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题目：许纪霖，教授在B站
作者：陈娟、吴舒霈
本文原载于《环球人物》2021年第07期，转自中国知网。
许纪霖未曾料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成为新闻的主角——他进驻B站，作为一名up主开讲中国传统文化课。
第一课，他讲的是《儒家替谁背了重农抑商的锅》。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古代中国人信奉儒家伦理，重义轻利历代统治者又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最终导致商业不发达。许纪霖认为“这只是一种错觉”。那么抑制商业的思想究竟来自哪里？他的答案是“法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孝公时期提出变法，对商业课以重税。究其原因，一是私人工商业会让国家失去从军杀敌、务农种田的劳动力；二是私人工商业会削弱国家实力——财富流往商人手中，也会给商人干政留有机会。变法100多年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例子，大商人吕不韦“投资”了秦异人，扶持他登上王位。等到嬴政即位，吕不韦还当上了宰相，在秦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儒家的国家经济政策与道家相似，是自然而为，轻徭薄赋，与民生息。法家就不同了，是‘国家主导，与民争利’。”许纪霖讲道，重农抑商是儒家替法家背了锅，而且一背就是好多年。这一讲刚一上线，播放量就过万。
“学者进驻B站的是少数，也有些出名的。但像我这样讲传统文化的，恐怕并不多。”许纪霖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面前的他，穿灰色西装，内搭灰色高领毛衣，戴方框眼镜，讲话有理有据、娓娓道来，儒雅而斯文。两年前，他在“得到”上的音频课《中国文化30讲》上线，反响颇好，之后在课程原稿基础上修改，扩充至50讲，成书《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于近日出版。与此同时，他又化身up主，将这50堂课制作成短视频，讲给更多年轻人听。
“我认为学者更需要‘降维启蒙’，当然‘降维’只是个玩笑表述，我并不认为谁高谁低。但是，如果要继续从事知识和文化启蒙的话，就不能固守自己的阵地。我们为什么不能跟着年轻人走呢？到年轻人活跃的空间里去，通过他们愿意接受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知识、思想。”许纪霖说。
一份整体性的中国文化认知地图
许纪霖是在2017年底收到“得到”邀请的。那一年，罗振宇注意到一个变化，商学院课程越来越注重人文素质培养，职场人士也有此需求，于是制定了一个宏大计划——将一批人文课程搬上APP。其中就有政治学者施展的《中国史纲》，通过对3000年中国历史的回望，不断还原“何为中国”。这门课很快成为爆款。成功之后，“得到”找到许纪霖刘擎等一批学者，邀请他们开讲人文系列课程。许纪霖选择的是“中国文化”课。
“当时知识付费正热，我怀着尝试新事物的好奇心，贸然答应了。”许纪霖回忆说。关于“中国文化”，他并不陌生，早在2000年，他便在华东师范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中国文化概论》课，差不多每隔一年上一次，成为自己的“品牌课程”。让他未料到的是，音频课与课堂截然不同几乎要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接下来整整一年半，他都在和“得到”主编一起打磨课程，一遍又一遍退稿、改稿，“说是一场痛苦的炼狱也毫不过分”。
经多番打磨，这才有了线上的《中国文化30讲》，以及如今的《脉动中国：许纪霖的50堂传统文化课》。
“我讲传统文化，会首先给你描绘整片森林，这样你就能自己去欣赏每一棵树木。”许纪霖说。所谓的森林，就是一个系统性框架。他讲传统文化，分两大脉络和一个“总体结构”：一个是精神脉络，中国的思想以儒家为核心，其他思想如法家、道家，还有宗教，与儒家或互补、或合流；一个是现象脉络，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勾勒和描摹中国文化的面貌；还有总体结构，时间上——中国是贯穿历朝的文明共同体，而空间上——中国是多种文化、多个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
“提供—份整体性的中国文化认知地图。假如没有地图，我们常常会在探险的旅途中迷路。不带地图的驴友，是盲目的，更是危险的。”许纪霖说。而为了让驴友在探险途中不枯燥，他还调动自己多年授课经验，让课程更加有趣，方法便是将概念、理论落到人和故事身上。
除了系统性、故事性，许纪霖的传统文化课，另一大特点是“当下性”。他讲董仲舒的“三纲”，提到君臣之道，会联系到现今的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国家必须对国民负责，国民才有忠诚国家的义务”；他讲中国文化中的“伦理本位”，即在中国古代，人是一种关系的存在，每个人都要对别人尽道德义务，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中国成为一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靠的不是信用而是人情”；他讲科举制，联系到现今的高考制度改革难题……
“他格外关注传统对现代的意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在今天仍然塑造着我们的心灵与生活实践。”同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刘擎说。两人是相交多年的好友，一个教授西方现代思想，一个教授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经常在一起探讨、辩论。
和年轻学生接触的越多，许纪霖越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对启蒙问题不感兴趣，认为与自己的生活无关。有一次，他请来三位年轻老师，展开一场关于安身立命问题的对话。一位代表佛教徒，一位代表儒家，一位代表基督徒，现场爆满，远远超过一般的学术性讲座。他发现，人人的内心其实都在问一个活着到底为什么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人生教育和生命教育来解决。”
“我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关心的正是古典文化对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许纪霖说。
传统不是一件外衣
许纪霖并不是一开始就对传统文化感兴趣。
他生于上世纪50年代，小学时遭遇“文革”，中学毕业后下乡3年。1978年，他顺利地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4年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研究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其中的大知识分子，如黄炎培、沈钧儒等人的历史命运，深深地吸引着他。之后5年，他埋首图书馆，坐冷板凳，研究史料。
1987年，许纪霖写下第一篇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人格》，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之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成为《读书》杂志的常客，各种赞誉约稿纷至沓来。也正因为此，许纪霖结识了王元化先生，一位对他影响最大、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师。
当时，王元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在《读书》和《走向未来》上读到许纪霖的文章，很是喜欢，便找来学生传话。许纪霖登门拜访，两人由此相识，走动频繁。“王先生家里的客厅就是一个公共空间，每天都有川流不息的人来拜访。”许纪霖回忆说，大家听先生谈思想、谈文化、谈自己的新课题，成为当年上海思想文化界的一道风景线。
上世纪80年代，国内掀起“文化热”，批判传统文化，拥抱现代文明。许纪霖身处其中，像许多同代人一样，“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坏东西，是走向现代化路程中有待克服的障碍”。当时，他投身西方文化当中，读西方的哲学与历史经典。“用当时一句很流行的说法叫‘告别黄土地，奔向蓝色文明’，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直到1993年，许纪霖才开始重新反观传统、古典的价值和意义。
那一年，杜亚泉的儿子杜其执找到许纪霖，告知《杜亚泉文存》已经编就，希望找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作序。杜亚泉是中国文化启蒙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亦算是许纪霖家族中的长辈——杜亚泉的侄女是他的祖母。为家族长辈的书作序，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王元化先生。先生一口答应，认认真真读了杜亚泉的书和其他相关资料。
有一天，先生突然打电话给许纪霖：“你们家族杜亚泉不得了啊！我读了他的文章，我们现在思考的很多问题，他在80年前就注意到了，而且，思考的深度要远远超过我们当今一般人呵！”许纪霖后来研读才知，在五四时期，杜亚泉就主张“接续主义”，“要把传统和现代接上，看起来保守，实则更理性”。
王元化先生的一席话，敲醒了许纪霖。此后，他开始查阅、研读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近代中国思想，依然处于中国传统的延长线上，仅学习西方思想，而不认知中国传统，那是缺了一条腿。再者，现代化越是深入，一个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就越突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又要到哪里去？这些文化认同的问题，深深地缠绕着我的内心。”许纪霖说。于是，他下定决心，寻找中国文化的源头所在。
1999年，许纪霖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在书店买到了港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劳思光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劳思光讲中国文化，不是按时间线来讲，而是通过讲中国过去的哲学、政治、制度、宗教、社会等，来一点点勾画出中国文化的脉络。”许纪霖说。第二年，受其启发，他在华东师范大学开设课程《中国文化概论》。
这一讲，就是20年。如今，这门课又通过音频、视频和书籍进行传播。“经过几十年的痛苦探索，现在才终于明白，‘传统’不是一件外衣，想脱就脱，想穿就穿，中国的传统内在于民族的生命之中，内在于每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许纪霖说。
网络革命与新知识分子
这些年，许纪霖一边教授中国文化，一边做学术研究。他的研究基本形成了三大领域：20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
他的生活很简单，读书、做研究、写作、教书，这学期为研究生授课，课程与思想史有关。偶尔与朋友聚会、聊天，或者出游。他喜欢组织学者对话，展开思想碰撞。去年年底，他和学者雷颐、羽戈就做了一次对谈，探讨120年前的庚子年中国。更早的时候，B站推出《后浪》视频时，他还找来“70后”“80后”“90后”，聚在一起，在线上对话，讨论后浪文化。
其余的时间，许纪霖一大半都花在网络上，浏览新闻以观世界。有时也上B站、看抖音、看《奇葩说》，了解年轻人感兴趣的内容。关于网络，他从不排斥。从互联网论坛到博客，再到微博、微信公众号，一路走下来，每个平台他都留有踪迹，可以说是“一个深度参与者”。
《环球人物》：近两年，您提到了“新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出现？
许纪霖：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什么革命？网络革命，这场技术的革命会带来一场启蒙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变化：出现了一批新知识分子。比如大量自媒体作者、畅销书作者、知识付费平台的讲述者，包括《奇葩说》里的一些辩手，他们很难用传统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义。
过去，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通过印刷媒体，通过文字从事知识传播或者思想启蒙。现在一种新的方式出来，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其实，已经有成功者了。去年疫情时期，一南一北，造就了两个非常令人尊敬的公共知识人：一个是北京的罗翔，一个是上海的张文宏。他们一个是教刑法的老师，一个是医生，都属于很专业的领域，但他们能够把专业知识，用一种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展示成为一套公共的知识。而且这些公共知识背后，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情怀，尊重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情怀。
所以，传统知识分子在这些新知识分子面前有什么骄傲的理由？我们只有向他们表示敬意。
《环球人物》：但在很多人看来，像综艺节目、短视频之类的形式，呈现出来的难免只是一些知识点，或者是碎片化的东西。
许纪霖：对，不错，所以在上网的同时，也需要系统性地学习一些知识。不仅仅读我的书，也可以读其他学者的书，如罗翔的《刑法学讲义》、刘擎的《西方现代知识讲义》，等等，都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系统化的知识系统。碎片化的知识，并不是知识，只是以知识伪装的资讯，所以说，短视频也好，辩论节目也好，最终的目的还是作为链接一样，围绕你感兴趣的问题，吸引你去读更高阶的书籍，获得一个整体的三观。
《环球人物》：有人提出知识分子与大众传媒是要有距离的，毕竟大众媒体是一个向大众口味、兴趣低头甚至迎合的场域。您会不会担心它给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带来负面影响？
许纪霖：当知识分子进入传媒，特别是进入娱乐圈以后，里面本身的逻辑和规则一定会强势地改变他。那么他就要有一个自我意识：我的底线在哪里？我能够妥协到什么地步？不可否认，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可能进入娱乐圈的动机就不纯粹，要么为了获得更多的名声，要么是商业利益，他是没有底线的，久而久之一定会被改变。但也有一些成功的坚守者，所以并不能说只有守在象牙塔的一亩三分地里面才是纯粹的知识分子，出污泥而不染，才是真正的英雄。
《环球人物》：您现在对自己怎么定位？
许纪霖：一个知识分子。第一是有自己的专业，守住自己的专业，这叫知识。第二面向公共，能够在公共空间里面有一种对大众发言的能力，能够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能够通过他们所能理解的表达，尽可能地传递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为年轻人营造一个开放的、多元的、可供选择的思维空间。
《环球人物》：还背负着启蒙的责任？
许纪霖：启蒙是我们的宿命。但我还是要说，今天对启蒙有不同的理解，我试图赋予启蒙以新的价值和意义，以及新的方式，而不是固守在原来的领域。我个人的思想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启蒙的产物，但是现在我试图超越它。每个人的成功都有他的依赖路径，我看了太多成功的人最后毁在里面。所以，我想跳出去，试图能够跟上时代，和这个时代有某种妥协。
《环球人物》：您说的妥协是什么？
许纪霖：这跟我在大学教书有关，我接触的永远是年轻的学生。或者说，我对这个时代有一种敏感，一种好奇心。好奇心并不是说要媚俗，要跟着别人走，只是要去了解。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和五四的时候差不多，那次是一场白话文运动，今天是网络革命。你到底是回避网络？还是通过一场网络革命获得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和启蒙方式呢？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择。有些人愿意坚守，提倡严肃阅读。但我很清楚，对更多的年轻入来说，他们更愿意通过快乐的阅读和快乐的观赏来获得知识。而我也愿意为他们有所妥协，启蒙本身就是一个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互相平视、互相影响和互相改变的过程。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