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李文杰教授对近代早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些研究成果。
《论总理衙门的保奖制度》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8期。总理衙门仿照军机处建立保奖制度，对该机构中得力官吏进行奖励，便利其仕途升迁。其覆盖面广，内容优厚，在吸引京官进入总理衙门任职的同时，也将部分熟悉洋务的官员输送到海关道这类尤需交涉人才的岗位上。总理衙门优厚的保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晚清官场的铨叙规则。另外，在时人已经认识到的洋务(外交)人才需职业化这一点上，保奖制度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日俄战争之后中国收回威海卫的尝试与曲折》一文发表于《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1906年中国试图收回威海卫，是一件在晚清不无历史意义的外交事件。日俄战争后，俄国此前向中国强租的旅顺地区转手日本，中国外交官根据中英条约中威海卫的租期与俄租旅顺租期相同的规定，要求英国归还威海卫。英国因英日同盟的关系以及试图维护在华形象，同时担心归还后他国染指等因素，在该事情上拖延、敷衍，使得中国交涉失败。不过，晚清职业外交官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日益增强的国权意识却值得肯定。
《新发现的陈兰彬信函释读——留美幼童撤回事件之补证》一文发表于《史林》2013年第1期。长期以来，人们对光绪七年(1881)发生的留美幼童撤回事件的认识及评论，多依据容闳回忆录及部分李鸿章函稿的说法。对于该事件中最重要的当事人之一的陈兰彬，却因材料太少而缺乏足够的说明。新发现的陈兰彬信函证明，在该事件中，学生沾染洋习、不习中学，并不是留学事业失败的主因。留美幼童的撤留，与其说是陈兰彬、吴嘉善与容闳的理念之争，不如说是使团内部的人事纷争。
《继承与开新之间——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晚清总理衙门、外务部与民国初年外交部在人事关系上一脉相承，但随时代变迁、制度因革，其官员来源与结构有着巨大差异。总理衙门从经历科举考试的六部官员中考试选任官员，他们多由"正途出身"；外务部继承总理衙门的制度，然在1906年科举停废的背景之下，改变原有的考试之法，施行奏调。此后五年内，留学生、驻外人员、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举贡考试合格者，通过奏调或考试、掣签的方式，进入外务部任职，后科举时代外务部官员结构逐渐多样化。辛亥革命之后经南北和议成立的民国政府，将外务部改组为外交部，人员多从外务部留任，但大量裁汰原总理衙门官员、举贡考试人员及留日学生，通晓外语、有驻外经验者构成外交部官员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一个成长、选任皆具相对独立特征的职官群体。
《晚清驻外参赞研究》一文发表于《历史档案》2015年第1期。参赞是驻外使馆中仅次于公使的职位，负有沟通上下、辅助公使的重要职责。在晚清，包括参赞在内的驻外使团人员由公使自行聘任。由于出洋差使保奖优厚，且并无身份及外语能力的要求，因此成为公使及高级官员安插亲友、部属的机会，参赞成为谋求官场机会的奔竞之途，少有参赞久于其任，这些影响到参赞的来源、质量和外交效果，导致驻外使馆只能长期依赖洋员办事。庚子事变之后进行的外交改革，确定外交人员内外互换的原则，参赞来源开始出现大的变动，外交官培养逐渐走向职业化。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