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开放的象牙塔——知识市场与学院教育的良性互动
作者：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政治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
在互联网技术迅速普及的20多年间，出现了许多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创新，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变革浪潮。所谓“知识付费”现象只是这股大潮中最新的波涛，有人为此兴奋，也有人深感忧虑，更多的人或许忧喜参半。初看起来，知识付费开拓了一种新颖的知识传授渠道，以非常有效的市场化手段提供知识产品，满足了大众的求知需求，这是知识付费值得称道和鼓励的创新。但深究起来，许多怀疑和忧虑并非没有理由。最常见而尖锐的质疑之一关乎知识自身的品格：在知识付费浪潮的冲击下，知识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是否还能得到保障？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是否会越来越屈从于市场逻辑的宰制而走向庸俗、“堕落”？诸如此类的声音不只表达了批评态度，而且根植于影响深远的批判理论传统，尤其需要认真对待。
然而，批判理论本身并不享有免于被批判的特权，如果将它视作理所当然，反而会错失其最初蕴含的洞见，最终陷入陈词滥调式的教条。“市场邪恶论”几乎与“市场万能论”同样偏颇而可疑。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具历史与时代敏感性的视野中，勘察与评估知识付费现象及其批评观点。本文就此做出一些初步的探讨和思考。
爱国是人们对于自己生存、发展所依赖的政治共同体的一种归属和服从的情感与行为，是人们基于理性考量基础上的情感和行为选择。如所周知，理性（Reason）是人类基于生活实践和经验事实来把握客观规律的思维、判断能力，是人们基于现有的前提并在合理逻辑推理基础上形成事实认知、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爱国正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来认知其自身与所在国家的关系，并基于自身生存处境、文化背景、个体发展等因素的综合分析而形成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由于爱国是人们在作为共同体成员而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并巩固下来的理性判断和价值选择，是在集体认同基础上形成的情感和行为，这种选择也与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需求相一致，因而爱国主要体现了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理性精神。
一、知识自主性的神话与现实
希腊哲人柏拉图曾对“知识”（episteme）与“意见”或“信念”（doxa）做出重要而著名的区别。自此之后，无论是否接受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也无论对知识做出何种定义，知识被普遍认为具有特定的品质或满足特定的标准，不能混同于一般的见解、观点、想法或信念。知识由此获得了独特的价值和权威，而知识的生产和传授需要依赖特定的知识体制（episteme regime）来获得其信用保障：经过特定训练的具有资质的人群，依据一套原则和程序来展开，其成果必须达到知识共同体共享的合格标准。现代知识体制的典型就是学校与研究机构。由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授要求特定的准入门槛，知识事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获得了高于一般意见的权威。
与此同时，知识被视为有价值的——不仅对于人类发现真理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对技术发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社会繁荣等具有可兑现的功用价值。这些重要的价值使知识获得某种特权，在相当大的程度得以主张具有免于外部干涉的正当理由，无论这种干涉来自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者大众意见。
因此，知识成为一个具有自主性的社会空间。在流行的“象牙塔”比喻中，知识生产与传播被视为远离尘世、高尚纯洁、受人尊敬而仰慕的事业。然而，“象牙塔”是一个神话。近一个世纪以来，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批判理论到后建构主义的话语分析（尤其是福柯对知识/权力的研究论述），都揭示了知识生产与传播从来不是单纯自主的，而总是涉嫌与各种权力与利益的复杂纠葛。就此而言，那种简单判定“知识付费”就是知识走向堕落的主张，似乎是在执着于守护知识“女神”从不曾存在的贞洁。这并不是严肃的知识判断，虽然语出惊人，却无助于争取和维护知识事业的自主性。
在另一面，所有对知识生产的批判论述仍然是“知识体制”内部的作业，也并未撼动社会大众对于知识权威的信奉与遵从。所有现代社会在相当大程度上都承认知识事业的自主性，都肯认知识的价值。知识仍然享有独特的权威。
我相信，存在正当的理由来维护知识事业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术语来说，知识（学术）是一个独立的“场域”（field）。知识活动的评判标准、规范原则和文化资本应当首先是由场域内部自主生成和决定的。他多次告诫，知识场域可能受到外部（包括权力与市场）的影响而威胁本身的自主性。在此尤其相关的是，布迪厄对“受限生产的场域”（field of restricted production）与“大规模生产的场域”（field of large-scale cultural production）所做的区别。他指出，“大规模文化的生产领域，服从于占领最大可能市场的竞争规律，而与此相比，受限生产的场域倾向于发展其自身的产品评价标准”。所谓“受限生产”是一种面向“生产者群体”的生产，对知识场域而言，就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知识生产，其作者与读者是专业同行。而“大规模生产”是面向“非生产者群体”的生产，主要读者处于作者同行的共同体之外，允许了更多的外在力量的渗透，使得知识场域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自主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但与此同时，布迪厄对完全超脱或者全面介入的知识分子都持有怀疑的态度。因为知识的自由——成为独立自主的知识活动，并以独立于外部干涉的方式展开实践——无法在知识场域内部实现，而是取决于知识与社会世界的关系。这意味着知识场域不可能、也不应当与外部世界脱离隔绝。恰恰相反，维护知识自主性的努力要求摒弃那种超凡脱俗的象牙塔幻想，深入辨析外部力量（包括市场与国家的力量）与知识场域之间的复杂关系。
二、知识大众化与垄断的终结
无论是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度，还是中世纪欧洲的神学研究与传授，知识从来不是与世隔绝的事业。近代以来，市场与国家都更深地介入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推动了知识大众化的进程。
首先，技术革命带来了印刷术的成熟与普及，激发了知识传播的一场现代革命。在18世纪的欧洲，书籍与报刊杂志的大量发行，伴随着大众阅读的兴起，开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知识市场。知识并不等于商品，但由此获得了明确的商品属性。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著的《启蒙运动的生意》提供了一个精彩的例子。这本书生动地揭示了法国《百科全书》出版史中的商业秘密：启蒙的知识促成了一桩大生意，这是大革命前“整个出版史上挣钱最多的生意”。而这桩生意又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兴盛。可以说，正是狄德罗（及其启蒙贤哲的盟友们）与书商庞库克的共谋合作，才推动了这场伟大思想运动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启蒙运动远不是纯洁无瑕的，其中有商业逻辑的“威逼利诱”，也有与政府的交易、妥协与周旋。但如果没有庞库克代表的市场力量的参与，很难想象启蒙思想的影响力可以达到如此的深度与广度。商业逻辑支持知识的大众化，这既可能使知识“庸俗化”，也会让知识获得强健的生命力。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出现了“国民经济”与“国民教育”的概念，极大地激发和促进了知识走向大众化的发展。知识始终具有特定的门槛，但呼应着国民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进程的历史潮流，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得以越过这个门槛成为“有知识的国民”，变成了一种正当的要求。义务教育制度应运而生，有阅读能力的人口大幅上升，更加扩展了大众读物的市场兴盛。这推动了文化的现代转型进程：将拥有知识从少数精英的特权转变为普罗大众的基本权利。知识并未就此丧失其权威标准，但抵达这一标准在原则上是人人可为的。知识标准也随之演化为多样分层的体系，典型地体现为教育资质分级与学位等级制度。
由此可见，市场与国家对知识的影响完全可能有积极正面的维度，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无需警惕外部影响对知识自主性的侵蚀，而是强调对这种影响的复杂性与两面性需要予以更细致的甄别和更中肯的评价，也需要注重考虑具体形态及其脉络。
今天我们正在见证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互联网对人类交往模式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冲击，生成了持续不断的压力和动能，促发着知识教育事业的变革，其深远影响还远未结束。
首先，传播手段的多样化正在挑战学校教育的垄断地位。在互联网技术普及之前，现代教育极大地依赖于体制化的学校教育，知识市场只是发挥着学校教育的辅助功能。从1980年代初开始，中国出现了丰富多样的校外教育机制：从知识教育类的读物，到各种广播和电视教育节目（特别是外语教学）；从针对少年儿童的“补习班”，到面向成人的培训课程，不一而足。但所有这些机制都只是学校教育的补充。然而，当网络技术应用发展到新的阶段，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高品质的远程在线课程，这对传统的学校教育的影响不只是补充，更是一种挑战，其长远的挑战性还未被充分重视。
在我看来，网络在线教育将会带来一种结构性的变革，就是从“传授者中心”向“接受者中心”的转变。比如，任何一所学校开设的经济学导论课程，现在都会面对网络在线课程的竞争压力。学生很容易在网上找到上百种同类课程的资源，择其优者来对标自己课堂上教师的水准。虽然教师仍然可以依凭注册学分与成绩裁决对学生拥有权力，但其知识的权威性将面对超越自己课堂（甚至是全球性资源）的竞争压力。因此，选择优势正在转向知识接受者一方，本校开设的任何课程不再是同类知识的唯一来源，接受知识有了更多和更优的来源选项。学校教育仍然具有资质认证（学历和学位）的垄断优势，但这种优势如果离开了其原本依据的知识权威优势，终将不可持续。“教师越来越难当，学生越来越挑剔”将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学校将会失去其知识传授的垄断地位。象牙塔并不会就此倒塌，但无论情愿与否，都将变得更加开放。
其次，网络时代带来传播方式的一个结构性变化：从“一对多”（one to many）的中心辐射方式，转向“多对多”（many to many）的去中心化的发布方式。对教育而言，集中化的知识权威依赖中心辐射的传播方式，也正在遭遇“多对多”传播模式的挑战。目前优质的网络在线课程绝大多数是由名牌大学的优秀教师所提供的，而去中心化的进程将会溢出学院体制的内部竞争，将知识生产的权利向全社会开放。信息技术应用的新进展（包括移动用户端的普及与在线支付的便捷）都为形成一个更加丰富多样的知识市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直面市场化的挑战
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准入门槛大大降低。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要具备某种“稀缺性”的专长知识，就可能成为潜在的生产者和传授者，进入知识市场。在鱼龙混杂的知识生产者中，具有学院体制认可的资质（学历、研究成就和教学经验等）可能有助于提升其市场价值，但不再是决定性的。“销售业绩决定成败”的市场逻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法律措施能够制约一些严重的假冒伪劣者，但绝大多数水平低劣的知识产品只能依靠市场竞争来淘汰。
由此，市场不只提供了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同时还建立了一种评判知识产品优劣的标准，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另类标准。“潘多拉的匣子”被打开了，其中蕴含的风险确实令人关切。
我们知道，商品属性只是知识的多种属性之一，而且并不是其界定性的特征。知识的价值也无法等同于其市场需求价值。知识市场的消费需求很难清晰体现知识的内在价值（探索和发现真理），甚至难以全面反映其功用价值。因为人的购买欲望是社会文化塑造的，也会受到广告等行销手段的操纵。在市场竞争中，天文学未必能战胜占星术，严肃的心理学或人生哲学很可能败给似是而非的“心灵鸡汤”。有时我们甚至难以辨别淘宝网上购买的商品对我们的真正用处，更何况知识这种（兼具认知、精神和伦理意义的）特殊产品，其功用价值的恰当评价依赖于更具反思性的判断。显然，新兴的知识市场无法避免“劣胜优汰”的风险，这对知识场域的自主性构成了明确而又严峻的挑战。
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彻底封杀知识市场，让知识完全掌控在象牙塔的垄断之中，这似乎是一个选项，但在新技术条件下几乎不具有可行性，而且将损失知识市场的正面功能和积极意义。学院体制的知识生产和传授，本身具有过度精英主义和学科规训的保守性，需要接受反映时代变迁的外部力量的激发而保持变革的活力。具有900多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只是在1996年才创建了商学院，就是一个例子。至今仍然有人将商学院视为牛津大学的“堕落”，但如同历史上“经院哲学”的没落一样，这种指责更像是学院保守派在“象征资本”竞争中的挫败与焦虑的征兆，以捍卫知识自主性的名义来守护自身的文化资本，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如果传统教育体制的垄断终将结束，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更开放的象牙塔。这意味着学院体制将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挑战，将此转化为自身变革的动力。这也要求一部分心怀伦理与社会关怀、学术训练良好的教师走出象牙塔，进入并改良新兴的知识市场。改良并不是天方夜谭，这实际上是在艺术市场（音乐、美术和电影）中已经发生很久的故事，有许多经验教训可资汲取。如何做到“通俗而不庸俗”、学会何处需要坚持、何处可以变通，如何让讲述变得更为明晰透彻并具有吸引力……以更为“用户友善”的方式传播知识的精髓，对于教师绝非易事，需要一种新的学习和磨砺。但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我以为，这是教育工作者在这个时代的伦理责任之一。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介入是最好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