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爱的本体论：一个巴迪欧主义—后人类主义重构
作者：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本文原载《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14期，转自中国知网
摘要：作为人类主义核心主题（乃至至高价值）的爱，被巴迪欧重构成为一个后人类主义的真理程序——一个通向“绝对差异的真理”的程序。爱不是属人的，而是非人的。然而，恰恰是这个本体论层面的黑洞性—深渊性的肇因，使得人遭遇有潜能引发主体性转型的事件。进而，爱是这样一个本体论场域，在那里，事件、实践和时间彼此纠缠。也正因此，爱不只是能够激发主体性转型，并且能够引致新的世界构建。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绝非一件无足轻重之事，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对于巴迪欧而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作出“我爱你”的宣言，就是一场使动物上升到人类、令事件上升到真理、将偶然上升到“命定”（永恒）的激进革命。
关键词：巴迪欧 爱 真理 触兴 事件 实践 时间
一、作为人类主义至高价值的“爱”
爱，是人类主义（humanist，汉语学界通常译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主题之一。托尼·米利根（Tony Milligan）在其论《爱》的专著中直截了当地宣称：“爱深层次地同我们的人性相嵌联。”［1］放眼我们周遭的日常世界，关于爱的话语铺天盖地：流行歌曲里满是爱，电影电视剧里满是爱，政治家、宗教领袖、乃至心灵鸡汤写手，也全部都喜欢谈爱。
爱，被视为解决当代各种“死局”（deadlocks）——从人际的“撕”、立场间的“怼”到国族间的“墙”——的根本答案。在《人类纪中的爱》一书最后，两位作者列出从使徒圣保罗“爱担负一切、相信一切、希冀一切、容忍一切”、诗人维吉尔“爱征服一切”，到披头士乐队“你所需的唯是爱”的诸种爱的箴言，并在这基础上提出：“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核心倾注（central preoccupation），其他一切事物就仿似浪费时间。”［2］199在作者们看来，“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的根本问题却恰恰正是在于，“不管我们如何热望，悲哀的真理是：我们背叛我们所爱之人。……关于爱是什么的任何理念，几乎都能很容易在理论上被接受，但在日常生活的诸种冲突与矛盾中，它并不容易在实践中被具身化（embody）”［2］201-203。换句话说，我们日常世界中爱恰恰具有一个“结构性不诚”：在话语层面大行其道、放眼皆是，在现实层面却恰恰缺失、无处可觅；在理念上被高举，却于实践中被彻底悬置。两位作者的分析，一方面诚然切中当代世界的症结，另一方面则实质性地把被诊断为具有“变态结构”（perverse structure）的爱置于核心位置，视之为解决问题的终极药方。换言之，只要我们真诚地坚守爱、实践爱，那么就能化解“日常生活的诸种冲突与矛盾”，甚至冲出“人类纪”这个死局。在这个意义上，爱，已然成为人类主义地平线上的至高价值。
在当代哲人中，吕克·费希（Luc Ferry）的观点极具代表性。这位巴黎七大哲学教授之一、法国前教育部部长晚近宣称，经历“对第一次人类主义的解构”［3］35后，哲学已经到达“第二次人类主义”（the second humanism）［3］47。伴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兴起的第一次人类主义，产生出了“爱的革命”，亦即，为爱而婚（marriage for love）。而经解构主义洗礼的当代人类主义，则进一步将爱视作“意义的一个新的原则”［4］62，并认为“好生活问题的答案，就在于爱的激情当中”［4］386-387，而不在抽象的“国家、革命、甚至进步（那些外在于和超越于人性的理念）”［4］398中。根据费希的“爱的哲学”，只有每个人成为真正的“个体”，爱才有存在的可能，“私人领域的个人主义仍然会完好无损”。但爱开创出新的生活意义：正是爱，使得“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舒适宜人的，不但属于我们，也属于爱人、孩子和未来的人们”［4］60。在21世纪的当代世界，“爱已是生活的中心，我们时刻想为所爱之人创造良好的条件，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快乐、自由和幸福”［4］63。在费希看来，康德的绝对律令是第一次人类主义的产物，而第二次人类主义的“新绝对律令”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行动：你能想去看到你所采取的决定被同时应用到你最爱的人身上。”［3］170可见，费希把人类主义地平线上的其他诸种价值（如国家、革命、进步等）都剥夺了至高性，而唯独给予爱以至高的地位——“生活意义的全新原则”。
正是在这样的“深度人类主义”背景下，阿兰·巴迪欧（Alan Badiou）对于爱的重新探访，鲜明地显示出这位当代法国哲人的激进锋芒：爱，并不是作为句号的最终答案，而是一个悬在我们头顶的最大问号。巴迪欧的一个核心学术贡献，就是重新在哲学层面开启了这个问题：“什么是爱？”［5］只有在回应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我们才真正能够做到妥当地“礼赞爱”。
即便人类主义确立起了为爱而婚的理念，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爱吗？就当代关于爱的话语而言，巴迪欧至少区分出了如下四种完全不同的类型：浪漫主义、法律主义（商业主义）、身体主义（怀疑主义）、实用主义。［6］21换言之，即便看上去都是为爱而婚，实际上却有四种完全不同的“爱”。最具有大众影响力的爱的话语，无疑便是对爱的浪漫主义阐释。爱情的美妙和喜悦，尤其是两个人初相见时的美妙感觉、脸红心跳以及随后的相思、魂牵梦萦，不只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或多或少都有过这种感受和体验，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从诗歌到小说，也深深充盈了浪漫主义爱情，而现在的影视作品，不管是大银幕还是小屏幕，则更是放眼皆是。在今天，说到爱，人们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恐怕主要都是浪漫主义爱情。
其次有影响的，是对爱的法律主义阐释：爱情归根结底是两个人之间的契约。这种对爱的理解，也是相当有市场。不要被浪漫冲昏头，最初的心跳往往是靠不住的，爱情必须通过契约才能够形成稳固关系。对爱的法律主义阐释亦包含一种商业主义的变体，换句话说，明确承认爱情的契约包含着利益关系。爱情的真实基础，就应该是利益互换——“门当户对”，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爱情可以持久下去的物质基础。今天各种婚恋网站，更是赤裸裸地把“月薪”级别、“有房”“有车”等作为搜索时的选项。“世纪佳缘”网站的口号是：“勇敢爱！”这个“爱”显然就直接包含了利益确认。
第三种爱的话语，是对爱的怀疑主义阐释。爱情十有八九不成“正果”，甚至带来创痛、乃至一辈子的创痛。这种高比例的失败，使很多经历者会倾向于拥抱对爱的怀疑主义话语：爱情很不靠谱；甚至，爱情是幻象、一个欺骗心灵的海市蜃楼。它只是深奥而虚幻的诡计，以保证物种的生存。对爱的怀疑主义阐释包含一种身体主义的变体，换句话说，爱只能是性爱，性是实在的、可捕捉的，但纯粹的爱则是梦幻泡影。李安2007年拍摄的电影《色·戒》对张爱玲原著的改编，就是基于对爱的身体主义理解：只有通过身体反复“确认”的爱情，才是真实可感的。李安在电影上映后的一个采访中说道：“在影片里，王佳芝演戏动了真情，这就是着了色相。”［7］可见，对于李安来说，“色”和“真情”是同一个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理解，电影《色·戒》以极度出位的刺激性方式，对性爱做了赤裸裸的视觉表达；而在张爱玲原著中性的描写极其稀少，一笔带过。［8］对爱的这种怀疑主义—身体主义观点，在今天其实很泛滥：“约会”，在今天已悄悄地被另一个词所取代——“约炮”。在斯雷可·霍瓦特（Srećko Horvat）这位巴迪欧主义者看来，这便正是“自由主义式万事可为”（liberal permissiveness）的后果。
最后还有一种，对爱的实用主义阐释。实用主义爱情观认为，浪漫主义所宣称的那种爱情，是一种没有用处的冒险；最实际有效的，是通过消费（从浪漫大餐到凯迪亚钻戒……），温情脉脉地建立配偶关系，并在避免激情、坠入爱河的基础上，合理安排充满愉悦与享受的性关系。这种阐释并没有走到任何一个极端，如强调性爱或利益，而是囊括这些因素于其中。日常生活中，许许多多人实际上是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爱情——爱情没那么浪漫，也没那么势利，或色欲熏心。爱情只是生活中的一块，甚至只是一小块，能够比较经济有效地处理它就可以了。换句话说，不要太把它当回事！
在巴迪欧看来，尽管这四种爱的话语甚嚣尘上、各卷一边天，但恰恰在我们的时代，“爱正在备受威胁”。［6］10从几乎同费希全然相反的角度出发，巴氏同样提出：今天作为一个哲学家，必须要去全力捍卫爱。和费希一样，巴迪欧同样经历了解构主义洗礼，且都未止步于解构主义：费希回到人类主义（所谓的“第二次人类主义”），而巴迪欧则实质性地走向了后人类主义。这导致了这两位当代法国哲人皆致力于把爱引入哲学的内核，但对爱的论述却是彻底地南辕北辙。
在巴迪欧看来，哲学（philosophy）结构性地内含爱：哲学就是爱智慧；而智慧者，就是沐浴在真理阳光下的人。于是，爱，是哲学的起点，真理是终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对爱的重访，出发点是如此简洁而纯粹：“哲学”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爱”是通向真理的通道。“在我们的世界里，爱是真理之普遍性的守卫者。”［5］59除此之外关于爱形形色色的话语，都是对爱的瓦解与掩埋。
二、爱的激进性：通向“二”的真理
同上一代致力于解构体系的法国哲人不同，巴迪欧是一个体系性的哲学家：巴氏关于爱的重访，正是其哲学体系的一个构成性部分。关于爱的巴迪欧主义重构，其最核心的原创性在于：爱同科学、艺术、政治一道，被界定为四个“真理程序”。在不同的场合，巴迪欧又把这四者称为哲学的“四个条件”。
在其人类学论述中，巴迪欧提出一种后人类主义的“人性”概念。在他看来，“人性”提供四种“真理程序”：科学、艺术、政治和爱。巴氏又把真理程序称作为“类性程序”（generic procedure），即人类定义自身的程序。只要存在着科学、艺术、政治和爱这四个类性程序，“人性”即可以被证实仍然存在。换句话说，“人性”并不像人类主义者们所预设的那样，内在于人类个体之中（无论是普遍内在于每一个个体抑或少数卓越个体），而是存在于科学、艺术、政治和爱这四个真理程序（类性程序）中。基于这种后人类主义的人性论，巴迪欧区分人的生活和动物式生活：动物仅仅追求自然欲望的满足、幸福、安全等，而以人的形态活着，就意味着不断把自己“合体”（incorporation）到真理中。巴迪欧写道：
主体的合体，就是一些人类动物合体到某种可以称作为真理进程的东西中。这就是在肯定的辩证法语境下，我们可以用“人性”和“人类”这些词的全球场域。［9］12
换言之，倘若丧失经由四种程序而达成同真理的“合体”，那么，彼时尽管仍会有一个个个体，但不再有“人性”抑或“人类”。在巴氏这里，“人性”，实则是无数独一无二的真理的历史集合体。［5］55正是在捍卫真理（以及作为真理之历史集合体的“人性”）的意义上，巴迪欧呼吁哲学家必须去全力捍卫作为真理程序的爱。
现在，对于关于爱的巴迪欧主义—后人类主义重构，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爱通向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真理呢？对这个问题，巴迪欧本人给出的回答是：作为一种非主体性的本体论肇因（ontological cause），爱，让我们走向“关于‘二’的真理”。
爱情把我们从“一”带到“二”，这也许再简单不过，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但是，“二”到底意味着什么，很少有人真正想过这个问题。爱带来的，实则是一个生存性的剧变：在遭遇爱之前，人只是一个单子，是一个“一”。爱，打开了从“一”通向“二”的通道，将差异插入到同一中，用巴迪欧本人的话说，“爱根据‘二’而将‘一’打碎”。［5］59
自柏拉图以降，我们所理解的真理，都是关于“一”的真理。这个“一”，可以是那一个个作为“主体”的个体（亦即，被预设为自足、完整、自主的“现代个体”），也可以是太阳、黑猩猩、美国、特朗普，抑或战争、房价……“一”本身，构成了一个整体单元。而“二”的真理，不是关于某种统一体的真理，而是关于绝对差异的真理。不同于上一代解构主义哲人，巴迪欧仍将“真理”视作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但他笔下的真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的真理。在巴氏这里，真理无法被符号化，只能“根据四种独特的进程类型而被展布”，而爱就是作为四种独特进程的真理程序之一，使得人们通向“二”的真理。“爱，是对真理的一个生产——不是一的真理，而是二的真理。”［5］53“二”的真理，绝不是让我们获得普遍性，而是让我们获得有限性。“二”，被巴迪欧称为“有限性的第一次打开、最小但是最激进的打开”。［10］
对于费希而言，只有在爱中，“一个人才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一个人才会成为一个人”［4］421；而对于巴迪欧而言，恰恰只有在爱中，一个人才能告别“独一无二的自己”，告别“成为一个人”。在爱中，人意识到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是彻底有限的。爱带给每个个体生命的，是一个“二的场景”（scene of the Two），或者说是绝对差异的场景。这个场景，在你遭遇爱之前，并无法进入。在该场景中，个体冲破对世界单子式、唯我式、自恋式的体验，转到对“二”的体验，也就是说，对绝对差异的主体性体验：他／她开始通过“二”的视域（亦即，去中心化的视域）来体验世界，重新审视一切事物。
于是，成为一个爱者（lover），意味着你不再是此前的你，意味着你必须去想，成为“二”而非“一”意味着什么。“lover”，绝不意味着你仅仅是某个人的“爱人”，而是意味着你自身的一个主体性剧变。换句话说，“lover”，是和“thinker”“philosopher”一样的词，它指向的不是一种人际关系，而是个体自身的实践——“to think”“to philosophize”“to love”。对一个个体而言，在爱中，意味着和他人共同—存在，建立“二”的视域。换一种方式来说，在爱中，两个人“合体”成为独特的主体——爱的主体。巴迪欧写道：
通过一个爱的相遇，这样一个主体出现了，在这个相遇中，两个性别化的位置发生了离散性综合（disjunctive synthesis）。因此，爱的场景是关于两性（最终关于纯粹差异）的“二”的一个普遍的独体得以被宣称的真正场景。［11］
“离散性综合”，是巴迪欧借自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术语：同黑格尔式“辩证性综合”相反，“离散性综合”结构性地把握两个序列，但不把它们简化到一个聚合中心或一个统一体。在巴迪欧看来，“二的场景”，就是“离散性综合”得以产生的场景，在该场景中一个全新的主体得以出现。这个新的主体，从差异性构建世界，以“二”而非“一”的方式构建世界。爱，开创一个独属于两个人的世界，并产生出关于差异的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诚然是一个“真理程序”，是建构真理的一种独特体验。爱者们彼此间的爱，不是聚焦在对方个体肉身上，而是如巴迪欧所写，“我们爱真理，所以我们喜欢去爱，也喜欢被爱。”［6］39-40
故此，爱通向“二的真理”意味着：爱，不是对你爱的那个人的一个体验，而是对世界的一个体验。“爱不是对他者的一个体验，而是在存在着‘二’的后事件状况下对世界或局势的一个体验。”［5］53从巴迪欧“二的真理”这一洞见出发，爱实则意味着：两个人不再是各看各的（契约主义爱情观），也不是满满地只看到对方（浪漫主义爱情观），更不是满目所见对方颜值身材（身体主义爱情观）抑或对方带来的实际好处（实用主义爱情观），而是通过“二的场景”来看世界。所以，流行歌曲里唱道的“我的眼里只有你”，恰恰不是爱，因为这种看还是唯我式、自恋式的。一旦没有转换成“二”的视域，那现在“你的眼里只有她”，之后你的眼里还会出现别的对象，你仍然可以一个人看得目不转睛。甚至就算你对眼中的她“爱”到耗尽生命，仍然不意味着你在爱中。很多艺术作品讴歌那种耗尽自己生命的爱情，称之为真爱，但实质上这仍然是“一的场景”。当真正通过“二”的视角来看，你的眼里不会只有她，而且有整个世界。故此，爱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一个“关系”（不管是契约关系、浪漫关系抑或冲突对抗关系），而是迈向真理的一个通道，是生命的一个重新创造（婚姻、孩子的诞生……），是让世界重新诞生的激进实践。
这个在“二的场景”中重新诞生的世界，不是一个新的“一”。尼可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社会语言学的层面上描述道：
爱的符号指向参照（significative reference）的普遍性，并不需要把身体局部的所有内部体验与行动都掌握其中；诚然，它也做不到。就像宗教或者法律的符号指向参照，没有事物根据本性而不与之相关，但也没有压强去使得每一步都同其规定保持一致。［12］
换言之，爱者不需要“把一切事物整合成为一个总体性（totality）”［12］。卢曼同巴迪欧关于爱的论述有很多不同，然而他们都拒绝让爱通向“总体性”。巴迪欧也会毫不犹豫地同意卢曼的如下论断：“爱规划出其自身的法律，不是抽象地，而是具体地在每个案例中，其所规划的法律只对那个案例具有有效性。”［12］177巴迪欧笔下的真理，不是总体性的真理，而是绝对差异的真理。
正是在通向真理这个意义上，爱和政治具有着十分相似的本体论结构。爱是“二”的真理，它使得我们以富有创造性的方式来处理差异。而政治是“多”的真理，它不只关涉两个人，而是很多人。政治使得我们转到异质性的视野，以创造性的方式来追求平等。爱，实际上是“最小的共产主义”。［6］90爱让我们置身“二的场景”，超越“一”的自私、自恋、对事物的私人占有，而是共同—生活，在共同中持存。故此，作为激进哲学家，巴迪欧声称：爱，让我们对共产主义始终保有信心。人的共同—生活能够整合所有的“前政治”的差异，那是因为：他/她是谁、出生于哪里、讲什么语言、什么文化，都构不成爱的创造的障碍。［6］62-63在巴氏这里，爱和政治都是产生真理的程序。爱生产的真理序列是：一、二、无限；政治生产的真理序列是：一、二、多、无限。并且，爱和政治，都包含事件、宣言与忠诚。所以，真正的政治家，必须是一个爱者。
三、拆除人类主义框架：作为触兴的爱
对于费希的“（第二次）人类主义”而言，爱是一种“我们对他人的情感”。［4］387而值得提出的是，经巴迪欧哲学性重访的爱，并不是一种人类主义的“情感”。换句话说，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成为爱的本体论源头：你没法产生爱，你只可能被爱击中。爱——作为哲学的四个条件之一、通向真理的四个程序之一——是一个非主体性的、后人类主义的本体论力量。
爱是“触动／触兴”（affect），而非“情感”（emotion）——在我看来，“触动/触兴”这个斯宾诺莎主义—德勒兹主义术语，是界定巴迪欧主义“爱”的最好语辞。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对“触兴”和“情感”，做了一个哲学性的区分：“触兴”是无主体性的（a-subjective）、非意识性的（non-conscious）、非符号化的并且未在符号性秩序中受到注册的、强烈的；而“情感”则是有意识性的、被符号性秩序认证过的、有意义的。［13］史蒂文·沙维罗（StevenShaviro）进一步写道：
情感是一种可被归于一个已经被构建的主体的‘内容’。情感是被一个主体所捕获的触兴；或被驯服、被缩减到如此程度，它变得和那个主体可以兼容了。主体被触兴所充盈和穿透，但主体具有或拥有他们自己的情感。［14］
作为触兴的爱，无法为主体所兼容：主体只能被它所“触动”，被它“充盈”和“穿透”，但无法“驯服”它，无法“具有”或“拥有”它。爱，是彻底无—主体性的。
爱在本体论层面上，呈现为黑洞性—溢出性的空无（void），纯然“不知所起，一往而深”［15］。爱触动主体，使之发生主体性变化，但并不归属于主体。然而，爱这种在本体论层面做幽灵性游荡的触兴，却在当代世界的符号性秩序中，被各种人类主义话语改造为一种归属主体的情感。在人类主义框架中，“非人”的、溢出性的爱，被改造成一种“属人”的、符号性注册过的（因而是有“意义”的）、甚至是一切生活意义的至高原则的话语性元素。但沙维罗强调，无—主体性的触兴，同时是“生产性的”与“症状性的”；它总会有一个剩余，越出“认知性界定或认知性捕捉”之外，没法彻底被转化为情感。［14］2-4换言之，对爱的人类主义改造（即，使之变成一种情感），无法彻底成功：该任务是一个本体论的不可能。
人类主义话语不只是把爱改造成一种情感；在今天，爱更是被经常理解为性爱。这就是为什么，对于巴迪欧而言，当代那四种关于爱的主流话语中最需要警惕的，就是对爱的怀疑主义—身体主义解读。表面上乍看上去，遵循对爱的怀疑主义—身体主义解读的性爱论者，是对遵循浪漫主义解读的情爱论者的一个反动。然而，对立的双方却恰恰同样受限于人类主义框架——性爱论与情爱论皆是从该框架中产生出来的话语。今天大量的智者宣称：爱并不存在，只是性的装饰，给性欲一个好看的门面。换句话说，只有欲望存在——性的欲望和嫉妒，才产生出“爱”这种虚幻性的东西。
在对爱的怀疑主义解读中，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的论述最有分量。巴特在其极具影响的《爱者絮语》一著中提出：爱是一个回溯性的虚构。爱是我们发明的故事，并回溯性地施加于我们的体验之上，把它转变为叙事。爱恋的现象，只是一段插曲（episode），所以我们叫它恋曲。它有一个开始（一见钟情），和一个终结（情逝、渐变无情、感觉消失、抛弃、自杀……）。爱的开始，是爱真正让人们着迷的部分；然而恰恰是爱的开始场景，根据巴特之见，彻底是回溯性重构出来的：永远是在事实之后，我重构了关于我当下体验的一个画面，而过去则在我的叙说中与这个画面相配合。所以巴特说，“没有爱是原始性的”，“爱产生自他人那里、产生自语言、书本、朋友”，爱者的话语产生自“关于那些地点（书本、邂逅）的记忆”。［16］爱是话语性构建出来的，是先前各种爱的宣言的一个蒙太奇拼接。爱自身，是爱者对诸种既存话语的操演性的再发布。说得再彻底一点：爱就是剧本；爱者都只是在念台词的演员，如此而已。巴特的小书，可以被视为“解构主义”思潮中的一支：它对爱施行了一个彻底的解构手术。但这样一来，爱就成为虚饰，而只有性才实实在在。爱成为冗余、骗局，那么结果是：两性之间，就只有性了。
表面上看，性比爱实在这个论述很难被推翻：性有物理性和生理性的证据，完全和身体关联，而爱仅仅是言辞的宣称。哪个真实哪个虚幻，似乎一目了然。然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开辟的思想传统，恰恰彻底颠倒了这个次序：“我爱你”这个言辞，才是真理，性的欲望才是骗局。拉康甚至说：“在（精神）分析话语中我们只做一件事，那就是谈论爱（speak about love）。”
拉康提出，爱与欲望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欲望只看见部分性对象，譬如胸部、臀部，而爱聚焦在对方中却比对方更“崇高”的那个小对象（objet petita），这个小对象是逃逸性的（elusive），绝无法在任何具体身体部分上定位到，它大于对方的总体性。难道不是吗？当一个男生满眼只注意到对方的胸部、臀部、大腿，甚至只是对方的锥子脸时，他会爱那个女生吗？身体主义爱情观，恰恰是对爱的彻底取消。对于爱者而言，对方的任何一个具体部分可能都是很有缺陷的、都无法催生欲望式聚焦，但合在一起却恰恰无与伦比、无可取代，仿似有一个神秘东西（“小对象”）逃逸出任何具体的经验性描述与定位。这就是爱与欲望的根本差别。拉康主义精神分析的一个关键论题就是：“并不存在性关系”（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exual relationship）。换句话说，性，实际上只是以他人为媒介和自己发生关系。巴迪欧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比拉康更直接地提出：所有非爱的性互动，都是彻底单子式、自渎式的。另一个人的身体，只是你自渎时的一个工具而已。
在出版于2016年的《爱的激进性》一著中，霍瓦特感叹道：“当我们今天谈论爱，难道我们不是绝大多数时候仅仅是在谈论性？在这个‘炮友’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肏的身体’（fuck body）。但实则我们所需要的，是关于爱的一个真正的重新发明。”［17］爱有着本体论的维度：由于小对象是无法捕捉的，实际上对方是以其所有的一切，喷发进爱者的生命，爱者的生命被打断、被重新组织。在爱中，当一方把身体交付另一方，身体层面的“快感”反过来是继生的，是爱这个本体论肇因所制造的效应（effect）。把身体交付对方，实质上是把自己交付给爱：身体的沟通，成为爱的言辞的物理表达。有爱的存在，性生活才真正成为两个人的事，才能成为“做爱”。在这一点上，齐泽克说得很到位：“真正的爱，在其自身中便是充足的，它使得性无关轻重——但正是因为‘在最根本意义上，性并不重要’，我们才能够彻底地享受它，而没有任何超我的压力”［18］134。故此，爱可以涵盖性，反过来则不行——性只是1+1，但没有产生出“二”。
爱涵盖性，这也使得爱不同于友谊：友谊不包含身体接触，而爱则是和对方的总体性相关联（因为爱指向在该总体性中又大于总体性的小对象）。在爱中，身体的交付变成该总体性的物理象征，不再是性的物理证据。每一次“做爱”，都是让彼此迈向“二的真理”的努力，都是在互相确认共同重新发明生活——这个实践，就在身体层面上开始。巴迪欧说得尤为浪漫：爱知道自己在那里，当每天早上醒来，爱者的身体会捕捉住爱。［6］37
四、本体论的裂缝：突然发生的事件
那么，我们如何通过爱走向真理呢？爱，哲学性地包含三部曲：事件、实践、时间。这三部曲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先后关系，而是结构性关系：三者彼此缠绕，共同编织出爱这首恋曲。
首先，爱就是一个相遇（encounter）的事件，是日常生活中突然刺出的一个事件。经典日剧《东京爱情故事》有一首主题曲，叫《突然发生的爱情》。爱，就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件。这个事件充满偶然性，无法依据世界的诸种法则来加以预计或计算。［6］31没有人能提前安排遭遇爱。你没有赶上班车而很偶然地走进咖啡馆：你很偶然地参加了室友组织的一个狼人杀活动，你正好这一秒而非下一秒站在了那个拐角扶住了差点滑一跤的他／她……稍微一点点的变化，你和爱就擦肩而过。
爱跟选择无关，你可以选择咖啡的口味，你甚至可以选择工作的地点，但没法选择是否进入爱情。爱直接撞进来，你直接坠入爱中。即便你很想遭遇爱，走遍城市或校园每个拐角，“向左向右向前看”，却仍然遇见不了。但当你彻底没有准备，甚至根本没有打算找寻爱，却突然之间遭遇爱情，突然之间“fall in love”。这就是作为事件的爱，它来自世界中的裂缝（crack in the world），你突然掉了进去。
进而，作为事件的相遇，以及该事件所启动的爱的程序，彻底打断日常的生活秩序，一如巴迪欧对事件的描述：“事件就是纯然打断法律、各种规则、局势（situation）之结构，并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9］3换言之，事件是无可预知的、对既有局势构成激进断裂的发生（occurrence），并具有在其中打开全新可能性的潜力。事件，激进地打破本体论层面的“是”（being）：事件属于非—是（nonBeing）之域，具有潜力去使得被局势的现状压制或被消失的东西变得突然可见。故此，事件性的地点，“不是局势的一个部分”，而是“在空无之边缘上”。［19］事件并不需要其他使他发生的肇因，事件本身就是肇因。［20］爱就是这样一个相遇事件：你没有准备，突然之间“fall in love”。“fall”是坠落，是一种失重状态、自己都无法控制的状态。甚至你也不想要这种状态，但就是赶不走，一种强大的力量就这样侵入了进来，你被另一个人所占据，茶饭不思，魂不守舍，平时的生活节奏全部被扰乱，被吸到一个漩涡中。那些平时对你重要的事，现在却变得不再重要，你也不再受制于日常生活的规则或律令——爱让你对此前一切有了彻底全新的体验，借用尼采的著名表述，让你彻底重估了一切价值。［21］故此，爱的相遇（amorous encounter），是对日常平衡状态的一个灾难性破坏，对个体此前原子式体验的“世界”的一个激进打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齐泽克写道：“事件不是发生在世界内的某事，而是我们观察世界与介入世界的那个框架的一个改变。”［18］10爱这个相遇事件，把你从“一”的场景，不容分说一把推进“二”的场景。
爱的事件，让你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自足的单位。你并不是一个“满”，而是一个“缺”。黑格尔曾写道：“在爱中的第一个时刻就是，我不再希望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人，我感到自己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第二个时刻就是，我在另一个人之中找到我自己，对应着我内部的某样东西。”［22］在黑格尔看来，爱让我们牺牲自己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重新降生为一个包含他者的整体。爱，让你打破自恋和自满：在另一个人之中的“你自己”，构成了你自己的一个激进溢出，但这个溢出性—否定性元素，冲开了自我的虚假的整全性。［23］
作为事件的爱，激进地重新定义你的生活：事件之前，这样的过去并不存在；事件之后，似乎从一开始从来就是这样。正如让—皮埃尔·杜佩（Jean-PierreDupuy）所阐释的，“正是事件的实现（它发生的事实），回溯性地创造出它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效应（偶然的相遇事件之发生），回溯性地创造出它的肇因（作为本体论宿命的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事件本身，实则就是本体论肇因。齐泽克写道：“如果很偶然地，一个事件发生，它创造出那个前在的链条，该链条使得事件的发生变得无可避免。”［18］146爱的相遇，就是一个典范性的事件：此前人生所有的弯弯绕绕、所有的苦、所有的选择，乃至所有的小插曲，都在这个突然到来的事件中，获得了它的意义——就是让你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遭遇爱。换言之，这个无法预测的事件，却赋予了相遇的两个生命以全部意义——不仅是之前的人生获得了全新意义，并且此后的人生也获得了全新意义。爱，使两个人生命轨迹发生交叉、混合、关联，之后变成两人的共同归宿和共同意义。他们通过“二的场景”，不断地重新体验世界，感受着全新世界的诞生，包括孩子的诞生。［24］
事件性的相遇，完全不受人的操控，它彻底随机、偶然，和运气相关，是纯粹的机运。所以，爱，往往被体验为一个奇迹。然而，这个奇迹，又带着命中注定的色彩。于是，爱，似乎同时具有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两个相反的特征。这是怎么成为可能的呢？
五、从后事件的实践到爱的时间结构
爱之所以可能，正是在于它并不只是事件，并且包含主体性的实践。作为无主体性的触兴的爱，当它触动主体——主体遭遇爱的事件——之后，它恰恰催生主体性转型与主体性的实践。作为真理程序的爱，恰恰包含了驯服偶然性的主体性努力。否则，最初的一个纯粹机遇、运气，怎么可以成为真理建构的支点？把爱从纯粹偶然性那儿拔离出来的力量，来自爱者的主体性实践；而其中至为根本的实践，就是去做出爱的宣言。最纯粹的爱的宣言，无疑就是这三个字：“我爱你”。
诚如巴迪欧所提出的，在今天，“我爱你”指向两种全然相反的状况。［6］43-44第一种，“我爱你”只是想把对方弄上床的诡计。这种诡计使得“我爱你”这句话变得彻底无意义，使它成为一个陈词滥调。第二种，“我爱你”，是我让对方知道，这就是让我全情投入的一切，我日后所有生命将围绕它重新组织。在这个意义上，说出“我爱你”，是一件绝不简单的事。我们看电影或美剧就会看到，很多人会想尽办法避免说“我爱你”，用各种方式替代，就是不让自己说那三个字。
恩贝托·艾柯（Umberto Eco）提出了第三种看法。他提出：包括“我爱你”在内，每一种爱的宣言，都已经是自我有意识的对早前浪漫的一次引述。每一个新的恋爱，感觉都是彻底唯一的、原始性的、本真性的体验，但实际上都是重复、抄袭：抄袭别人甚至抄袭自己。所以，尽管“我爱你”之类早已陈词滥调，但说出去效果仍然非常好。艾柯建议，在后现代社会中，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爱的重复性、平庸性。［25］不难看出，艾柯的论述，和巴特一脉相承：在巴特这里，爱者絮语总是产生自别人那里，产生自语言、书本、朋友。
巴迪欧的看法，完全同巴特与艾柯相反。“我爱你”尽管只是言辞，但把它“说”出来这个实践，却恰恰是激进的行动。“我爱你”这句话，把“我”和“你”这两个无法指代同一对象的代词，以一种去单子化的激烈方式联结在一起。巴迪欧指出，爱的语词和诗的语词具有结构性的相似：存在于爱与诗中的一个语词，其效应几乎通向无限；最简单的语词，却被注入一个它几乎无法承受的密度和强度。那是因为，和诗的语词一样，爱的宣言，就是从事件过渡到真理的一个构建。［6］44相遇是这样一个事件，它使“关于‘二’的设定”得以到来，但随后它会立即消失（两人返回各自生活），除非由一个爱的宣言把它固化下来。［5］57-58，［11］27爱，真正打开了从“一”通向“二”的通道，把人从“一的场景”推到“二的场景”。［6］29
不管如何表达，爱的宣言总是意味着爱者要从仅仅是运气、机遇、概率上，提取出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某种将会延续、将会持存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承担（commitment），一份忠诚（fidelity）。换句话说，要从事件过渡到真理，概率、运气、偶然性，在某一时刻，就一定要被抑制，被转化成可以延续的一个过程。而爱的宣言，就标识了这样的时刻。这样的主体性实践（宣言、承担、忠诚、创造……）的时刻，则指向了绵延的时间。关于爱的主体性实践，贯穿起了相遇的事件与绵延的时间。爱所通向的真理（“二”的真理），是一个需要被建构的真理。而爱的宣言也好，在“二”的场景中创造“世界”也好，都是将偶然上升到命定、从事件上升到真理的主体性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爱者来说，“我爱你”不仅值得说，并且值得经常说：“I love you”，“I love you”，“I love you so much”……爱，就在这些词语每一次被言说时，得到具化。
故此，爱开启了一个后事件的真理程序：在相遇的事件之后，爱旨在驯服偶然性，在事件（偶然性）中建构真理（永恒性）。对于巴迪欧而言，当你有了一个可以真正在局势中创造新可能性的事件（如爱的相遇），你必须通过真理程序（通向“二的真理”的爱）创造出一个新的主体性，否则你就浪费了这个事件，让它白白地消散无踪。换言之，如果一个爱者不用“我爱你”这个宣言把相遇这个事件固化下来，并进而创造出爱的主体，相遇事件很快就会消散如烟，一切回归日常生活。也正是在开启真理程序的意义上，爱指向解放：相遇的事件开启爱的程序，在该程序中新的主体性（爱的主体）经“合体”诞生，该主体打碎旧有的“一”（作为否定性力量的爱），并以“二”的视域重新建构世界（作为肯定性力量的爱）。
有意思的是，今天关于爱的诸种话语，很少涉及持续性。譬如银幕上的爱情故事，都是结束在两个人“在一起”的美满尾幕（happy ending），似乎爱自动就会延续下去。同样有意思的是，银幕上那些直接从“在一起”之后讲起的故事，则完全不再关涉爱的持续，而是转到婆媳、出轨、宫斗（或者和小三斗）、霸道总裁爱上单身妈妈等内容……换言之，今天爱的话语尽管泛滥，但最多只有上半场没有下半场，只是奇迹没有延续，只有瞬间的灿烂（事件），没有永恒的光明（真理）。对于爱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恰恰是下半场：上半场的相遇彻底不可控，而下半场的延续才真正和我们的实践相关，才是完全在我们手里面、能被我们抓住的部分。然而，现在极度流行的，却是“瞬间即永恒”（eternity is the moment）这种说法：似乎只要瞬间发生过火花，你就体验过爱了。这要归功于在艺术领域领尽风骚的超现实主义者们，对于后者，爱只有奇迹、事件，不涉及延续、绵延。正是为了反驳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巴迪欧提议：爱的话语里不妨少些奇迹性，更多聚焦艰苦的工作，聚焦那些在绵延时间中的不懈实践。正是在这里，巴迪欧引入“忠诚”的概念。忠诚不只是两个人彼此承诺不和他人上床，而是对事件（爱的相遇）的忠诚，让事件不白白发生、瞬间喷发后就迅即消失殆尽、在岁月中了无痕迹。换言之，忠诚，就是让事件去继续得以持存的主体性实践——通过这种后事件的实践，让事件去拥有永恒的属性。［6］43—44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爱而言，事件、实践和时间彼此纠缠。事件不是一次性的。“在一起”以后、进入“二的场景”以后，奇迹性的事件仍然会继续刺出，如怀孕、孩子降生。换言之，在两个人的生活过程中，将会有很多时刻，让我们以不同的形态重新回到事件性的地点，在这样的点上，我们必须重新做出爱的宣言，甚至是以紧急的形态。于是，爱的宣言也绝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当时“海誓山盟，此情可问天”、事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爱的宣言是长期的、分散的，甚至困惑的、纠缠的，需要不断重述，并注定要一次再一次地重述。甚至在爱的宣言将事件构建为真理之后，仍然会有新的事件涌出，让你重新回到开端，再次重新做出宣言。“I love you”是一个爱的宣言的实践；“I am in love”是一个在时间中绵延的状态。但只有不断的主体性实践，才能使永恒降临。
拉康把使偶然性上升为必然性的主体性实践，阐述为从“停止不被写下”（偶然事件）到“不停止被写下”（事件得以持存）的转化：
在否定的移置——从“停止不被写下”到“不停止被写下”，换言之，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中，具有这样一个悬置点，所有爱情都附着在这个点上。所有的爱情，其存活唯依靠“停止不被写下”倾向于做出否定之转换，转换到“不停止被写下”，不停止，不会停止。［26］
在拉康这里，精神分析就是去“不停止”地谈论爱。换言之，精神分析就是忠诚于爱的话语性实践。齐泽克对拉康的论述做出了一个很精到的阐释：“爱的发生，使其停止了不被写下的状态，当它发生后，它不停止地让自己被写下，所有之前的事情，都是朝这一点的努力，所有之后的事情，都是保持对这一点的忠诚。”［18］145巴迪欧则把“忠诚的主体”，视作主体的唯一真实形态：忠诚使得相遇的偶然性被征服，使事件上升为真理，日常生活中的人则转型成为忠诚主体。在巴氏的哲学体系中,面对事件会产生三种不同的主体：忠诚主体、反动主体、蒙昧主体。忠诚主体是巴氏眼中唯一真正面对在事件中真实裂缝的主体,该主体将从裂缝中展现出来的奇点性（singularity）上升成为普遍性。［27］
质言之，对于巴迪欧而言，爱首先具身化了“诸真理—事件的奇点性”。［20］143-144与此同时，爱又构成了“奇点崇高化为普遍的基础形式”。［27］100，［28］这就是说，爱首先指向事件性的爱的相遇，该奇点在既有日常生活（局势）中实是一个奇迹般的不可能（空无）；同时，爱也指向后事件的主体性实践，通过该实践，爱从偶然事件（偶然遇到你）上升为永恒真理（始终就是你）。爱，就是持之以恒的建构，坚持到底的冒险。在《爱的激进性》一书中，霍瓦特写道：“发生在爱上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习惯。爱（倘若真的是爱）是永恒动态（eternaldynamism）的一个形式，并与此同时忠诚于最初的相遇。”这个永恒动态，就是不断的“重新发明”。［17］4巴迪欧曾经在《爱的礼赞》一著中谈到了自己的故事。那时他已七十多岁，回顾自己的人生，巴迪欧说：他只有一次抛弃了爱，那就是他的初恋。当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想去补救这份爱时，一切却都为时已晚……在后来的人生中，巴迪欧说，他再也没有放弃爱。曾经充满犹豫、心碎、各种冲突，但再没放弃过爱。爱上她，就是永远爱上她。［6］46-47这位哲人已垂垂老矣，但他说出那番话时，是何等的顶天立地！
发生在我们个体生命中的爱的事件，以及随后那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行动，在生活的微观层面，却真正是激进的事件，在其坚持和延续中，承担着普遍的意义。尽管开始的相遇总是机遇性的，但一旦爱长时间延续，并且带来对“世界”的全新体验，那么回顾来看，它完全不像随机和偶然的，而几乎像是一个必然。爱者关于爱的主体性实践，就是从概率事件中，建构出充满韧性、似乎就是必然的事物——即，宿命（destiny）。
我们看到：爱结构性地包含（1）事件性的爱和（2）在时间中持存的爱；而爱者通过（3）不断重述爱的宣言的主体性实践（担当、忠诚），事件（偶然性）在时间（绵延性）中指向永恒（真理）。爱的根本关键——也是最大难题——就是在时间中刻写这份永恒。
诚然，对于个体而言，那种从概率到宿命的上升，无可避免会带来巨大负担：你不敢去想象“永远”意味着什么。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你用尽努力，爱就一定会持存、会胜出。这使得很多爱者最终怯场，做了爱的逃兵。然而问题就在于：任何一个时刻一旦放弃，爱便消逝。在《事件》一书中，齐泽克曾动情地写道：
当我全情地投入爱中，我准备好将我自己献给这份情，即便我提前知道它可能将以灾难告终，即便我提前知道在恋情结束后我会痛不欲生。但即便在这个悲惨的点上，如果有人问我：“这值得吗？你现在就是一个破碎之人！”回答是：“当然值得！它的每一瞬间都值得！如果让我重新再淌一次，我也愿意！”［18］69
爱的实践，就是一个点接一个点地去行动、去爱，不问代价、不问回报。爱不需要特殊的献祭仪式，不需要“真情不够，钻戒来补”，只需要那使相遇不再偶然的主体性承担，只需要对爱的宣言不断进行重述，一个词一个词地把概率打败，一天一天地把概率打败。
投入爱中，就意味着投入一场坚持到底的冒险，意味着不断合力去开创前方的绚烂美景。爱者，必须充满韧性，一吵架就放弃，一言不合、意见不同就分手，是对爱的羞辱。真正的爱，是对困阻障碍的持续的、甚至苦痛的胜利。经常会有人问：爱要如何“保鲜”？实则，爱是无法被“保鲜”的：“保鲜”本身就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案，因为你无论怎样保，都是保不住“鲜”的。厨房里的“保鲜膜”，最多只能延缓食物的变质而已。爱的实践，不是去“保鲜”，而恰恰是去创造——不断创造“鲜”，不断创造全新的“世界”。爱不只是两个人过家庭生活、“过日子”，而是不断地重新创造，不断让遭遇爱这个偶然事件具有时间中的绵延性，以至和一个不认识的人的相遇的绝对偶然性，最后产生了命运、归宿的气象。
爱者的主体性实践，就是努力使纯粹偶然性、随机性的事件，最终上升为一个具有永恒属性的真理。用更简明的方式来说，爱的实践，就是去消灭“人生若只如初见”［29］。之类的感慨——与其诗性慨叹，不如激进行动！“我爱你”，就是“我永远爱你”，就是我永不放弃。否则，人生就每次只能“初见”（相遇的事件），之后如同厨房里的食物那样每况愈下，差别只是腐坏的速度而已——彻底腐烂后再另找个人，重新开始腐烂过程……这是对爱的不断羞辱！时间的绵延，本身就预设在爱的宣言中；爱的实践，就是去努力将概率锁定在永恒的框架中。爱者在“二”的体验中，一个点接一个点地建构爱的真理，在时间中建构永恒。通过创造某种持存的东西，一个“世界”才真正地诞生。
流行歌曲唱道“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确实非常痛快、非常淋漓尽致，然而在共同—生活中持续地爱、永不放弃地爱，才是真正的淋漓尽致，才是用全部生命“表白”爱。是以，爱的工作（workoflove）比爱的奇迹（miracleoflove）更关键，不断地思考、行动、改变、创造，尽管繁重、尽管看不到头，但诚如巴迪欧所言，“幸福，会是所有工作的内在奖励”［6］81。
结语：爱、死亡与后人类
作为人类主义核心主题（乃至至高价值）的爱，在巴迪欧这里，被重构成为一个后人类主义的真理程序——一个通向“二”的真理（绝对差异的真理）的程序。爱不是属人的、而是非人的；然而，恰恰是这个本体论层面的黑洞性—深渊性——在现实世界中则呈现为溢出性—逃逸性——的肇因，使得人遭遇有潜能引发主体性转型（成为“爱者”）的事件。进而，爱是这样一个本体论场域，在那里，事件、实践和时间彼此纠缠。也正是在这三者结构性缠绕的意义上，爱不只是能够激发主体性转型，并且能够引致新的世界构建。
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曾在其名著《诸种致命策略》中写道：
爱一个人，就是把他从世界上独立出来，抹除关于他的所有痕迹，剥夺他的身影，将他拖进一个谋杀性的未来（murderous future）。去爱，就是去围绕另一方打转（就像围绕一颗死星打转），并把他吸收进一道黑光中。一切都豪赌在对一个人类个体之独异性的过高需求上。无疑，这就是让爱成为一个激情的力量：其对象被内化为一个理想的目的/终点（end），而我们知道，唯一理想的对象是一个死去的对象。［30］
爱，对于鲍德里亚而言，是“致命的”：被爱的那一方，永远已经（always-already）被充满激情的爱者所杀死。［31］
在我看来，巴迪欧对爱的重构，恰恰构成对鲍德里亚的一个回应：爱不是围绕另一方打转、对另一方之独异性进行理想化的豪赌，而是进入“二”的场景，去共同构建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死星，而是充满活力。如果说“一”的真理总是一方把另一方吸收进去的一道黑光，那么“二”的真理恰恰是基于绝对差异的永恒的动态创造。［32］
故此，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绝非一件无足轻重之事，而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对于巴迪欧而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作出“我爱你”的宣言、进而“合体”以“二”的视域创造世界，就是一场使动物上升到人类、令事件上升到真理、将偶然上升到“命定”（永恒）的激进革命。
参考文献：
［1］Milligan, Tony. Love［M］．Durham: Acumen, 2011: 9.
［2］Jamieson, Dale and Bonnie Nadzam. Love in the Anthropocene［M］．New York: OR Books, 2015.
［3］Ferry, Lue. On Love: A Philosoph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Trans. Andrew Brown. Cambridge: Polity, 2013.
［4］吕克·费希，克劳德·卡佩里耶．最美的哲学史［M］.胡扬，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
［5］Badiou, Alain. What Is Love［M］. Trans. Justin Clemens. Jacques Lacan: Critical Evaluation in Cultural Theory (Vol.4). Ed. Slavoj Žižek. London: Routledge, 2003.
［6］Badiou, Alain and Nicolas Truong. In Praise of Love［M］. Trans. Peter Bush. London: Serpent's Tail, 2012.
［7］佚名．李安对话北电学子，笑称床戏是终极表演形式［EB/OL］.（2007-12-26）［2021-02-01］http://ent.sina.com.cn/m/c/2007-12-26/
00581850898.shtml.
［8］吴冠军．“只是当时已惘然”——对《色·戒》十年后的拉康主义重访［Ｊ］．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
［9］Badiou, Alain. Affirmative Dialectics: From Logic to Anthropology［Ｊ］.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adiou Studies, 2013, 2(1).
［10］Badiou, Alain. Philosphy and the Event［M］. Trans. Louise Burchill. Cambridge: Polity, 2013. 54.
［11］阿兰·巴迪欧，斯拉沃热·齐泽克．当下的哲学［M］.蓝江，吴冠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24．
［12］Luhmann, Niklas. Love as Passion: The Codification of Intimacy［M］. Trans. Jeremy Gaines, Doris L. Jon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76.
［13］Massumi, Brian. Parables for the Virtual: Movement, Affect, Sensation［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45.
［14］Shaviro, Steven. Post-Cinematic Affect［M］. Winchester: 0-Books, 2010. 3.
［15］汤显祖．牡丹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6］Barthes, Roland. 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M］.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4. 136.
［17］Horvat, Srećko. The Radicality of Love［M］.Cambridge: Polity, 2016. 40.
［18］Žižek, Slavoj. Event: Philosophy in Transit［M］.London: Penguin, 2014.
［19］Badiou, Alain. Being and Event［M］. Trans. Oliver Feltham. London: Continuum, 2005. 175.
［20］Badiou, Alain. Logics of Worlds［M］.Trans. Alberto Toscano. London: Continuum, 2009. 144.
［21］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意识形态批判六论［M］.吉林：吉林出版社集团，2008：2-4.
［22］Hegel, Georg W.F..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M］. Trans. H. B. Nisbet. Ed. Allen W. 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99.
［23］吴冠军．在黑格尔与巴迪欧之间的“爱”——从张念的黑格尔批判说起［Ｊ］.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
［24］吴冠军．绝对与事件：齐泽克是一个怎么样的黑格尔主义者［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
［25］Eco, Umberto. "I Love You Madly," He Said Self-consciously［M］.The Fontana Postmodernism Reader. Ed.Walter Truett Anderson. London:
Fontana Press, 1995.32-33.
［26］Lacan, Jacques.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M］.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Norton, 1998. 144.
［27］Badiou, Alain. Second Manifesto for Philosophy［M］. Trans. Louise Burchill. Cambridge: Polity, 2011. 92-104.
［28］Badiou, Alain. Hegel and the Whole［M］. Ed. & Trans. Ray Brassier, Alberto Toscano. Theoretical Writings. London: Continuum, 2004. 223.
［29］纳兰性德．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M］//苏樱．纳兰词全编笺著．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138.
［30］Baudrillard, Jean. Fatal Strategies［M］.Trans. Philippe Beitchman, W. G. J. Niesluchowski. Los Angeles, CA.: Semiotext(e),1998.135-136.
［31］吴冠军．作为死亡驱力的爱：精神分析与电影艺术之亲缘性［Ｊ］.文艺研究，2017（5）.
［32］吴冠军．爱、死亡与后人类：“后电影时代”重铸电影哲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