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杨国强教授对晚清士人的一些研究成果。
《学堂与社会之间：清末的兴学和毁学》一文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清末最后十年朝廷力行兴学,以国家权力大规模地催生出古所未有的学堂。其立意在于效西法养成人才,拯此艰危而图富强。作为一个继科举而起的过程,学堂之入校肄业,莫不索费所造成的富民有出身之荣,贫民蒙失学之苦,在曾经的科举之公对照下,已成为一种随教育而来的社会不公平;清末以急迫兴学为要务,而同时的社会震荡、社会不公平和社会脱节,则显示了这个过程所内含的历史矛盾。
《无从归聚：清末民初知识人的社会形象》一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清末民初是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初生期。与初生相应的,是他们正在别成一种社会群类,又常在脱散而不能归聚之中。比之与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相连的科举士人,清末知识人是由朝廷兴学育才催生出来的,其背后没有一个自然养成的历史过程,所以,就此而论因果,则这种不能同类归聚而成群体,正是出自催生的知识群类因没有自然养成而犹未认识自己。以此为起点,而后漫长地演化于中国历史的变迁之中,初生的知识人才能一步一步地在更完全的意义上成为后来的知识人。
《从声光炎炎到前途失路：后科举时代知识人的生成和困蹇》一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后科举时代的知识人其实已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作为一个过程,学堂产出知识人由乡邑子弟,负笈城市开始,所以知识人的形成与知识人的城市化实现于同一个过程之中。由此形成的知识人集聚于城市为二千年来所未有,而城市的不能消纳,又决定了集聚于城市空间中的知识人实际上大半进入不了城市社会之中。之后是外在的困厄与内在的忿怒交集,已经城市化了的知识人对于城市的对立和抵斥便成为20世纪中国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天下有事功名多途”和晚清科举入仕的逼仄》一文发表于《清史研究》2021年第2期。隋唐之后的一千三百年里,以试为选的科举制度成为选官取士的主要路径。至19世纪中期,于科举入仕之外别开一种路径,即所谓天下有事,功名多途。之后天下有事了无止境,功名多途也了无止境。捐纳、保举虽属异途,却以其数十年之间成千上万造官汇成的庞大数量累积,节节伸展地形成对于科举制度的冲击和挤压,影响和扼制,并最终改变了科举制度的本义和科举取士的旧轨。而后是科举制度犹未停置,科举取士已前途失路。
《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一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人已在远看泰西而留意于彼邦的代议制度,并在此后七十年的时间里先见其上下之间的“无隔阂之情”;次见其“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开国会之故”;再见其以国会为“强大的监督机关”始能“安社稷、利国家”,一路用中国人的问题为之作演绎,由赞赏而向慕,由向慕而效法。积此七十年阐说演绎,遂使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非常容易地实现了由君主制度到代议制度的转化。然而,这种移来的制度一旦进入中国,则仿照西法而派生的宪法(约法)、国会、政党、议员自始已被置于剧烈的政争之中,并在极短的时间里以其彼此厮斗造成天下的重重震荡,径直走到了七十年阐说和演绎的反面。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