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三人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儒。当今学界对于黄宗羲和王夫之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研究，但对于顾炎武及其思想的研究还有待深入。2017年6月21日，周可真教授莅临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 “顾炎武的新仁学”为题在哲学系2102会议室在进行了专题讲座。讲座由华师大哲学系贡华南教授主持，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的余治平教授进行了评议，华师大哲学系的刘梁剑老师、陈乔见老师、苟东锋老师以及哲学系的博士、硕士同学参加了此次的讲座。
在讲座中，周可真教授从顾炎武的生平出发，指出顾炎武不仅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变时期的启蒙学者，是明清变替之际的爱国者，更是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转变过程中的学术大师。此次周教授着力关注于顾炎武在从宋明理学到清代朴学转变过程中做出的努力，并指出这样的努力主要体现在其理学观的思想中。周教授指出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实际上是在批判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针对于王阳明脱离经典空谈心性的风格，顾炎武主张“据经论理”，即是要以“经”为根据去探究“理”。而这里的“经”正是儒学中的六经，从而在这个意义上将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与儒学的概念等同起来。
进而在讲座中，周教授将顾炎武置于儒学的思想脉络中，以儒学的视角对于顾炎武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分析。在周教授看来，回顾传统儒学的发展历程，周教授将孔子的儒学思想归结为“仁学形态的道学”、将孟子儒学称为“性学形态的仁学”，将宋明儒学作为了一种“理学形态的仁学”。相对应的，顾炎武的儒学思想就呈现为“实学形态的仁学”。
这样的“实学形态的仁学”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中的“实学”特点可以以顾炎武“保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为代表，正如顾炎武曾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其中的“明道”是指发明仁义之道，“救世”指救仁义沦丧之世。因此“保天下”实质上是要求保卫儒家的仁义之道。而“仁学”的特点就集中体现在顾炎武对于“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的强调中。顾炎武明确指出“尊德性”必须与“道问学”相互统一起来。
顾炎武通过“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建立起自身庞大的仁学体系，在讲座中周教授分别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两个方面阐述了顾炎武的仁学思想。
在“尊德性”的方面，顾炎武的心性论涉及了性情、性命、存心、才性问题的讨论。首先顾炎武的性情论以“性发见乎情”为核心，指出“性”必须通过“情”来表现自身、实现自身，这里的“情”指的是人的私情。从这个意义上 “性”与 “情”的关系实质上也是 “性”与“私”的关系。两者一方面可以相互联系，“仁”对于“私”具有着决定性和依赖性，另一方面“仁”与“私”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由“私”向“仁”的转化有时需要依靠合于伦理价值标准的国家制度和政策措施等等方式对人们的行动进行制约和引导才能实现。第二，顾炎武的性命观强调“正行其事”，其含义包括“天命人行事”——天命的意义在于指导人的行动、：“性命寓于人事”——性命要通过人事才能表现出来、“天教人行正事”——性命要求人们去展开积极的行动这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三，顾炎武主张用心治事的存心论。其中的存心要求人们心存于国家天下，用心治事要求人们用的一切心是为了做事行动，因而用心治事的存心论要求人们心怀天下地展开有益于国家天下的行动。最后在才性观的问题上顾炎武的思想可以归结为“尽才则尽性” ，即是将 “才”与 “性”相互联系起来。一方面 “才”“性”是一致的，“性”善则“才”亦善。另一方面“才制于性、性寓于才”，“性”对于“才”有着指导和主宰的作用，又是通过“才”来表现自身的。无论是性情、性命、存心、还是才性问题，顾炎武在“尊德性”的方面始终要求人们做实事做正事。
在“尊德性”的同时，顾炎武还强调“道问学”的积极意义，要求人们努力学习和扩充自己的知识，顾炎武在知识论中的思想呈现出了轻权威贵创新的怀疑精神、重经验征共识的求是精神、“博学于问，行己有耻”的学术原则以及归纳演绎相统一的思维方法，这些特点和要求仍然是当今时代下我们在学习研究中需要践行的内容。
讲座最后上海交通大学的余治平教授对于周教授的讲解进行了评论和回应。余教授指出当今学界对于顾炎武及其思想的研究确实相对比较贫乏，然而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儒学大家，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极高的价值，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周教授致力于顾炎武思想的研究并以顾炎武的心性之学作为突破口，将顾炎武置于儒学的长期思想脉络中进行考察，这样的学术方法也是独树一帜的。以周教授的研究为典范，对于顾炎武及其思想的研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