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路翎的欧化：语言创伤与生命开放
作者：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5期，转自中国知网
摘要：本文从汉语的现代生长角度探讨路翎作品欧化中“语言创伤”的文学意义。路翎坚持“的”“地”“底”的区分，源于“五四”的翻译文学对汉语的冲击；对形容词的丰富使用表现了汉语修饰性成分的增加；概念性名词下降到最突出它们的普遍性意义；大量的分析性话语塑造了人物自我意识的生长历程。路翎欧化的上述特征目的在于通达人物生命开放的存在状态。
关键词：路翎 欧化 语言创伤 自我意识 生命开放
关于路翎小说语言的欧化，一直是评价路翎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路翎曾经回忆与胡风讨论语言欧化的情形，胡风认为路翎的小说缺少土语方言，缺少群众语言。路翎从胡风的著名理论“精神奴役创伤”入手，认为人物不仅有着“精神奴役创伤”，还有着“语言奴役创伤”[1]。从胡风理论的“精神奴役创伤”到路翎创作的“语言奴役创伤”，这个跨越并非显示了“精神”与“语言”的二元对抗，在路翎的意识中，语言奴役创伤不仅与精神奴役创伤具有内在同一性，而且还会因其被奴役的状态而具有反抗的姿态：“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会有趋向知识的语言。我说，我还是浪漫派，将萌芽的事物夸张了一点。”[2]如果说路翎笔下人物其语言奴役创伤自然是植根于汉语传统的，而他说“趋向知识的语言”会是一种怎样的形态呢？这种语言形态，不排除有着路翎所说的“上流人物”的汉语传统的雅的一面，但是“知识的语言”在路翎的言说中，笔者更愿意理解为一种欧化语言的形态。似乎可以这样说：在路翎看来，人物反抗精神奴役创伤的方式，只能采取汉语欧化的形式。反抗汉语奴役创伤的最好方式，当然是引入异质的语言因子。路翎在这里预设的这些人物采取欧化的前提是什么呢？在路翎看来，“趋向反抗”是出自人物自然的要求。
笔者从路翎的“语言奴役创伤”一词中借用“语言创伤”来描述路翎小说的语言欧化形态。“奴役”因为具有压迫性而失去主体感，如果用来描述路翎小说语言的创造显然不合适。“语言创伤”显示的是路翎语言欧化的未成熟形态，也就是他说的“将萌芽的事物夸张了一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翎把现代文学汉语的塑造在20世纪40年代推向了汉语欧化的极致。“语言创伤”显示的是路翎文学汉语的扭结状态，也是现代文学汉语欧化的极致状态，笔者正是想从语言创伤的扭结与极致状态处来探讨生命的开放和自我意识的构建。钱理群认为，“语言奴役”即语言对思想(情绪)的束缚的敏感及反抗,都表现了路翎对“精神(与表达)自由”的一种自觉追求,这也是很能显示他的“精神界战士”与“小说家”品格的统一的。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评价路翎小说的语言,可能会达到对作家的精神创造的更深的理解。[3]张新颖曾经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入手解读路翎的小说语言，认为路翎小说语言的主观性，正是因为路翎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即是主体之间的对话，所以不能用客观化语言来理解。“现代的搏斗经验，在一个意义上也正是主体间的语言搏斗经验。”[4]“把现代的搏斗经验深化到语言搏斗的复杂过程中来探索、历险、挣扎、痛苦、欢乐，正是深入到现代文学的核心展开工作。”[5]他的这一解读指出了在语言与作家现代经验之间的搏击问题，是现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不过他对这一搏击问题的解释，并没有落实到语言创伤层面来分析。文学汉语的现代塑造，从新文学提倡白话开始，一条重要的线索是文学汉语的欧化，而文学汉语的欧化其实是两个方面的结合：从翻译而来的欧化汉语的塑造形态和从西方语法角度认识汉语语法的认知形态。按照索绪尔的说法，前者是言语的塑造，后者是语言的认知，两者的结合比较完整地显示了现代文学汉语欧化的整体样式。而这种欧化的整体样式是如何在现代文学的创作中得以呈现的，关注的人很少。
一 汉语欧化：语言创伤种种
路翎的汉语欧化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描述。
1．的，地，底：欧化或复古？
路翎的小说语言中有一个很刺眼的词语“底”。“底”作为助词在汉语的演变历史上有一段漫长的过程。王力、吕叔湘、江蓝生等著名语言学者对此做过详细的梳理。唐宋时期“底”已经具有了“的”的所有功能，综合了古文中“之”、“者”、“所”、“地”等词作为结构助词的用途，“底”对这些功能的获取，除了语言的沾染、类化、语法化等因素外，口语向文言的挑战也是很重要的。在元代，“底”开始向“的”转化，这个转化可能也受到了口语的影响。[6]在晚清的白话小说中，就很难见到作为助词的“底”了。不过，从晚清到“五四”时期，西方语法中形容词词尾和副词词尾的区分，给汉语中一统天下的“的”带来了挑战，人们开始怀念消失的结构助词“底”，如：the study of science翻译成“科学底研究”；scientific reserach翻译成“科学的研究”；to study scientifically翻译成“科学地研究”。在翻译中，一般说来，名词领格和代名词领格后用“底”，形容词和定语后用“的”，副词和状语后用“地”。这是分化了近代汉语中“的”的功能。“底”对“的”的分担，是受西方语法的冲击产生的，是否也是对近代汉语中“底”的回望呢？这种回望置身于汉语自身的历史中，这就显示出，20世纪汉语的欧化，一方面总是要突破汉语的某些边界，另一方面这些突破也使汉语的传统有了某种包容的可能。
在“五四”新文学的表达中，“的”的用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鲁迅的《呐喊》“的”、“地”和“底”不分，全用“的”。《新潮》第1卷第2期（1919年2月1日），刊有胡适的《十二月一日到家》、叶绍钧的《春雨》、罗家伦的《雪》、顾诚吾的《悼亡妻》、俞平伯的《冬夜的公园》、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六首诗，这些诗在形容词和动词之间也全用“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是茅盾主编的改革号，冰心的《笑》第一句是“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光来”，[7]“的”和“地”不分；而同期叶绍钧的《母》的第一段是：“弱小的菊科花开出来使人全不经意，却颤颤地冷冷地铺满了庭阶。无力的晚阳照在那些花的上面，着实有些寒意。原来秋已来了！”[8]叶绍钧把“的”和“地”分得十分清楚，但是“的”和“底”不区分。而俞平伯写于1921年9月30日的《凄然》严格区分了“的”和“底”，表示状态用“的”，表示所有格用“底”。[9]可见“五四”时代“的”“地”“底”的区分不太清楚和统一。“的”和“底”到了40年代的翻译和创作中有合流的趋势，尤其在创作中，基本上用“的”，解放区的赵树理、上海的张爱玲、大后方的老舍等作家全用“的”，这虽然不能概括全部，但大致情形也许如此。因此路翎坚持“的”“地”“底”的区分，成为路翎文学汉语的一种标志，是对欧化的坚持，同时也可以看做他对“五四”新文学所塑造的现代汉语的认同。
2．形容词：丰富或滥用？
李健吾曾经批评路翎的语言，“特别是副词或者形容词，往往显得他的刻画机械化，因而刺目。”[10]路翎的文学汉语好用形容词，连用两三个形容词的修饰语比比皆是。尤其是他的形容词与紧接的名词之间存在着常识难以跨越的横沟，突兀而令人费解。
中国古代文学汉语中使用的形容词大多是单音节的，如“枯藤老树昏鸦”中的“枯、老、昏”。其次在修饰名词的时候，多个形容词并列的情况也时有出现，用来修饰动词的形容词往往不会连续很多个一起用。尤其在描写“说、想、看”等动作时，往往是用“笑”、“怒”等词语修饰。而路翎的语言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形容词不论是用来修饰名词还是用来修饰动词，呈现两个显著的特征：密集化和陌生化。密集化指的是多个形容词同时修饰某个词语；陌生化指的是这些形容词与所修饰的词语之间的紧张突兀。路翎语言形容词的密集而陌生，给汉语造成了极大的跳跃横贯。形容词除了在语法研究中身份的不确定性外，语义模糊和语感挪移也是其重要特征。形容词的密集化和陌生化，会使得语义模糊更加强烈，语感挪移更加错位。如“甜美的荒唐和悲惨”，如“丰满地感动了”。而最具有陌生感的是“辛辣”一词，没有哪个作家像路翎一样嗜好这个词语。[11]
辛辣，作为同义复词，就是辣的意思。“辛辣”形容语言文章很尖锐而且刺激性很强，味觉上的辛辣，有种力量，有种穿透力。路翎运用辛辣，都是用的辛辣的引申义或者比喻义。“辛辣的姿势”突出了徐道明因为中央军袭击同胞船只的困惑不解与愤怒。“辛辣的痛苦”写出了农村姑娘尖锐的痛苦，同样“辛辣的笑”、“辛辣地哭”、“辛辣地说”都是突出了人物感情的强烈与尖锐。石华贵作为旷野的漂泊者，他的“辛辣”包含了使自己生存下去的种种恶行的基础，在石华贵身上表现为要求“共患难的兄弟们和弱小者对他底意志的服从”[12]的专制性的渴望。“辛辣的城市”和“辛辣的时代”暗含着人与城市、人与时代的某种尖锐的对立。
形容词的反复、重叠，只能表明路翎执著地想从语词处开掘人的心灵和精神。路翎的形容词让人对语词的确定性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也许早就存在于路翎的书写中，消解这种怀疑的方式仍然渴求于语词。形容词的反复和重叠，错位与挪移，反过来又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形容词的不确定性，并非是含义的不可靠和价值上的轻微，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开始深入人与现实的纠结之中，并且使得这种纠结更加多刺。在形容词的运用上，1943年的中国文学出现了两个极端：嗜好形容词的路翎和排斥形容词的赵树理，《财主底儿女们》充斥着大量形容词；而《小二黑结婚》几乎不用形容词，就是使用的形容词也常常是“大、小、长、短、高、矮、胖、瘦”之类常见的单音节形容词。《小二黑结婚》追求语词的确定性，同时也是追求人物品格的明晰性。《财主底儿女们》不由自主地让语言变得更加含混，同时人物的品性更加多维。
3．名词：把内涵下降到底部
路翎的欧化语言对名词的运用也十分独特。从《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语法，对名词的概念虽有某些争论，但不如对形容词和动词的区分的争论那么激烈。在此不打算描述对名词争论的历史，而是直接进入对路翎名词的分析。
在《财主底儿女们》中，“爱情”和“英雄”等名词是最刺眼的。“爱情”是异性之间由于性与情感而发生的一种强烈的情绪。而在路翎的语言中，蒋纯祖对同性朱谷良的喜欢是“爱情”，徐道明对祖国的热爱是“爱情”，人的情感也是“爱情”，当然男女异性之间的感情也称为“爱情”，因此路翎的“爱情”一词消除了以异性为核心的内涵，而把“爱”普遍化。
路翎曾经把《财主底儿女们》称为《英雄们》，他在写作时反复使用“英雄”一词就毫不奇怪。《辞源》“英雄”：识见、才能或作为非凡的人。“英雄”一般带有浓厚的正面意义，值得肯定和歌颂，有政治、道德和伦理的崇高感；与之相反的是“枭雄”，如称曹操是枭雄，肯定他的远见与卓识，但是在价值取向上
认同。英文词语Hero有三个义项：a．person respected for bravery or noble qualities; b．Chief person in a poem, story play,etc; c．Courage。而英雄的形容词Heroic除了有英雄的，英雄般的，还有大于真人或者实物的，在语言上指夸大的，堂皇的，往往具有讽刺的意义。那么先来考察《财主底儿女们》中“英雄”一词的运用。[13]蒋少祖的“英雄”具有“五四”个人主义者的色彩，蒋捷三的“英雄”只能从他为蒋家创下巨大家业的艰难过程来理解。蒋捷三属于中国的前现代时期，他的理想是中国人传统的理想：四世同堂的家族生活。“英雄”强调的是蒋捷三的个人奋斗史。金素痕的“女性的英雄主义”一方面通过挑战家庭权威而实现获取金钱的心愿，这点类似曹禺《北京人》中的曾懿清；另一方面通过俘虏蒋慰祖而背叛蒋慰祖来实现女性的浪漫意志，这点类似路翎《饥饿的郭素娥》中的郭素娥。周国梁，一个小丑似的人物。路翎称之为“英雄”，无疑让周国梁的可笑滑稽无耻夸张地展示出来，“英雄”只能从讽刺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符合英文单词heroic的含义。还有旷野中的“英雄”朱谷良和石华贵，朱谷良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他代表的是正义，是善，是高贵；而石华贵代表的是邪恶，是卑贱。但是，路翎把他们都称为“英雄”，可见“英雄”不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从人物身份来看，石华贵是逃兵，这是传统意义上“英雄”的最直接的对立面。
在路翎看来，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是英雄，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英雄”们的同一性呢？不要把伦理道德的篱笆放进同一性的园地，否则肯定会把路翎的 “英雄”们引入歧途。英文词语hero的第三个义项是courage，即勇气。如果从人的存在角度看，理解路翎的“英雄”可以引入蒂利希的“勇气”概念：“存在的勇气是这样的伦理行为：人在其中肯定他自己的存在而不顾那些与他的本质性的自我肯定相冲突的生存因素。”[14]除了周国梁这类人物当做英雄的反讽以外，蒋少祖、金素痕、蒋捷三、朱谷良、石华贵、蒋纯祖等英雄的同一性在于：勇气。他们的勇气是个体用以抵抗现实压迫或者主动惊扰现实平衡的力量，类似于路翎自己说的“原始强力”。这种“原始强力”并非仅仅指路翎在《饥饿的郭素娥》中所表现的“性”的原始强力。朱珩青很辩证地指出，路翎人物的“原始强力”是人性和兽性沉积的深潭。[15]“原始强力”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人物身上的固有力量，比如蒋少祖的理性与个性，金素痕的金钱与浪漫，蒋捷三的家庭，朱谷良的正义，石华贵的权力，蒋纯祖的拯救，每种力量在其各自的身上成为其合理性的存在，力量的展示证明了勇气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路翎才会称呼这许多人都为“英雄”。
二 分析性话语：自我意识的建构
《财主底儿女们》让读者犯困的另一类欧化形式是文本充满了分析性话语。路翎的分析性话语，不能与一般所谓的心理描写等同。一般的心理描写注重情绪的宣泄，路翎的心理描写也有情绪的表达，但是更加注重理性的解剖。胡风称为“欧化的心理描写”。路翎对此有个辩护：“我十分坚持心理描写。正是在重压下带着所谓‘歇斯底里’的痉挛、心脏抽搐的思想与精神的反抗、渴望未来的萌芽，是我所寻求而且宝贵的。”[16]有研究者早就指出，路翎的心理描写是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心灵辩证法的描写。在此关注的是路翎心理描写的话语表达形式，即分析性话语。
分析性话语最大的特点在于把概念性名词整合进欧化句式，构成叙事中长段落的分析性段落。叙事如何转入分析性话语呢？路翎常常借助于某种情景的营造来实现。路翎的语言总会跳出某些词语或者意象，这些词语或者意象有着无限生发的可能。《财主底儿女们》中分析性话语非常多，在此以蒋纯祖成长过程中自我主体意识的建构来分析。蒋纯祖的成长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旷野上的漂泊逃亡，武汉的停留，演剧队的演出，石桥场乡场上的教员生活。
“旷野”之于蒋纯祖，最重要的就是朱谷良和石华贵之间的较量，是正义和善良与邪恶和残暴之间的较量。朱谷良被石华贵枪杀后，蒋纯祖的内心世界：“旷野上是我们底最好的坟墓！我们都献给这个时代，完全献给，像你一样！”“那一片闪耀着的积雪的旷野是给了他一种灵感，使他突然感到无比的欢欣”，因为这一瞥，他就酝酿了一种阴谋，要为朱谷良报仇了，于是他对石华贵露出“愁苦的、慰藉的笑容”，并以取媚的语气跟石华贵说话。小说叙事接下来一段分析性的话语：
于是蒋纯祖痛苦地承认了自己底堕落，承认了自己要生存，振作起来。而那种慰藉的、悲切的感情，虽然失去了欢欣的成份，却更强。真实的人们，在他们底阴谋中，是常常要在另外的一些人们把它们看成手段的感情上面跌倒，甚至沉没的。他们是突然地发现了自己底人格里的娼妓的成份，觉得自己已经堕落了。而常常的，假若不能达到他们底目的，他们便真的堕落了。或者是，不管真的达到与否，在这些感情中，他们真的是因怯懦和自私而堕落；真实的人们，在他们底多情里，是常常如娼妓，这便是他们底恐怖。[17]
按照叙事的常理，小说根本不需要这段文字，因为蒋纯祖对石华贵的“取媚”出于一种高尚的动机，要为被枪杀的朱谷良报仇。当蒋纯祖取媚石华贵的时候，他为什么将自己的行为看做是娼妓式的堕落呢？这难道是作者对人物的过度介入吗？当以取媚的方式迷惑石华贵的时候，蒋纯祖的自我开始向前跃进，当他对这种取媚批判怀疑的时候，蒋纯祖的自我变得丰富而痛苦。如果仔细分析蒋纯祖的取媚和他对自己堕落的谴责，不难看到取媚和堕落包含的复杂成分：人类只有在正义与善良被毁灭后，才会强烈感到自身的怯懦；也就是说，当朱谷良被枪杀的时候，蒋纯祖和其他几个人出于自身的安危而没有制止邪恶的行为——这就是“因怯懦和自私而堕落”。同样，在朱谷良被枪杀后，蒋纯祖已经感受到石华贵对他们这些人的生命威胁，因此蒋纯祖的取媚复仇中是否也有自己要生存必须振作的因素呢？如果真是这样，取媚因为自私而再度堕落。当然，从叙事的整个过程来看，蒋纯祖对其“堕落”的分析无损于他为朱谷良复仇的纯洁与高尚，或许还因为其对自身“堕落”的正视凸显了他的纯洁与高尚。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蒋纯祖对自身堕落的分析何以可能呢？换言之，如果把蒋纯祖对自身堕落的分析看做是自我意识的表征，那么这种自我意识从何而来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蒋纯祖陷入自杀的混乱思想中，民族战争爆发后，他从某些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中获得新的生命支撑力量：世界是热烈的，他开始信仰人民。这就是他向上海避难的动机。正如蒋少祖指出的，对于蒋纯祖，“人民是一个抽象的字眼，生活，又不是年青人所能明白的。”尽管这样，但是蒋纯祖却是把“世界”、“人民”和“生活”当做一种“真实”来摄取。正是在这个意义路翎的欧化：语言创伤与生命开放上，蒋纯祖的自我意识诞生了，因为它包容了“世界”、“人民”和“生活”。说它包容，因为这时蒋纯祖的自我意识处于一种“儿童阶段”，它把所看到的一切，伸手可及的一切当做完整和真实来认知。在沿长江而上的逃亡漂泊中，蒋纯祖以及他看到的人们在生死底线上的挣扎，分裂了他自我意识中的“人民”和“生活”。或者说，“人民”和“生活”以挣扎的矛盾性开始分裂蒋纯祖的“自我意识”。分裂的核心力量是旷野中的英雄——朱谷良和石华贵——的对抗。分裂的结果，是蒋纯祖的自我意识开始一种黑格尔意义上的扬弃，把原来完整而真实的“人民”与“生活”纵剖开来，抛弃了“人民”和“生活”中的“石华贵”方面，而沉淀了其中的“朱谷良”方面，于是蒋纯祖的自我意识达到一种的新的完整状态。蒋纯祖自我意识的扬弃，在上文的分析性话语中展示得十分清楚，即表现为自我意识对自身堕落性的话语分析。
蒋纯祖到武汉以后，陷入对傅钟芬和黄杏清两个女子的爱情困惑中，他在向傅钟芬表白爱情和亲吻她的那个雨夜，小说通过梦境来让叙事引入朱谷良这个人物。醒来后他开始追忆在旷野中与朱谷良等人逃难的经过，比照武汉虚浮的生活，他开始深刻地思考。叙事的语句依次出现了这样一些词语：纪念、武汉、虚伪、我自己、社会底力量、心灵、朱谷良、时代、人民，至此概念性的关键词“时代”和“人民”进入了蒋纯祖的言说：“蒋纯祖，在甜蜜的追念之后，触到了严重的问题，内心感到苦闷，蒋纯祖愈想象，便愈不能感到朱谷良……于是他心里有和畅的激动和力量，他觉得他明白了朱谷良了。”[18]
“蒋纯祖”的形式是路翎写一个人的常用句式，用标点符号的停顿让直线式的句子有了某种断裂，在断裂处的描述就有多种纬度。在武汉浪漫而虚浮的抗战氛围中，朱谷良之于蒋纯祖的意义如何诞生？反过来说，蒋纯祖如何从朱谷良身上获取当下的意义？他如何拯救自己？拯救的意识从何而来？旷野中朱谷良形象作为某种原型积淀在蒋纯祖的自我意识中，而在武汉陷入乱伦之恋中，其意义的诞生走过了两步：第一步，通过梦境让朱谷良形象凸显在具体的境域中；第二步，借助于对概念性名词的思考，升华朱谷良的意义，也就是蒋纯祖在当下的现实搏斗中，重新理解朱谷良形象。在这里，概念性名词是“人民”。“蒋纯祖想象朱谷良是人民，感不到朱谷良；想象朱谷良是自己，有着和自己同样的心，感不到朱谷良。”在蒋纯祖的想象中，朱谷良会“消失于”人民中，也会“消失于”蒋纯祖自己中，这是很可怕的事实。上文提到，蒋纯祖的自我意识“沉淀”了“朱谷良”方面，言外之意是“朱谷良”在蒋纯祖的自我意识中还处于潜伏状态，不具有能动性。同时，“抛弃”了“石华贵”方面，意味着蒋纯祖的自我意识通过对自身堕落性的分析，最终因为石华贵身体的消灭而达到了短暂的宁静。因为当自我意识把“石华贵”方面“抛弃”的时候，新的自我意识是把它当做自己的对立面来看待的，也就是说，对于蒋纯祖旷野中新的自我意识来说，“石华贵”方面并没有随着石华贵生命的停止而消失，相反，它以一种静止的凝固状态构成了蒋纯祖新的自我意识存在的确证。
蒋纯祖在武汉的生活，与傅钟芬的乱伦之恋和虚浮的周围气氛，在蒋纯祖的自我意识中，取代了旷野中石华贵方面，开始对自我意识中的朱谷良方面形成威胁，因为蒋纯祖自我意识中的朱谷良方面，还不具有力量来抵抗这种乱伦之恋和虚浮。因此，自我意识需要激活自身的朱谷良方面来抵制它的威胁因素。上文所引的分析性话语，重新阐释“人民－朱谷良”关系而获得新的意义，“人民”包含了“纯洁”和“被奴役”，而“一个人”也有着这两个方面，于是崇高的英雄“朱谷良”被世俗化了，只有这样朱谷良才能进入蒋纯祖的自我意识。
1937年的蒋纯祖从生活里信仰人民，正如蒋少祖指出的，对于蒋纯祖来说，人民是抽象的字眼，生活不能明白的现实。他有的只是单纯的对抽象名词的崇拜。而经过旷野的漂流，到了武汉的蒋纯祖其实是在重新思考蒋少祖的问题，他力图以自己的经历给予蒋少祖一个回答。“人民”是纯洁而被奴役的，这两种对抗的因素使得蒋纯祖对人民的“爱”有了鲜明的轮廓。再把这种纯洁与被奴役，放置于朱谷良的身上就更加具体而突出。朱谷良形象的升华对于蒋纯祖来说意味着成长，意味着自我意识到了新的一个阶段，意味着生命的扩张。
蒋纯祖自我意识的成长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演剧队。小说对演剧队的叙事一开始就让概念性名词活跃起来，比如“集团”、“原则”、“权威”、“纪律”。在这个段落的叙事中，分析性话语仍然以概念性名词为先导，但却有了新的表达形式，即从人物心理的独白转向人物之间的对话。演剧队在万县中学的会议，是一次现代性的会议，是一次分析性话语展示的会议，是个人主义话语反抗官僚主义话语的会议。首先要指明的是，这次会议具有了现代性会议的所有机制和程序，以王颖、胡林、张正华等人为核心的神秘的小集团，为了打击演剧队的个人主义因素，主要地是要打击蒋纯祖，因为蒋纯祖的才华，因为蒋纯祖与演剧队最漂亮女性高韵的恋爱，他们先以个人的方式找蒋纯祖谈话，了解情况。其次，预先安排了会议发言的次序，次序意味着权力。发言次序的安排意味着权威的预先展示。王颖对蒋纯祖的批判是官僚主义话语的现代版。真理在手的咄咄逼人的优先的话语姿态，个人主义与革命阵营集团生活的二元对立的价值思维，以“由此可见”等逻辑词语组接的加上理论装饰的长句话语形式，构成了路翎笔下官僚主义话语的现代特征。蒋纯祖的回击被激情所驱使显得特别富有个人色彩。
蒋纯祖的反驳以滔滔的雄辩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他首先以侮辱性的语句遏制了胡林空洞的抒情在女性中引起的同情，然后以“我诚然是”开头的四个语句表示以退为攻的策略，接着对王颖所批判的“幻想”进行了辩护，集中力量攻击了王颖们宣扬的自我批判、接近民众的工作方式和参与演剧队的动机。这是鲁迅所谓同一阵营的分化，蒋纯祖的反击在青年人的激情鼓动之下更加有力。“人民”在这里以新的形式出现，演剧队无疑是“人民”。“人民”的纯洁和被奴役，表现为这样的形态：一方面是在战争年代的演出为民族战争服务的纯洁性，另一方面是以权力为核心的官僚意识的“被奴役”。蒋纯祖用来反抗这种“被奴役”的状态是凭借以爱情为核心的个人主义，以战争年代苦闷为基础的现实感。在这个意义上，蒋纯祖的自我意识在保留朱谷良方面的同时，以前那种潜藏状态的个性精神在这里凸显出来。不过问题是，蒋纯祖自身既然在“人民”之中，他自身有没有“被奴役”？小说的叙事在此没有让蒋纯祖成为神秘小集团的成员，因此这个问题在小说的叙事中悬而未决。
蒋纯祖在石桥场的中心小学，乡场上的生活展现了他的生活。他做了小学校长后，因为收缴富有人家的书费在乡场上掀起了波澜。紧接着是16岁的女学生李秀芳被母亲出卖初夜的事情，卷入了更大的漩涡，也可以说，蒋纯祖在有意地让这个漩涡变得更加疯狂。小说叙事中插入了一段分析性话语：
在这里，特别在热情而年青的人们里面，常常有自我底绝对的扩张。这个绝对的自我，以承担人间底一切不幸为使命，庄严而美丽——他们自己感觉到这个——站起来向全世界挑战。在这种精神状态里，有着一种朴素的，天真的愚昧，同时有着一种华丽的矫饰。骑士和侠客以一种虔诚的，礼仪的风度，以一种优美的，对最高的权力负责的形式安排了这个绝对的自我，就是说，以对于光荣的传统的服从安排了这种绝对的自我；但在这里，一切从内心爆发，不对任何传统负责，并且不受任何传统底控制。[19]
这个“绝对的自我”是什么呢？绝对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libido本我，也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的自我。“绝对的自我”，不管外在强大的压力而“以承担人间底一切不幸为使命”，说其是“自我”，因为出之于蒋纯祖们个人的自愿选择；说其是绝对的，因为自我忽视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蔑视了周围力量对这种自愿选择的压制。就这个绝对的自我的选择要求来说，它庄严而美丽，朴素虔诚而天真；就这个绝对的自我对周围力量的蔑视来说，它愚昧而矫饰。乡场上的蒋纯祖，面对的是一个分裂的“人民”，即以乡中心小学的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群体和以乡场上封建势力为主体的群体。演剧队内部的分化在这里大致可以理解为内外之别。乡场上的蒋纯祖抗击周围封建势力的方式不是个人式的，在旷野上他无力而只能采用反间计的方式，在武汉，他只能以内在的个人心理的方式来理解，在演剧队，他有支持者但是敢于第一个站出来反抗的仍然是他个人。而在乡场上，他的同事张春田、赵天知、万同华、万菁华等，都和他并肩站在一起。蒋纯祖用以反抗封建势力的自我意识是“基督教的理想”，即“承担人间底一切不幸为使命”来“向全世界挑战”。这是蒋纯祖自我意识中“朱谷良”方面的完全内化。以蒋纯祖自己和他同事这个弱小的群体来抗击周围的封建势力，这完全是一次“英雄”的、“侠客”的、“个人”的行为。乡场上的蒋纯祖的自我意识中，还混合着另外两种意识：爱情和对周围势力的无奈感。因此蒋纯祖仍然是一个矛盾体，他的自我意识仍然在发展之中。
分析性话语在小说的叙事中建构着蒋纯祖的自我意识。说是“建构”，并非指的是分析性话语完全独立于小说的叙事之外，其实分析性话语就是叙事的方式之一。关键的问题不是分析性话语在叙事中的合法性问题，而是分析性话语自身内部的合理性问题，即分析性话语如何以“文学性”的方式，而不是以“说教性”的方式来建构自我意识的。以概念性名词为引导所形成的分析性话语，在语言的文学性层面，处于某种语言创伤的状态，然而通过以上的分析，正是从这些语言创伤的地方，蒋纯祖的自我意识得以发展和呈现。
三 从语言创伤通达生命的开放
路翎欧化的语言，坚持“的”“地”“底”的区分，大量使用形容词，把名词的内涵下降到最底部，特别喜用以概念性名词引导的分析性话语。这就是路翎语言的创伤状态，运用“创伤”一词，并不意味着价值上的否定，笔者更愿意把它看做是路翎富有创造性的文学汉语的未完成形态，即扭结状态。语言创伤，在路翎的作品中，尤其是像《财主底儿女们》中，通达了个体生命的开放，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主体意识的建构。
“生命的开放”在《财主底儿女们》中有明确的描述：“蒋纯祖在冷水中运动，浑身发烧，感到江面的冷风新鲜、舒适、甜畅；并感到火光，船影，江流，水声，芦苇以及自己底开放了的生命美丽如诗。”[20]如何来理解路翎所说的“开放了的生命美丽如诗”？这是《财主底儿女们》最感动笔者的句子。在芜湖，蒋纯祖、朱谷良、李荣光一起离开徐道明的船，游过生长着芦苇的水域，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蒋纯祖被朱谷良的亲善和自己的亲善所感动。这个场域中所有的一切都因为有了两人的亲善而变得和谐温暖。生命因为进入别人的心灵而走向开放，而富有诗意。生命开放的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指的是澄明之境，在沈从文那里指的是人性形式。而在路翎笔下，生命开放的状态也许指的是，置身于现实之中的生命因通达主体意识的建构而处于努力搏击的姿态，用蒂利希的话说，就是自我存在的肯定，是对那些非存在的反抗来实现的。存在的勇气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肯定自我存在的勇气。但非存在并不是在存在之外而与之对立，存在在其本身之内就包含着非存在。在存在之内对非存在的意识到状态就是焦虑。“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21]非存在威胁存在的不同方式就会引起不同类型的焦虑：非存在威胁人的本体上的自我肯定，就会产生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非存在威胁人的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就会产生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非存在威胁人的道德上的自我肯定，就会产生对罪过和谴责的焦虑。[22]上文所分析的蒋纯祖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他的焦虑意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他对非存在因素化解的过程。旷野中芜湖的蒋纯祖还只是刚刚踏上生命开放的长途。年轻人敏锐而善良的心灵，在战争的残酷之中，因人类些许的亲善就容易感动；这不应被当做年轻人的脆弱和矫情。
那种年轻的感动这在下面这段文字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大家抖索着——显然是故意抖索着——拥到火旁，火焰明亮，浓烟在无风的空中上升，寒气解消。……他们觉得，在这种歌声里，他们底同胞，一切中国人——他们正在受苦、失望、悲愤、反抗——在生活。”[23]笔者每次读到这段文字，心中都有一阵激动，就因为这语句的飞扬和旷野上黑夜里的情景。那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呢？旷野向四周延伸，平面的空间突出了漂泊者的渺小与无助。黑夜遮盖着，却也呈现着旷野，这黑夜，安慰着漂泊者焦躁的心灵，让一切平息下来，裸露着，就像鲁迅在《夜颂》中所赞颂的夜的诚实。跳动的火焰，用自己的光打着旷野和黑夜的漩涡，人的歌声，在旷野上扬起，消失；在黑夜里扬起，消失；在火光中扬起，消失。旷野、黑夜、火焰、歌声都向漂泊者来照面，漂泊者得到短暂的放松，白天的漂泊已经过去，明天的漂泊即将到来，生与死都只在翻手覆手之间，生活却在这样的时刻呈现。小说的叙事者把蒋纯祖们暂时下降到旷野的最低点，从土地、江河、火堆的高度来感受。漂泊者的生命因此有了坚实的基地。对于蒋纯祖这样热情单纯的青年来说，一个人的心灵由此变得开阔而诚实。对于蒋纯祖而言，如果说旷野的意识是他以后成长中的动力，那么朱谷良的形象和旷野黑夜的情景就是这动力的燃料。“一个人的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心灵的历史，也不见得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更为乏味，更少裨益，特别是如果它是一个成熟的头脑对自己观察的结果，而且在写的时候毫未存着唤起同情或惊异的虚荣愿望。”[24]
当笔者引用上面两段文字来探索个体生命开放的时候，这两段文字并不那么欧化。确实，这两段文字是《财主底儿女们》中不那么欧化而富有诗性的典型段落。不过，在这样的段落中，开放的生命，还只是单纯的生命，也就是说此时蒋纯祖所展开的生命还是那种十多岁年轻人未经磨练的生命。而生命的形态在蒋纯祖的个人身上，与他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自我主体意识的建构合为一体，也就是说，生命的开放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发展。旷野上芜湖的蒋纯祖就自我意识来看，还没有作为一种主要的力量在他的内心开始活动，还没有作为一种主要的力量来与他周围的世界进行抵抗，自我意识还没有转化成一种存在的勇气来对抗非存在的威胁。就《财主底儿女们》来说，蒋纯祖的生命开放美丽如诗的存在论意义，其实是他的自我意识不断抵抗非存在威胁，在焦虑中不断向前跃进的过程。而自我意识能不断跃进的内在底蕴在于，生命的开放，在内是自我意识的建构与生长，向外是自我意识向他者的呼应，向上是自我意识对人类的关心，表现为对人民不幸的承担，对人民弱小的保护，对邪恶力量的抵抗。
《财主底儿女们》中，汉语的欧化形式，即路翎语言的创伤塑造过程，是通达生命开放和建构自我意识的通道。语言创伤处，即是生命开放之处，即是自我意识的焦虑之处。语言创伤，也是汉语欧化的极致形态之一。如何来理解语言创伤与生命开放、自我意识焦虑的同一性呢？海德格尔的语言存在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都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对《财主底儿女们》的分析中，所谓生命开放和自我意识的焦虑，是针对蒋纯祖而言的；而语言创伤并非是蒋纯祖一人所独有。也许可以这样说，语言创伤是路翎的事情，它普及到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而生命开放和自我意识的焦虑却是蒋纯祖的事情。路翎的语言创伤从他与胡风的讨论可以看出，在他叙事中是具有普适性的；而在此只选择蒋纯祖作为分析只是受到分析的限制，其实《财主底儿女们》中众多人物都可以从语言创伤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自我意识的焦虑，比如蒋少祖、王桂英、金素痕等人，都是很好的个案。那么如何来理解刚才提出的同一性问题呢？黑格尔在论述自我意识的时候说：“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25]独立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必须用生命去拼一场才能获取；但是，用生命去拼了一场的人，不一定必然获得独立的自我意识。蒋纯祖属于后者。对于路翎的语言创伤来说，笔者想套用黑格尔的话：一个不曾把语言拿去拼了一场的作家，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作家，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蒋纯祖拿生命去拼，路翎拿语言去拼，原本就统一在《财主底儿女们》的文本中。
注释：
[1][2][16]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页。
[3]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试验——四十年代小说研读札记》，《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4][5]张新颖：《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2页，第193页。
[6]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20页。
[7]冰心：《笑》，《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
[8]叶绍钧：《母》，《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
[9]“哪里去追寻诗人们底魂魄！/又想染红她底指甲/枫桥镇上底人/寒山寺里底僧/是寒山寺底钟声么？/是旧时寒山寺底钟声么？”“将倒未倒的破屋，/粘住失意的游踪，/三两番的低回踯躅/明艳的凤仙花，/喜欢开到荒凉的野寺；/那带路的姑娘，/在不可聊赖的情怀？/有剥落披离的粉墙，/欹斜宛转的游廊，/蹭蹬的陂陀路，/有风尘色的游人一双。/萧萧条条的树梢头/迎那西风碎响。/他们可也有悲摇落的心肠？/九月秋风下痴着的我们，/都跟了沉凝的声音依依荡颤。”《俞平伯全集》第1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18页。
[10]刘西渭：《三个中篇》，《路翎研究资料》，张环等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1]略举数例：“于是徐道明下颌打抖，以一个辛辣的姿势转身向芜湖，凝视燃烧的芜湖。”“在那个可怕的羞辱后，她是完全绝望，不再记挂她底这位给了她这么多辛辣的痛苦和怪诞的溺爱的父亲，离弃了她底生命了。”“漂泊者底广漠的经验和辛辣的感情是使这个人无视一切，除了他所最尊重的。”“（蒋纯祖在九江见到汪卓伦）他底那种狂暴的想象，渗透到街上的一切灯光、一切人影、一切悲凉的逃亡和辛辣的斗争里面去，而替自己造成了一个比现实的城市更加明亮、更黑暗、更嘈杂、更荒凉、更美丽和更辛辣的城市。”“在社会底黑暗的力量里面生长起来的蒋纯祖，盲目地反抗过这些力量的蒋纯祖，因为过于强烈和过于混乱，在这个辛辣的时代里迅速地失去了均衡。”“医院里现在很寂静。从楼上旁花园的这一边，一个唱着英文歌的清朗的女音带着青春的自爱掀动了开来。像一切精神不宁的人一样，章松明被这强旺的声音所苦恼，感到恋爱的激动，并感到生命被胁迫，被拖开去遭受着拷问的苦楚。他挣扎，反抗，恍惚地自嘲，走向壁角；歌声在深沉的寂静里升上光明的峰顶，并在云中回绕，他咬牙看基督像，眼睛潮湿，但笑了辛辣的、轻蔑的笑。”参见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下），希望社1948年版，第687页，第719页，第732页，第821-822页，第842页，路翎：《青春的祝福》，希望社1948年版，第316页。
[12][17][18][19][20][23]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下），希望社1948年版，第732页，第793-794页，第896页，第1141-1142页，第694页，第746-747页。
[13]具体句子如下：“蒋少祖需要激烈、自由和优秀的个人底英雄主义。”“（王桂英说蒋少祖）我不能再是无知的孩子，你也不能再是拯救中国的英雄！”“但老人抬手，痉挛着。这个英勇的生命底结束来临了。在这个最后的瞬间他有了什么欲望，心里有了某种光明，他在挣扎，眼光炽热。这里到来了英雄的生活底交响乐的回响。””“她（指金素痕——引者注）以前，在糊涂的英雄心愿和炽烈的财产欲望下是那样的残酷、自私，而易于自慰。”“于是，在他（周国梁）底英雄的生涯里，就又增添了一件永不磨灭的光荣了。”“蒋纯祖以骄傲的、英雄的姿势站在潮湿的深草中，向着夕阳。”“人们看见，蒋纯祖，在这个时代生活着，一面是基督教似的理想，一面是冰冷的英雄，那些奥尼金和那些毕巧林。”依次见路翎：《财主底儿女们》（上），希望社1948年版，第4页，第230页，第349页，第351页，《财主底儿女们》（下），第1156页，第1165页，第1181页。
[14][21][22][美]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5]朱珩青：《路翎小说的精神世界和“七月派”现实主义》，《学术月刊》1994年第9期，第3页，第29页，第33页。
[24]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0页。
[25]黑格尔著：《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6页。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