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

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辈“无敢改错”。《明史·儒林传序》则曰：“学术之分，自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学者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人。他科举蹭蹬，二十七岁从吴与弼于临川，“未知入处”；归里杜门，日靠书册，“忘寝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焉”；终乃“舍彼之繁，求吾之约，惟在静坐”，一旦“此心之体隐然呈露”，遂自信曰：“作圣之功，其在兹乎！”此“未得”与“有得”之间，正是明代学术转捩所在。本期五文即由背景而话语、由境界而传承、由比较而定位。

景海峰《陈白沙与明初儒学》以“自得”“自然”“主静”三义立纲，为全组张本。白沙倡“自得”，由其科场屡黜的惨痛经历，遂拒斥主流学术而自处边缘；“学宗自然”，须在朱学传统与心学同调两种反应中辨之；“主静”一义，向来为争议焦点，则由“主敬”“主静”之纠葛、动静合一、养善端与辨人禽数层，扶出其济世苦心。文末尤可味者：白沙同门无同调，思想支援反来自陈剩夫、蔡清等“散兵游勇”——明初学术解体的消息，于此可见。

朱人求《“六经糟粕”论与明代儒学的转向》以一个核心话语为线索。文章溯自《庄子》轮扁斫轮、《淮南子》“圣人之糟粕”之改称，中经何晏、荀粲、程颐“不及道”即成“无用之糟粕”、曹端“始当靠之以寻道，终当弃之以寻真”，至白沙乃有二十六条论述——“文辞粃糠”“左右六经”“六经在心中”“章句糟粕”。作者判定：白沙之“自得”与“静坐”，皆以“六经糟粕”论为前提；此论之效，见于明代儒学的三重转向：由格物而格心，由繁琐而简约，由敬畏而洒脱。

路径既明，当问所归。雍繁星《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指出，白沙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异，分野恰在对“孔颜乐处”的理解。白沙以“鸢飞鱼跃”状“自然”之境，以“真乐”为与道合一之验，揉合儒、庄、禅，终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伦理内涵。作者不讳言其间紧张：此境既以物我本然为道，顺之则“凡存在皆合理”，与程朱理欲之辨相悖；白沙徘徊于“名教”与“虚寂”，诗酒山水、纵情放达，遂为心学超越性最充分之表征。此矛盾实为理学固有，白沙使之明朗而已。

学既成家，则传之者何人？黎业明《湛若水对陈白沙静坐学说的阐释》以《白沙子古诗教解》与修订本《白沙先生诗教解》为中心，作文献比勘。湛若水于“自然”“自得”阐扬不遗余力；独于“静坐”，则每将主静与主敬相提、虚静与动实并论，引“道无动静”之语相证，意在淡化主静色彩。至嘉靖四五年修订诗教解，竟将论主静诸篇整段删除；《雍语》记其答问，谓“静中端倪”为“始学者发”，且明言“孔门无静坐之教”。由回护而批评，由阐扬而删削，师说传承之分化遂有踪迹可寻。

最后，黄明同《阳明心学与白沙心学之异同》把白沙放回明代心学脉络。文章先破“阳明为白沙衣钵真传人”之说，谓其论据多为诗句与推论；二人之同：以静坐为门户，以无欲为枢纽，向内体悟本体之心，兼容禅而归孟。其异凡三层：阳明主“心本体”，白沙主“道本体”；阳明言“心外无物”，白沙言“道通于物”；阳明主“致良知”，白沙则求“心”“道”之“凑泊吻合”而为“得到”“会理”。白沙“心”“道”为二，经湛若水“随处体认天理”下传，与阳明“心即理”终成鼎立。文末更以明代心学为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文化转型首波。

五篇合观，线索分明：景文立其背景与纲宗，朱文抉其话语与路径，雍文探其境界与旨趣，黎文考其身后之传，黄文定其在明代心学中的位置。白沙之为“开端”，其意义不在体系之完密（论系统与精致，远不及阳明），而在于以一个边缘者的静坐体认，把“作圣之功”从经籍与科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还给了“匹夫匹妇”胸中的全经。黄宗羲说“作圣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始明”二字，正是本期诸文共同致力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