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的先行者：徐光启的开创性贡献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圣名保禄（Paulus），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是明朝末年一位杰出的儒学、西学、天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学等多领域学者，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面对明末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日趋空疏，导致社会危机深重的局面，徐光启积极寻求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学”。此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徐光启认为这正是匡正时弊的良方 。
徐光启接触西学的根本目的是“补儒”与“辅益王化”。他认为，传教士所带来的“事天之学”及其背后的科学知识，可以弥补儒家学说的不足，纠正佛道思想的虚无倾向，从而巩固王权、安定社会。他始终以儒者自居，将西学视为一种有益的工具和思想资源，用以重建一个更完整、更实用的知识体系。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而是寻求一种“殊途同归”，在中华文化的主体框架内，融合西学的精华，最终走向“会通超胜”的境界，为当时中国的思想世界重建提供了一幅新蓝图。本期选取了陈卫平、张践、周黄琴、邵红能、史习隽几位学者的文章，就徐光启对于发展西学的贡献展开进一步探讨。
《徐光启与明清之际后理学思想世界的重建》发表于《船山学刊》2016年第2期。陈卫平教授将徐光启置于明清之际思想转型的宏大背景下，论述了他对于重建“后理学时代”思想世界的贡献。作者认为，面对宋明理学末流的空疏与社会危机，徐光启等一批思想家积极寻求新的思想资源。徐光启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学说。文章分析了徐光启思想发展的两个阶段：早期，他希望以西学“补儒”，即用西方的实学来弥补儒学的不足 ；后期，他则走向了“会通超胜”的更高目标，试图融合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具解释力和实用性的思想蓝图。陈教授指出，徐光启通过引入数学、天文等领域的知识和方法论，不仅挑战了传统学术范式，也为晚明之后的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开启了思想世界重建的进程。
《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以徐光启信仰天主教为例》发表于《中国宗教》2016年第6期。张践教授以徐光启为案例，探讨了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文章分析了学术界对徐光启信仰动机的不同解读，反驳了认为他信教仅为学习西学或“全盘西化”的观点。作者指出，徐光启信仰天主教的根本目的在于“补儒”和“辅益王化”，即利用天主教教义和其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来弥补当时儒学和佛学的空疏之弊，以应对晚明社会的危机。文章强调，徐光启始终以儒者自居，在他的观念中，天主教的修身事天与儒家的忠孝伦理可以相符，是一种“殊途同归”。作者认为，徐光启在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同时接纳外来宗教，为如何在不同文化间寻求和谐共存、实现宗教的本土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
《论徐光启的辟佛思想及其所引发的佛耶之辩》发表于《基督教学术》2017年第2期。周黄琴教授聚焦于徐光启作为天主教徒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引发的宗教论辩。文章详细分析了徐光启在《辟释氏诸妄》等著作中对佛教核心教义与实践的系统性批判，例如他运用二难推理等逻辑方法，对佛教的“破狱”“施食”“轮回”“禅宗”等观念提出质疑。文章指出，徐光启的辟佛思想虽受利玛窦等传教士影响，但更侧重于匡正社会流弊，其出发点根植于儒家的经世致用情怀 。数十年后，徐光启的批判引发了新的佛耶之争，僧人普仁截撰文反驳，而天主教徒张星曜、洪济则联手再反击。周教授最后通过梳理这场论辩，呈现了晚明时期儒、佛、耶三教之间思想碰撞的复杂图景。
《徐光启：研究和介绍西方科学的先驱》发表于《文史春秋》2019年第6期。邵红能将徐光启定位为一位开创性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是明末的政治家和学者，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将西方近代科学引入中国的先驱。文章概述了徐光启在多个科学领域的卓越成就，重点介绍了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贡献，并确立了“几何”“点”“线”等至今沿用的中文数学术语。此外，文章还提及他在农学（著有《农政全书》）、天文学（主持修订《崇祯历书》）等方面的建树，强调他“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作者认为，徐光启的思想深受其家乡上海“海派文化”的影响，具有接受新事物的开放精神，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末清初上海天主教会与徐光启一族的田房交易——以〈敬一堂志〉为中心》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21年第4期。史习隽教授以《敬一堂志》为核心史料，深入探讨了明末清初徐光启家族与上海天主教会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史教授揭示了此前学界鲜为人知的细节，即徐氏家族与教会在田产和房产方面的交易往来。作者通过考察教堂建设、教会特有的“西儒官甲”田产制度以及房屋租赁等具体案例，系统分析了双方之间存在的三种经济关系：徐家对教会的资助、双方的互助，以及教会对家道中落的徐氏后人的援助。文章还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政策，探讨了上海天主教会如何逐步建立起经济自养体系，并反思了奉教士人家族与教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理解天主教在地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济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