本文所披露的王栻、林同济、罗荣渠以及《生死关头》、《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等相关资料,多为首次使用。这些新材料可以说明:《西方的没落》对中国学生群体有一定的影响力;民国学界对斯氏著作颇为关注,不仅《西方的没落》,而且其他作品,中国读者也并不陌生;中国学者如宗白华、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的积极宣扬,使其在民国学界中的西方资源里占有一个醒目的位置。
《“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一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20世纪以来,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多种语言的应用,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无形中给中国史学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诸氏苦心经营,激发民族主义,欲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把原本属于负面的包袱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民国史学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均受域外汉学的影响。当时国内学界虽然弥漫着与国外汉学争胜的气氛,但对海外汉学大体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既不盲目推崇,也不一概否定。然而,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和格义附会的流弊,此一恶习不仅至今不衰,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谓对中国史坛最大的挑战。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译著述评》一文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2年第6期。中亚探险旅行所产生的大量游记和考察报告,使这片原本令人陌生而神秘的地区在沟通古代东西文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突然呈现于世人面前,促进中西交通史这一学科的诞生。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