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本期选取了李孝迁教授对于西方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国内史学界影响的一些研究成果。
《德国伯伦汉史学东传考论》发表于《史学月刊》2009年第2期。在日本、中国史学的专业化进程中,德国史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史学方法论》经过日本史家坪井九马三的改头换面,变为《史学研究法》。20世纪初年,伯伦汉史学通过坪井《史学研究法》间接流传到中国,但最初影响甚微。五四以后,伯伦汉史学始在我国现代史学建设中发挥作用,如陆懋德、傅斯年、姚从吾、孔繁霱、张贵永等史家积极推广伯伦汉的史学方法。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专业都开设了与史学方法相关的课程,讲授内容基本以伯伦汉史学方法为旨归。伯伦汉史学渊源于兰克,而他突显的是兰克的史料考辨方法,以致后来傅斯年提出史学只是史料学,对民国史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发表于《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
《晚清中小学国史教科书述论》一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09年第5期。晚清学制改革,新式学堂风起云涌,课程设置的需要,直接推动了历史教科书的出现。民营出版机构的大量产生,为历史教科书走向社会公众提供了广阔的平台。缘于经营教科书有利可图,同时各派政治势力也需要借助历史教科书这种形式来宣传政治主张,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驱动下,清季迎来了历史教科书出版的高峰,数量可观,门类齐全,形式丰富。历史教科书在晚清文化史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也是史学史研究不应忽略的内容。
《葛兰言在民国学界的反响》一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葛兰言是20世纪上半期法国著名的汉学家,他的著作较早译介到中国,并在民国学界产生相当反响。然而时过境迁,有关民国学者评论葛氏的文字,散见于海内外各种期刊杂志,不易觅见,以致今人对葛氏在中国早期影响之状况,所知甚少。其实,葛氏汉学著作在民国学界有相当的流传及其正反评论,这些史实,也正反映了国内学人治学理念的差异。
《日本“尧舜禹抹杀论”之争议对民国古史学界的影响》一文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20世纪初年,日本汉学界提出的"尧舜禹抹杀论",对民国史学界有所影响。1920年代,"抹杀论"争辩余波转移至饭岛忠夫和新城新藏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论战,而国内正值"古史辨"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受东邻之影响,先后有不少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有史料显示,中国学术界不仅对日本提出的"抹杀论"并不陌生,而且东瀛汉学界这场持久论战,对我国古史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顾颉刚作为近代中国古史研究的领袖人物,亦了解白鸟库吉,并接触过其论著。民国学者的古史研究是整个国际汉学界有关中国古史研究学术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本土与域外存在学术上的互动关系。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