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题目：徐中玉老师
作者：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原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转自中国知网
华东师范大学附近有长风公园。公园里有一个湖，叫银锄湖。住学校附近的教师，常常到这里绕湖而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没有看见徐先生在这里散步了。这原本是公园里的一道非常特别的风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银发满头，步子健朗地在前面走着，一个七十多岁的保姆，始终保持距离在后面跟着。我总觉得这样的一个风景，可以像湖畔的柳风，池塘的荷绿，中天的月色一样，作为长风公园美丽自然风景的一个部分，永远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然而终于有一天，我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有些东西，只能永远定格在过去，成为一幅永不复返的旧日风景。
徐中玉先生逝世后的这些日子里，意识到这样的风景成为过去，于是多少有一份责任，应该把我所了解到的东西写下来。像我们一代人，亲身接触过王元化先生钱谷融先生施蛰存先生这些师大前辈，忝而为懿亲弟子，他们生活世界与思想风貌，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我深切地知道，这一辈老师，不同于我们现在这一代，也肯定完全不同于将来的一代知识人，可能真的已经越来越珍稀，成为一道渐行渐远的历史人文风景，这个时代的一种遥远的记忆。因而，我自己写他们的文字，也将会渐渐成为对历史的一种守护与典藏，而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意义的悼念与回忆了。
华东师范大学是一个有学术传统的学校。其中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古今中西的兼容并包。现代新感觉派作家施蛰存先生推崇《昭明文选》、庄子，因而与鲁迅起争议的故事，是现代文学史的著名典掌。现代文学史家钱谷融教授对《世说新语》的终身酷爱以及与其老师国文教授伍叔傥的一生追随，也是一段佳话。徐先生的老师老舍，是著名的新文学家，但由于他在国学传统深厚的中央大学读本科，深深受到了这个区别于北大五四新文学学术传统的影响。我因为老父曾是中大政治系的学生，在重庆与南京各读两年书，因而有机会以此为话题，与中大的前辈（包括蒋孔阳先生等）叙旧，谈那里的一些旧人旧事，吴宓、宗白华、方东美、胡小石、柳诒徵、唐君毅等。我是“自我懿亲化”，抱一份“怡然敬父执”的情怀。我心中的学术，正是这样的长河千里；我心中的大学，正是这样的传薪不绝。而徐先生在中大重庆时期显露出其领袖才华，做文学会主席，更为活跃趋新，先后邀请郭沫若、李长之等新文学的代表人物来校讲学，在中央大学乃至在重庆都引起了轰动和争议。我以为，施、钱、徐三先生，以及先师，都有一种喜新而不厌旧的包容风范，这一点，似乎在我们这一代学人中，比较少了。有一回陈平原兄有点无奈，又有点宿命地说：“我们无论如何跨界，在别人的眼中，永远都是某某某是做这个的，某某某是做那个的。”学科的专业定位当然带来了学术的专精，然而也失去了一些格局、通识与时代情怀。某种意义上，我们越来越像日本汉学家了，然而并不一定学得到日本人的精致与从容。
华东师大的老先生拥有的另一个财富是“人格魅力”。在坎坷的时代人生际遇中，他们都立身有本，高风淑世，一个大写“人”字的生命故事，各自都讲得精彩。徐中玉先生因为不汇报许杰的言论而被打成右派，已成为佳话传诵。就四位先生的特点而言，以我个人的交往，无论是施先生的冰雪聪明，钱先生的豪华落尽，先师的健爽英发，都是一时之选。徐先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煦煦然仁者之风，与之相对，如坐春风。简单比较，徐、王、钱、施，就是春、夏、秋、冬。西哲喜说：我来了，我看了，我走了。康德每天下午三点准时散步，无一故事，何等无趣。吾国老先生尤其是文哲知识人，有故事才有情义，有光彩。生命才
枯干萎缩。徐先生长于奖掖提携后学是非常有名的。我隔一段时间去他家见他，他书房的桌子上总是报纸期刊杂志满案，吃惊的是，他总会提起我近期的某文，说某一个意思很好，嘱我多给他主编的《文艺理论研究》撰稿（但毕竟是本系的老师，我还是尽可能往外投稿）。有一回他很好奇地问我：你写的那些关于巴黎的文章，是如何写的？你懂法文么？我解释说，我学了一点法语根本用不上。文章中的这些材料，一是我有一个名为“法语王”的翻译器，二是我知道有一个很好的法国国际网站，可以搜索有关法国文化的大量信息。这些事无非说明了他对小辈的真正关心。他不仅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座师，还多次有求必应，担任我的博士生答辩会的主席。我后来偶然在他捐赠王元化学馆的书籍中，见到徐先生在我的博士论文上密密批注，满纸划杠，或指出硬伤，或商榷异见，或红圈，或问号，多达四五十处，我心中感愧交加，现在的博士论文评阅，有几人能做得到？
我自从1999年即参与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的工作，参与了学会的刊物编辑，而这个学会与刊物，正是徐先生在华东师范大学创立的三个学会与两大刊物之一（华东师大中文学科之所以发展得好，与期刊、学会掌握了学科话语权有重要关系）。既便是后来先生不再担任主编与会长了，他也十分关心刊物的稿源与学会的发展，以他对古今文学理论的宏观把控与前瞻眼光，给予重要的指导。譬如他的一个态度两个思想，一直是我们办刊的指导思想：一个态度，即办一份干干净净的学术刊物，不收钱。他多次对我说起某某或某某某要出钱，包一个专栏，他坚决反对，不为所动。在一些学术刊物拜倒在金钱之下的狂潮中，我们几个刊物没有倒下。两个思想，一是反省空洞，二是力尚创新。说来话长，文风空洞之弊，原本是八九十年代的一个通病。那是思想大于学养，口号多于真干，立场胜过论证的时代。徐先生主持的学会会风与刊物学风，纯正而稳重扎实，一步一个脚印走过四十年，深深获得学界的好评。而反对空洞文风，跟他长期以来一直注重资料卡片的习惯有关系，养成了言之有物的学术特色。后来他在卡片的基础上，主编了一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资料汇编》，很长时期以来，对于当时的研究者，这套书无疑是案头最重要的资料集大成。主张创新，我想这与他性格中关心古代文论的当代转化，有很大的关系。他跟元化先生这一点很一致，他们都不是书斋里的埋头故纸的学者，与当代理论思想，一直保持着必要的敏感性，因而有一种守正出新、活古化今的思维。他就像是一面旗帜，在古代文学理论学界，高标宗旨，聚焦人气，团结同道，发展出一波一波的新论述，使学科不断产生重要的学术活力与社会影响。
我们一起参加过上海、呼市、保定、武汉、济南、昆明、成都等很多届的年会，同车同机，甚至有时就住在一个房间里，照顾他老人家。徐先生头脑之清楚，做事之周到，思维之细致，八十多岁还能做总结报告，细大不捐，点评参会代表的论文要义，表彰有新意的观点，引发观点与观点间的联系，收放自如，被会员们视为奇迹。学会越来越发展壮大，有一千多名会员。记得有一次我曾与先生谈一困惑：“这个学会好大好杂，有人喜欢理论，有人喜欢文献，这两种人，将来如何在一个学会里相处呵？”徐先生回答十分干脆：“学会不改变什么，只是朋友聚聚，所有的意见，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不必担心。现在主要是生发与创意不够，这方面稍多加关注就可以了。”这是我在2001年10月6日的日记里记录的一段话，至今读来，其中智慧，为我辈所不能及。因势利导，相互促进，心情舒畅，一个一千多会员的学会，非常需要有一种具有人格魅力，仁厚慈祥的长者，而且心底无私，完全不计个人名利。仅以一事为例，徐先生有求必应，为很多人写序，因此而牺牲了自己写作专著的时间，有人曾经以此为诟病，认为序文太多。然而，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如果我们不要简单以一个“经师”来要求他，而以一个“人师”来理解他，他那样做，正是牺牲自己，而成全了许许多多的年轻后辈。
徐先生是非常温和而低调的人，我最难忘记的是每当王元化先生雅集的场合，元化师总是滔滔不绝，而徐先生总是说话不多，永远保持着一付笑眯眯的倾听者表情。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他还是会慷慨激昂，据理力争。2001年10月20日，———我的日记中记载：我们邀请林毓生先生来华师大文科大楼作报告，题目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王先生、徐先生都到场了。林先生报告中讲到，近代思想很多都是假问题，唯有一个真问题，即如何学西方，在他看来，非常失败。梁漱溟等人都不行。讲完，听众提问环节，徐先生说儒家在现代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他那时刚刚写了三万字有关《论语》的文章，有很多想法。而林先生打断了徐先生的话，说儒家不是不对，而是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基本上是一个零。但是在家庭、教育方面，仍有意义。在现代，儒家如果定错了位，就糟糕了。……徐先生这时也打断了林先生，说我看儒家不仅仅是以身作则，独善其身，而义利之辩、民贵君轻等思想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仍然有不朽意义云云。当时二位先生各执己见，都有点激动。后来我想了一下，其实双方都未能真正理解对方。林先生对中国传统，一贯持创造性转化的观点，重要是的要区分不同的领域，私领域的事情德性管，公领域的事情政治管，政治是一整套来设计与配套程序，传统帮不上什么忙。而徐先生身处中国社会历史情境之中，最了解中国的事情不能简单搬用来自西方那一套设计，而传统儒家绝不仅仅是修身一套，也有其核心的价值，可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与道德的基础。而两位先生有关《论语》的交锋，更可以看作中西观念长期磨合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传统思想自有其核心价值，可作现代社会政治与道德之基础。这是徐先生四十多年从事古典文论研究与大学语文教育的根本宗旨，他那一代人从五四新文化而来，又超越了五四的局限，回归了华夏文明的信心。信心正在传递中延续。记得徐先生家，住在师大一村的老式公寓的三楼。这座公寓里面全是老旧木地板。每回陪他一起外出开会，从机场乘出租夜深回来，都要踏上吱吱嘎嘎作响的老旧木楼梯，与先生作别。这回是永远作别，不会再踏上吱嘎作响的楼梯了。然而那情景所蕴含的一种岁时悠长之思与人情温润之感，却永远延续下来，不止是记忆，更是永不消失的温情与敬意。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