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两个关键时刻
作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3期，转自中国知网
晚近十年来，“技术”从人类文明史的幕布背景走到舞台中央，成为当代世界的核心关键词之一。技术政治学（technopolitics），是考察当代世界变局的一个新兴视角。与技术统治（technocracy）全然不同，技术政治学致力于聚焦性地考察“技术”本身在政治实践中的实质性地位与作用，而不再被仅仅窄化为政治学-行政学框架下的“治理技术”。
技术，实际上一直是人类共同体的核心构成性元素（constitutive element）之一。只是由于它所结构性具有的“看不见”属性（退隐在共同体的文明性背景中、退隐在“熟悉性的迷雾”），所以它极为有效地让自己始终处在政治的视域之外。在古代中国社会中，尽管技术的各种创新性突破此起彼伏，如造纸、印刷、纺织、陶瓷、冶铸、建筑等，甚至在20世纪还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话语（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然而始终没有形成以政治性的力量来促进与推进技术创新的发展，并以政治性的组织方式使得创新成果得到社会性的广泛应用。
所以，古代中国尽管技术创新众多，但大多皆肇因于个人以及民间的偶发性行为，其中著名者如公输班、沈括、郭守敬、宋应星等。这些代表性人物里尽管不乏身居士大夫者，然而这些技术创新并不是政治性地推进出来的，而是纯属官员的个人爱好与兴趣使然。这就使得在古代中国，技术创新在传承上很容易断掉，其应用也大多是在民间社会层面，而没有有效地得到政治性的组织。于是我们看到，技术在古代中国诚然没有像科学那样遭遇难堪的“李约瑟之问”，然而，它并没有在技术政治学意义上展开，而是主要以零星的、“自生自发”的形态生长出来。
20世纪被视作开启中国现代性的新文化运动，树立了“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面旗帜，科学自此成为中华文明在现代境况下自我展开的核心关键词之一。然而，技术仍然没有“被看到”。妥切而言，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第一个关键时刻，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该命题清晰地突出了科学与技术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的首要地位和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通过该论题，技术不但获得了一个明确的思想性的表述，与此同时也获得了明确的政治性的表述。“技术”尽管看似仍然跟在“科学”之后，但它在邓小平的论述中，显然具有独立的重要性。“第一生产力”论述，使得技术成为了政治的一个内核，政治围绕它而构建自身，故此，它开启了“技术政治学”而非“技术统治”。技术跟着科学一起，从诸种人类文明的关键元素中脱颖而出，上升成为国家发展的根本国策。进而，作为“第一生产力”论述的一个继承性发展，“创新型国家”更是一个典范性的政治技术学表述——技术创新成为国家建设的那个构成性元素（the constitutive element）。“看不见”的技术，走到了时代的前台，并在妥当的技术政治学意义上，成为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根基性元素。
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第二个关键时刻，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政府通过挑起贸易争端的方式，单方面一步步毁坏了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总体上呈现的合作关系。而细究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深层缘由，我们就能定位到：贸易争端表面上是发生在经济与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然而实则在根本上是技术政治学问题。美国的一些政客，恰恰是围绕技术创新以及同技术创新相关的知识产权等问题，来挑起两国争端——贸易争端的锋刃，毫不掩饰地挥向一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以研发实力见长的中国技术企业，旨在以技术封杀、堵杀、扼杀的政治手段，来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
针对当代美国这种针对中国的技术政治学部署，习近平于2013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恰恰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技术政治学宣言：尽管没有出现“技术”一词，技术诚然被实质性地放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
2017年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所作的主旨讲话中明确提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成为国家级绿色发展战略，而降低零碳排放成本的关键措施就是技术进步，如使用光伏、风力发电代替传统火电。近些年，中国政府在“硅能源革命”（光伏—特高压—储能—新能源车）的技术创新上，进行了政治性的部署。这里的关键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引领下，在当代中国，政府是启动并推进“硅能源革命”的关键性行动者，并积极介入“绿色溢价”（green premium）的应对，而不是全然将其推给企业。
2020年辞世的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其2018年的著作《负人类纪》中提出，中国政府晚近关于互联网+、普遍化的自动化、“智慧城市”上的战略性政策，正在积极地催生出诸种“负熵性工业”。“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这个概念因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写于2000年的《我们已进入“人类纪”？》一文而进入学界视野。在克鲁岑看来，工业革命以降（尤其是1784年詹姆斯·瓦特发明蒸汽引擎），人类仅凭自身这个单一物种，对这个行星面貌变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地质学纪元。“人类纪”的到来，一方面标识了人类这个物种所发展出的“文明”的巨大力量，另一方面也恰恰指向它在行星层面所导致的诸种巨大问题，从生态变异到技术末日，以及全球共同体秩序之无根性所造成的“黑洞性奇点”。斯蒂格勒将“人类纪”称作为“熵纪”（the Entropocene），因为在这个地质学纪元，熵剧烈增加，尤其是生物圈熵增速度更是急剧蹿升，“人类纪抵达了其生命界限”。在斯蒂格勒看来，人类纪“无法生活、资不抵债、不可持续”，它本身就是“一个行星尺度上操作的大规模且高速的毁灭过程”。
“熵”本身是一个物理学概念。热力学第二定律又被称作“熵增定律”，它指的是一个孤立系统的混乱度（“熵”）只会增加不会降低，直至抵达最大值（亦即死亡）。斯蒂格勒用“熵纪”来标识我们所处身的这个地质学纪元（“人类纪”），突显出了作为一个准孤立系统的地球在晚近数十年急剧熵增之状况。“负熵”（negentropy）一词由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艾尔文·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在其1944年的著作《什么是生命？》中提出，用来指所有可用的自由能量。在该著中薛定谔提出其著名的生物物理学论点，即“生命以负熵为食”。生命尽管体现了从有序走向无序——不可逆地走向死亡——的熵增过程，然而生命之“生”就在于它主动汲取负熵从而努力维持自身的低熵状态——通过汲取负熵来推后死亡。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生命每时每刻都在汲取负熵，从而导致行星层面的不断熵增；而人类这个物种的工业化活动，则快速加剧这一熵增速度。于是，“人类纪”（熵纪）标识了人类自身的末日时刻。习近平所号召的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转成斯蒂格勒笔下的技术哲学术语，便是走出“人类纪”（熵纪）、迈入以“负熵性工业”为文明主导的“负人类纪”——光伏产业就是典范性的“负熵性工业”。而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方案，就是围绕这样的负熵性工业，以全国一盘棋的方式展开全面部署。
斯蒂格勒进一步指出，“当我们进入熵纪而发生的这个进程，晚近被《卫报》称作特朗普纪（the Trumpocene）”。特朗普在“让美国更伟大”（MAGA）的旗帜下，在全球发动的各种“造墙”“贸易战”“退群”（退出国际组织），尤其是用其行政权力直接退出《巴黎协定》，严重致使行星尺度上的混乱程度急剧上升。另一位法国技术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其2018年著作《落向地面：新气候政权的政治》中更是尖锐地提出：特朗普代表了“离开这个世界”（Out-of-This-World）的政治视野，这些政客认定地球不会“对其行动做出反应”，他们的“视野不再属于地球的诸种现实”。而特朗普主义的后果，就是“消解团结的所有形式，既包括外部的团结（国家间），也包括内部的团结（阶级间）”，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主义政治是一种“后政治”。拉图尔甚至言辞激烈地提出：把特朗普主义政治和法西斯主义政治相比，对后者是“不公平”的（后者至少还塞进去“工业与技术现代化”的政治图景）；两者唯一相同的，就是“整个生意会终结于一个暴烈的洪灾”。在拉图尔看来，特朗普的姿态已然显明地触动一场战争，甚至是世界大战：“我们美国人并不和你属于同一个地球；你的地球可能被威胁到了，但我们的不会！”
当代世界并不只有“不在同一地球上”的“我们美国人”，当代政治世界并不只有“离开这个世界”的特朗普主义政客。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强调：“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在这里，习近平勾勒出了当代中国的技术政治学方案，并将其作为当下“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技术，在当代全球政治层面上，应该被用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应对人类纪（熵纪）的严峻挑战。换言之，技术应成为共同应治人类命运危机的利器，而不是各个国家彼此扼喉掐脖的利器。
在斯蒂格勒看来，中国的诸种战略性政策，“从熵纪——尤其当它还面对着、伴随着死路一条的特朗普纪——中开启另一条道路，这另一条道路是负人类纪的道路，它是新的革命性的工程”。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实践所标识的“负人类纪道路”，实质性地构成了当代世界冲出那彻底没有未来的“特朗普纪”的一个对抗性方案。这亦是目前人类文明地平线上唯一可被看到的替代性方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构成了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第二个关键时刻。技术政治学的当代“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当代中国技术政治学的演进，标识了中国在新时代进一步摆脱了“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框架，而呈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文明性格。美国已故政治学家、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提出：“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族；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追求富强”与“追求文明”，在现代西方文明的视角下，诚然是同一回事。然而，在中华文明的脉络中，却是指向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层级——恰恰在这上面“夷夏”得以区别。
当代中国的政治技术学实践——尤其是“负熵性工业”的快速成长与结构性展布——有力地标识出：中国崛起，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是中华文明的崛起。“一带一路”的全球合作倡议，以及晚近的中国对外疫苗援助，皆同民族国家狭窄视角下的自利自肥做派相反，同“让美国更加伟大”“美国优先”行径相反。中国在技术政治学层面的一系列努力，是在文明意义上，在人类文明意义上，在行星（planetary）意义上或者说“天下”意义上，去促进发展，去构建未来，去思考命运。
在技术政治学第一个关键性发展时刻，邓小平就提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而在它的第二个关键性发展时刻，习近平面对全世界政治家提出“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技术只有在彼此学习、共赢共享中，才能最大程度地助力于应治一系列全球危机上。换言之，只有在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框架取代民族国家框架后，技术才可能有助于“负人类纪”的推进，而不是成为推进“人类纪”加速熵增的核心发动机。
拉图尔追随大气化学家詹姆斯·勒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提法，用“盖亚”（Gaia）来指称这个行星。拉图尔强调，今天政治家必须“面对盖亚”来进行政治实践，“在人类纪时代中生活，就是迫使一个人去重新定义至高的政治任务：你正在通过怎样的宇宙学、在怎样的大地上，形成怎样的人民？”生活在人类纪中的人不能眼中只看到彼此、忙着卡彼此的脖子，必须注意到盖亚是敏感的，“盖亚并不承诺和平，并不保证一个稳定的背景”。和中华文明的“天下”概念相似，拉图尔的“盖亚”指向一个立体空间——大地这个“球体”之上、大气层这个“封套”之下的空间。这个立体空间，就是人的实践空间。更具体地说，这个空间就正是具有担当的当代政治家们“面对盖亚”“平治天下”的技术政治学实践的空间，去政治性地形成生活在该空间内、面对共同命运的“人民”。
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尽管一直躲在幕布背景中，然而它始终是一个左右文明之命运的主导性力量。在这个“加速主义”时代，技术已经走到前台——人类已经是一个拥有改变行星地质面貌的“技术文明”。然而，在人类纪中的人工愚蠢，正在把整个人类文明拉到深渊边缘。这些年来我们一起见证行星层面的急剧熵增，这恰恰是“美国优先”发展道路的产物。人类纪正在进一步变成“特朗普纪”。
所幸，我们还有替代性道路。扎根于其胸怀天下之文明性性格，当代中国（中华文明）发展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框架的技术政治学，并作出一系列结构性部署与负熵性努力。这是一条追问“全面脱钩抑或相向而行”“美国优先抑或共同命运”的文明性道路。这是一条旨在应对并冲出人类纪困局的“负人类纪道路”。世界（“盖亚”）需要中国，因为中国为她而奋斗。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