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货币图式”的非概念性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孙亮，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哲学研究》，2020年第11期。
摘要：康德“图式论”揭示了世界的本体论结构产生于它被归类和被概念化的方式，这一点对我们思考货币这一价值形式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总体性认知具有高度契合性。在货币图式视野下，货币成为主体理解生活的全部面向，它构成了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意义。但概念指称对象的非概念性决定了货币图式的世界与生活世界是二重化的，两者并非一致。不能以货币图式“下行”去理解现实生活，而应该从人的生命、主体的劳动行为这些非同一性的一面去理解生活与社会本身。基于此，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货币图式的同一性的批判与抵抗:它不是自命清高式的道德批判，而是朝向主体自身的批判，准确地说是对自身劳动行为的反思与重构。
关键词：货币；图式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诚如康德所说，“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念是盲的”。(康德，第52页)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离不开以概念的方式去把握世界，生活需要运用概念是有心理学的证据支撑的，它表明我们感知到的大部分内容是“由我们已经具有的概念结构所构成的”(Bowie，p.11)。概念使我们免于面对的是无限混乱的特殊性的世界。在现代社会，概念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同一性(Identität)特征也凸显在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概念及其同一性与现实世界的运行法则的同构性愈益明显。对于马克思来讲，以“抽象”统治现代人的指认也明示了“抽象”的客观“同一性”。在《资本论》中，当马克思以“价值形式”来勾画现代世界如何从异质的上衣与麻布实现同一，一直阐述到世界本身存在的所有物之同一化的可能性，其实他意欲表明的正是在价值形式所主导的现代资本世界之中，价值形式使人生活的存在处境臣服于一切皆可以通约的、同一化的逻辑，但这也同时是马克思努力要突破的价值形式逻辑。阿多诺对同一化的逻辑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准确的判断:“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商品交换是这一原则的社会模式，没有这一原则就没有任何交换”。(阿多诺，第126页)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同一性并不是我们借助概念所指称对象本身的特质，事物都是作为异质性的存在，只是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述的那样，它们是被“表现为”(Erscheint)具有同一性特质。这一点只要我们从其第一句关于财富(Ｒeichtum)的论述便可以明白，一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财富的异质性统统都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Ungeheure Warensammlung”)。(Vgl.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3，S.49)显然，概念的同一性特质窄化了事物本身，也否定了事物。从概念入手的思维是一种对物本身否定的思维，如果将其指向生活本身的话，概念思维便是对生活本身的否定与遮蔽。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指称非概念物是概念的特点，作为归类于概念之下的实体的抽象同一体脱离于这本体之物。那么，如何弥合这种脱离呢?如阿多诺所说，“概念的觉醒是哲学的解毒剂”(阿多诺，第9页)，一旦朝向概念的此种困境发问，那么，“改变概念性的这个方向，使它趋于非同一性，是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同上)。同样的道理，在价值形式(货币)主导的生活中，在政治经济学所塑造的价值、货币、利润等等一系列范畴的处境中，指认政治经济学所依附的那些概念话语体系本身就是一套否定现实生活的逻辑，是尤为重要的批判维度。本文聚焦于对货币图式的非概念性特质的审视来透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即尝试去论证货币图式并不能吸纳、同一化生活全部，由此，主体借助于货币图式批判，在货币图式并不能达及的“剩余空间”中去重新尝试构造自身的劳动从而确立主体，以试图结束掉货币同一性所产生的强制性。随之，将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可说给说出来，让多余的存在者存在起来。从货币图式的非概念性出发暗示着在当下如何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失去了批判性转而成为一个凸显力度的“符码”的今天，将此一维度开掘出来尤显重要。
一，“图式论”与货币的“形式结构”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认为，人认知外部世界必然存在一个认知的框架，能够使事物被聚集到一起，“每当把一个对象归摄在一个概念之下时，对象的表象都必须是与后者同类的，也就是说，概念必须包含着可以归摄在它下面的对象中被表象的东西”。(康德，第138页)这也就意味着，对象按照我们的思维方式而呈现。诚如皮茨所阐述的那样，康德如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世界的本体论结构产生于它被归类和被概念化的方式。由此，表示量的范畴“一”和“多”便构成了康德先天综合知识何以可能的核心——即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拥有纯粹知识是如何可能的?(cf.Pitts，p.57)当然，对于康德来讲，其思路是通过先天综合判断而成其为可能的，是此一判断连接沟通了经验的奇异性使其成为“一”。应该说，康德确定了“多”的呈现必然依据主体所能够接受的判断法则，这个法则是将概念与感性对象综合起来的认识结构，在康德那里就是被黑格尔称之为“康德哲学中最美丽方面”的“图式论”(Schema Theorie)。人类认知试图捕捉的基本元素并非是外部世界，而是人类认知能力自身，这才是外部世界必须与之相对应的根本所在。人类认知只能是对物自体(Ding an sich)的显现的感知，我们概念所表述的是对物(Ding)的感性化(Versinnlichung)处理的结果，物自体并不可知。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同意斯克鲁顿的判断，康德著作中的文本证据似乎支持现象是物体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物体本身。(cf.Scruton，p.5)很显然，康德的这个揭示给予了非概念性的物自体以相应的位置，同时也提示出，对现象的概念性思考方式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图式法则，关于这一点，索恩·雷特尔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思路下，已经将康德的先验认识论的根源与现实的交换社会给关联在一起了。
进一步看，被海德格尔看作为是与康德哲学共存亡的“图式论”，同样会出现在我们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生活之中:当我们给予审视的时候，此刻必须有一个图式中介的存在。任何在资本主导的世界处境中生活的人都会形成此种认知方式，同时，现实生活本身也愈加结构化，呈现为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形式结构(Formung)，主导的来源是价值形式的货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不在生产的层面，而在交换的层面来谈及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以交换去遮蔽生产，这也使得人们的思维处于资本主义而非倡导对生产主导的资本主义批判的层次。货币作为现实的形式结构建立起在经验层面由价值形式化呈现的图像与物的社会特性。当然，这里需要像索恩·雷特尔那样，采取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理解我们在“事”与“物”的面前所遭遇的图式过滤，从而使得概念与对象的关系及其非概念性与对象的关系均能够得到反思。在马克思那里，这一点实际上也是极为明显的，譬如马克思会将根源于价值形式而造成的种种表现形式，恰好结构化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处于特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的社会定在来讲，这些形式或者说经济范畴对人们的理解都具有社会的效力，即成为此一阶段人们的客观的思维方式(objektive Gedankenformen)。(Vgl.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3，S.90)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并非是索恩·雷特尔才接续了康德认识论并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转化，而是在马克思那里，他以图式论来理解资本主义就一直存在，例证便是马克思认为是《资本论》中最为难懂的“价值形式”一节所呈现的价值形式的形成，这里无须再去引用这一节的文本。“难懂”也可以被猜测为，我们如果仅仅从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去理解，往往只能像亚瑟等人那样看到价值形式对生活“同一性”的一个侧面，而借助于康德的图式论则对于进入马克思认识论的真正入口或许更为靠近。只不过已经从认识的图式论转向了社会的图式论，成为了在商品交易中以“真实抽象”原则为中心的法则。作为商品的实体的普遍可交换性的前提是一切事物都是可比较的，事物之间的普遍的比较以普遍的概念和标准为前提，只有这样事物之间的类比(交易)才能成功，这便是价值形式完成的任务，作为一般形式的货币正是这一任务中所要求的抽象普遍性的代表。我们以货币与劳动的关系来看，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是以原子化的个体劳动为前提的，而它在交换过程中获取的价值形式使得个体劳动采用了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从而实现劳动均等化，也就是将个体劳动变成了它所不具有的抽象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不是个体劳动自身质的抽取)，使它“是其所非”。我们的个体劳动成为社会性的劳动，社会性劳动也成为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结构”。由此，源自劳动的认知、文化、价值等观念也相应地采取了抽象的普遍性形式，依然是“是其所非”。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绝不仅是简单地意味它可以购买一切的既有的商品，还意味着，从货币出发，我们会自然地对于尚未处于商品世界的物给予价值图式化的指认，包括尊严、良知、友谊与爱情，会使得这些生活中能够支撑我们作为人而生活的基础地位的情感获得了“是其所非”的特质。货币作为康德图式论的现实载体，这一点就像菲内利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资本论》将社会历史现实定义为总体性，因为在资本主义中，存在一个单一的主导因素，单一的主体，它渗透、组织并引导着所有的现实，阐明并连接着它的需求”。(Finelli，p.63)不仅如此，货币还建构了所有社会关系的意义，货币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形式结构。因此，它也赋予了所有事物或关系的性质、价值、文化习俗等的意义。货币表现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的客观存在，它是人之生活意义的“聚光灯”，“货币使事情发生。它是世界行为的源泉，或许是我们做事的唯一动力。生命似乎就靠它了。我们内心的一切都想说它不是，但这是不可能的。万能的货币已经掌握了主导权。”(Bifo，p.143)这体现了货币这种现实的社会图式的暴力性质，将本不属于资本之下的东西，转变为没有货币这种价值形式，该物或特定社会关系便不能获得存在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作为价值形式的货币，当然背后是在资本增殖的动力促使下，一方面不断地创构生产资料，将社会中物与关系吸纳进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层面发生了新形态的变革，譬如认知资本主义，虽然这没有像当初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那般充满血与火的暴力。另一方面，货币还将生活的主体创构为新的雇佣者、货币化的劳动力。今天看似行动自由的“镀金的贫穷者”(德波语)，同样遭受着人之生存的压制与暴力，从而在单一货币所塑造的贫穷与富有的意义上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撕裂，货币成为了人面对生活的概念图式，而生活的“丰富性”(Ｒeichtum)不全在货币所塑造的图式中，根本进入不了人的内在主观性之中。
二、非同一性与被否定的存在重新开启
对货币的图式论分析，是对资本主义故意遮蔽生产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总体性逻辑的呈现。虽然对货币图式的批判需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才能够彻底地给予分析，但是基于认识的角度，借助一种拜物教式的概念观为切口照样可以进入到货币图式的内在矛盾性之中，只不过破解方案需要再重新返回现实。货币图式导致了人难以超越价值形式化思维结构，马克思在对价值形式讨论之后，紧接着便对这种担心以聚焦“拜物教批判”的方式专辟一节加以警示了。图式与现实之间的非对称性，或者说概念对概念指称物之间的非对称性，我们借助阿多诺对概念拜物教的分析可以更为明了。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曾声讨黑格尔说，“哲学，包括黑格尔哲学，招致了一种普遍的异议，说它由于不可避免地为它的材料而使用概念，因而预示着一种唯心主义的决策”。(阿多诺，第8页)这是什么意思呢?阿多诺给予的阐释是，如康德在图式论中所留下的物自体的非概念性的警告那样，黑格尔的这种唯心主义就是一种拜物教的概念观，“好像概念在它自身的领域中朴实地解释了自身:不论在哪一种情况下，概念都被当作一种自给自足的总体”。(同上)但是，要摆脱概念拜物教，则以意识到如下观念为条件，“概念的实质对概念自身来说是内在的，即精神的，同时又是先验的，即本体的”认识，所以“哲学的反思要确保概念中的非概念物”。(同上，第9页)当然，对于观念论者来讲，他们对于概念具有指称对象无限性这一信念的持守，似乎是非常轻松的，包括黑格尔均有此倾向。但是，与这些传统哲学相比，今天，我们要击穿这种内在于精神、先验的概念，并认为自己拥有了对无限对象把握的信念，转而真正地取消这种断言，才能不断地将非概念物“说出来”，这就要靠对这种无限性的否定，“这种变化了的哲学的实质就存在于它的不是由任何图式制造的对象的多样化之中，这些对象撞击它或者它探求这些对象。哲学将真正献身于这些对象，而不是用它们作为一面重新理解自身的镜子，把自身形象具体化”。(同上，第10页)毫无疑问，阿多诺所要阐明的任何对象在我们对其认识的过程中，要有一种有限性的意识，自身的认识那种无限性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对象的幻象而已，或者说，我们就是要将被黑格尔拒斥的偶然性、矛盾揭示出来，重新与之照面。
在我们的认知领域之内，思维需要借助概念完成对对象的同一化过程，这个我们从图式与货币两个层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康德虽然道出了物自体存在，不过，它却是一个超越概念认知的无规定性的“空无”，沦为了彻底的不可说。在货币化的社会生活中，对于超越货币规定性的社会关系同样也被认知为“空无”。我们如今只学会了在现实生活中从货币、价值这种图式的同一性出发，遵从着思维的排中律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当出现与货币化图式、概念化图式不同的东西时，我们便会很自然地将其称之为矛盾，或者叫做非同一性。正是如此认知，我们固守并同谋于同一性所建构起来的货币体系或概念体系之中。“作为体系的是否定的客观性，不是肯定的主体。在一个历史阶段上，体系——就它们严肃地对待内容而言——已被降低到独撰概念的不详领域，并且只有它们的图式的程序轮廓被保持下来”。(同上，第16页)从体系出发，以概念确定认知，借货币、价值形式透视生活本身，或者说理解资本主义在当下的新布展，可是，这只是对“否定的客观性”的描述，它从思维的起步之时就已经遗漏了矛盾、消除了非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思维的强制在现实中的映照是对作为特殊生命个体的遗忘，一旦未经省察的观念、制度、思想、文化占据到同一性的位置，那么，处于非同一性的、矛盾的位置的个体势必会遭受到不公正、甚至被摧毁，譬如阿多诺指认的集中营中的鲜活的个体生命，被当做了即将化为从烟囱里升上天空的一缕缕烟雾而已，这些婴儿、儿童、成人因与这些杀戮者认知中完全无用的概念偏差而被清算掉。这些个体生命并非在持有同一性概念者的认知视域内，他们不可见、不可说，或者说，这些杀戮者自身也不过如阿多诺所说，他们也在一种魔法支配下，“生存者要在不自觉的无动于衷——一种处于软弱的审美生活——和被卷入的兽性之间进行选择。二者都是错误的生活方式”。(阿多诺，第317页)这种魔法便是同一性，它造就了一个无声的世界。在绝对的认知体系中，是一个封闭的世界，它不具有未来的向度。
正如货币图式不仅决定当下的社会关系，也不停地建构未来社会的意义一样，本质上，一切皆不过是过去的货币所决定和主宰着的，“太阳底下无新事”。这种认知毋宁一开始就是死亡、终结的宣言。以往的辩证法恰恰就是维护这种绝对性知识，变成了一种与辩证法相距甚远的形而上学，真正的辩证法、哲学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预先并不采取一种立场”。(同上，第3页)当然，没有人会去否定认知及其概念，否则我们没法认识这个世界，所以，不是简单地抛弃掉同一性。只不过，概念自身的同一性的缺陷需要人们有自觉地反思意识，这种缺陷在资本主义靠“度量”实现自身交换流通的领域中，量化被推到了绝对科学的位置。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甚至在哲学领域中能否从量化的视角研究思维都受到了推崇，否则可能就是不科学的。对同一性的反思、对非同一性的信念持守，实际上是对于生活本身复杂性的承诺、对每个人作为个体生命本身的守护，是在思维的认知层面从概念拜物教的同一性思维反向自身。对每一种自身绝对化的批判，就是要承认人们的每一次认知与认知所带来的行为其内在都存有矛盾。譬如，当我们对某一个人好，我们的认知的好对别人来讲是否果真是好的。又如，在疫情爆发之下，当人们在批判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同时，是否还要反思的是，针对疫情治理而出现的西方制度问题，与西方在社会常态下经济等发展的制度问题，两者的含义与概念指向是否是相同的。化解概念的同一性的认知暴力以及在实际行为中的绝对化，就是自觉地意识到概念所呈现出来的同一性、绝对化只是人的自我幻象。
依前所述，概念拜物教所呈现的同一性对认知与实践存在严重的误导，现在需要重返辩证法的否定维度，使非同一性的一面绽放出来。首先，人们需要确立认知概念指称对象时存在非概念性的空间。承认人的认知中存在矛盾性、非同一性，概念能够把握到的只是作为对象这一总体的局部，而非总体的全部。所以，超越概念的同一性是人类认知的必然选择，如果仅仅停留于现有的概念视域内，对人类实践的探索就构成为一种阻力。就像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认识一种新的病毒，原先的概念系统中并不存在，只是类似，所以我们会采用“新冠”来命名，其实就是对于此种病毒的认知存在盲区。但是，不在现有概念系统中的东西，绝不是不存在的东西，它依然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非概念性的领域。其次，需要借助否定对概念指称作一种反向的否定性思考。概念对非概念性剩余物的强制消除，形成了同一性的绝对话语，这个时候，我们则需要从剩余物的视角抵抗同一性、弱化同一性的强制暴力。同一性并非是独立自足的，它也并非生活世界的全部。同一性的可能只是人的认知或者实践产生出来的，而非在认知或实践之前而存在。譬如家庭作为成员的共同体的同一性来讲，也只是建立婚姻之后而形成的，有了这一点，我们便有了抵制同一性的根据，即同一性是我们自己所塑造的。只是对于个体来讲，表现为先天的形式结构。再次，辩证法的否定性对同一性的警惕还表现为我们对规范性确立的误用。在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于正义的研究就需要注意这一点，即我们无须去论证正义到底是什么，因为任何的正义概念只能是对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在面对社会非正义时所渴求的一个方面，譬如有人渴求的是经济正义、有人渴求的是承认正义或认知正义等等。所以我们去讨论马克思的正义极有可能陷入到概念拜物教之中。所以，现在得反过来，从非同一性、从我们以前看不到的领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无”(不是不存在)的视角看存在，我们将拒绝的是马克思如何看待作为非同一的、异质性的社会非正义的事实。这样，我们便会少一些论争，从而抓住事实本身。进一步看，由认知通过概念将非概念的指称对象连接起来，形成了同一性认识。在实践领域表现为，人们通过将人自身的劳动行为转变为抽象劳动，进而将丰富多样的劳动变成了同一性的价值化、货币化的劳动。由此可见，只要人们弱化这一转变，后者的货币化的劳动及其所产生的资本力量将也会相应减弱。最后，认知中这种概念强加的同一性只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既定形成的事实。这就意味着，现实的对象是不断地被吸纳进现有的概念的过程之中。正像无产阶级这个群体是被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不断地修正吸纳的，即使现在尚未成为无产阶级。但是，在概念本质的意义上，这一群体迟早会走进这个概念之中，所以是无产阶级化。反过来，这也为无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化提供了可能性，无产阶级的解放正是无产阶级脱离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三、范畴批判与主体的劳动重塑
货币图式在遮蔽了生产的资本主义交换场域中完成了认知领域中概念同一性的任务，并且在辩证法的否定维度下，主体更能切身感受到货币这种价值形式对现实生活显现的同一性所带来的暴力。由此，我们现在要理解如何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运用好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需进一步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聚焦为对货币图式的同一性的抵抗，这是对资本主义来说特有的客观经济形式的去形式化的诉求。这一任务在马克思那里展现为对政治经济学以范畴统领社会现实的批判，但是，“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2页)去除政治经济学以范畴遮蔽的经济生活本身的现实关系，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容。在对马克思的思想所展开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虽然一直作为马克思最具标识性的方法论，似乎只要基于政治经济学语境来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便达到了最深刻的批判目的，只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仅仅是提及我们要从经济或现实维度便达到批判的目的了吗?它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批判呢?我们可以借助货币图式的思路进一步尝试深化对之的理解。回答对货币图式布展开来的资本主义的批判如何进行，其实毋宁说就是对经济领域中呈现的概念的同一性的批判，它指向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抽象概念。这种抽象概念的生成与统治的秘密在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是蔽而不显的，因为他们的视野陷入了概念内在的领域，“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Geldform)，事实上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露出来。”(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e，Band 23，S.90)人们从货币形式这一图式出发能够认知到的只能是商品世界的运行逻辑，对于这一图式之外的非概念对象则无法感知，对象已经被赋予货币形式，无论是现存的还是未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将货币这种价值形式作为先验的前提，资本主义社会的永恒性，货币的同一性均被看作是自然而然的，将矛盾作为逻辑不一致而给予剔除，这种观点其实是用抽象的同一性去尝试理解现实，而不朝向抽象同一性自身追问。“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进而，“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ibid.，S.95)可以看出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式是一种陷入货币图式的资本主义的思考方式，它是以货币、价值形式这种同一性去肯定现实的过程。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价值形式同一性肯定现实作一种反向思考，是对现存现实的同一性批判。它的目标不是以同一性去理解现实，而是要认识到这种同一性指称现实时的非同一性，去承认矛盾，以矛盾、非同一性去为改变世界争取斗争的可能。
以价值形式这种同一性理解现实，着实成为了当今马克思思想研究中最为流行的阐释方案。以资本、货币去强行地阐释一切外物，甚至和新自由主义的思维一样，将马克思的货币阐释与福柯的生命政治的阐释置放在一个平台上思考便是一个例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并非遵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依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考方式，它像遵守铁律一样遵守着同一性的逻辑。如果社会关系以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形式而存在，政治经济学从对物与物的表现形式入手，是不可能“切中现实本身”的，因为人通过概念范畴来理解现实，而概念范畴又是基于历史的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它从属于现实本身。所以，我们在透过政治经济学所使用的价值、货币、利润等等概念范畴，重新激活生活中未被这些概念所“形式结构”化的对象，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对我们使用的这些概念范畴本身进行批判。在认知上通过对从概念的同一性去理解现实这样的思路进行批判，在实践上通过对货币本身的建构深层路径，特别是再向前推进到被货币图式所遮蔽的生产维度进行批判，从生产的领域重构新的生产组织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是对我们所使用的认知概念以及我们实践行为本身展开批判，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自我批判，是对自身概念、实践范畴绝对化、同一性的反思。依此，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当一些社会批判理论总是试图建构一种规范性的标准去指责当代资本主义，进而去进行社会批判理论的阐释时，这种批判依然极有可能错失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有力量。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要对自身所使用、经济生活所实践的概念话语体系进行自我反思，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认为，现实的生活关系才是构成这种超感觉的经济范畴的非概念性的前提，这是深刻地抵制政治经济学认知与实践的狂妄与野蛮的源泉。在一个抽象的经济概念范畴充斥的世界中，主体与生活消失在这些价值形式化的客体围城之中。我们能够通过对客观经济形式的批判来获取支持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经验性概念，非经验性概念是通过客观经济形式来表达和管理的。谋生和生存的概念形式支配着非概念，尤其是我们的需要和人生。(cf.Pitts，p.107)如果从文本上指认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同一性问题，至少在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时候就直接给予过揭示，“这种方法抽去每一个主体的一切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所谓偶性，人或物，我们就有理由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00页)进一步看，依据文本的确证，马克思首先消除了这种概念范畴的自足性，而认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这些人似乎并不明白，“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同上，第602－603页)这也透露出马克思将货币图式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作为“社会的自身”(Gesellschaft an sich)作了界划，资本主义社会只是成为社会的自身在特定时代的呈现样态，它并非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面向，正如概念在指称非概念对象物时的困境一样，在这里要明确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有限性。
在价值形式货币主导的世界中，“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1页)如何对以货币化形成的同一性进行批判，除了上述在本体的层面界划货币图式并非能够占有“社会的自身”，还必须强调的是，对在这种货币的同一性世界中，生命个性等主体的丧失进行批判，则是主体自身重新对创造生活法则的制宪权的掌握，是主体重新占有客体的过程。它表明作为主体的我们是如何创造出价值形式化的资本主义社会，它责问货币作为货币存在的可能性，从而动摇货币客观性的根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对货币图式的同一性自我批判的时候，它要求我们从以往不可见的、非概念性对象主体出发，将主体的创造力量重新打开，而不是依然在货币图式打造的“货币宗教”之中兜圈子。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一点早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有了显露。“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页)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是要批判货币的恶，而是要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客观存在的根据，批判的目的就是要重构消失的主体性，申张被否定的人的生活，还有在客观的货币图式中被否定的其他的东西。如果货币承载着我们与社会的关系，那么它也承载着我们作为活生生劳动力的再生产的动力。在现实的社会中，劳动力的再生产是生活本身的一种方式，只不过这一方式在货币图式中是不可见的罢了。现在，可以看到，支配主体的货币图式或者说抽象的经济领域中的概`念范畴，只是主体自身实践的产物，不存在脱离人类实践而存在的概念范畴。因而，价值形式这种看似不可理解的支配可以通过主体的实践加以理解与改造。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包含解构与重构两个面向的批判方案。解构的一面是指它要对从货币、价值形式去理解现存社会的一切，以及如此这般的同一性“下行”的思路进行持久的抵抗。而作为另一面的重构则是立足于主体劳动行为自身的重构，即主体对成为主体的劳动方式的重写与确立，对主体创造自己行动规则的可能性敞开道路。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也必然是对主体的解放，这种批判又不仅仅是理论上、认知上的批判，而是倡导立足人自身劳动行动的改变。这一点与阿多诺对同一性批判完全不同，或者说马克思早就看到了非同一性强调的抵抗力量得融化在主体创造的实践中，才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因为货币或价值形式化世界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概念的错认问题，不会因为我们从认知视角、道德视角批判而停止。它们的存在不是因为我们缺少对它们正确认知的结果，而是生产它们的劳动的物化过程的结果。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应该被理解为是对主体劳动行为真正重构的斗争过程。如果说对于马克思来讲，诚如其在《资本论》中所显示的那样，对于价值形式的形成分析更多地是朝向它的历史根源，即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来指认，今天还应该更直接一点，指认当这些价值形式在当下每时每刻形成的现存根源，譬如价值、货币等等都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因而，这个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既定的存在世界，而是一个无时无刻都需要被创造、都需要主体劳动行为介入的过程。一旦劳动行为调整了方向，同一性的世界也便脆弱了起来，它有着被主体劳动中断的危机。故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自命清高式地去抵抗货币、价值此类的同一性力量，它更多地要求朝向主体自身的批判，准确地说是对自身劳动行为的反思与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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