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转自中国知网。
摘要：长久以来，五四运动在“地方”的历史受到较多关注，这一类历史叙述将五四运动视为一个从北京中心延展出去进而扩散到各个地方的运动，地方上的五四运动由此就经常成为北京中心的延伸版、影响版和缩微版。本文尝试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即在留存于“五四”书籍、报刊里的“抽象方面”的思想之外，更重视围绕在那些书籍、报刊前后左右的“具体方面”和一段又一段随时潮起伏辗转的“实际人生”，进而追问三个重要问题：第一，新文化如何能够“到手”？第二，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如何展现？第三，怎样从地方返观“中心”？以此来揭示五四运动研究的一些新的可能性。
关键词：五四运动；地方；中心；主体性；
五四运动与各省之间如何交错互动是源远流长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从诸如《五四运动在上海》《五四运动在江苏》《五四运动在江西》《五四运动在山东》等大量或厚或薄的资料集的编纂和出版中就可见一斑。但这些资料集的书名和编纂模式也反映出此类研究的一个惯常思路是“五四运动在××”，即无论是作为思想文化运动还是作为反日爱国运动的五四运动，都是一个从北京中心特别是从一校(北京大学)、一刊(《新青年》)延展出去进而扩散到各个地方的运动，在各省开展的五四运动由此就经常成为北京中心的延伸版、影响版和缩微版(1)。
这样的研究思路当然可以厘清一些历史，讨论一些问题，但也造成相当多研究的不见之处和讨论暗面，特别表现在以往学界在讨论新文化时，更重留存于书籍、报刊里的“抽象方面”的思想，而稍忽视围绕在书籍、报刊前后左右的“具体方面”和一段又一段随时潮起伏辗转的“实际人生”。而五四运动的历史除了“抽象方面”的思想，不乏林林总总的“具体方面”(2)，更影响了大量的“实际人生”。这些关乎“具体方面”和“实际人生”的史事“毁弃更易，追究无从”，却夹杂着时代洪流底下千万人的欣喜、无奈和悲伤(3)。正因如此，学界需要对它们予以更多关注和考量。限于篇幅，本文将从三个问题入手，初步展示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有哪些新的可能性。
一、新文化如何“到手”
五四运动与地方的联结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新文化的传播和接受上，但目前学界对传播和接受的一个重要机制即新文化究竟如何让地方上的读书人获得(“到手”)仍然不太清楚(4)。若能从新文化“到手”的角度多加审视，则在地的五四运动能看得更清晰、更丰富一些，下面先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江苏苏州甪直小镇的五四运动。甪直小镇虽不起眼，但在五四时期设立了《新潮》杂志的“代卖处”。有研究者据此称：“‘五四运动’的影响极其深远，已从城市扩大到偏僻的水乡古镇。”(5)这话大致是不错的，但值得进一步分析。如果考察《新潮》各个代卖处的实际位置就会发现，在大城市、省城、县城、镇这几个层次中，属于镇的就只有甪直这一处，苏州地区的其他《新潮》代卖处如振新书社、国民图书馆、文怡书局等都设在苏州城内(6)。因此在甪直小镇一地能有“代卖处”，并不是因为《新潮》杂志真的已经能通过振新书社那样沟通苏、沪、京的市场销售网络而传递至甪直。事实上，北京大学的《新潮》能让小镇的读书人“到手”和一个具体人物密切相关，他就是叶绍钧(即叶圣陶)。
叶绍钧与顾颉刚是从幼年就开始交谊的挚友，通过顾颉刚的介绍，他向《新潮》投稿，并在1918年底加入新潮社：
前天京校同学徐君彦之来信：说《新潮》杂志社已经正式成立了。寄来《日刊》一份，内有该社的详章，嘱寄于叶(绍钧)、王(伯祥)二先生，甚是要约你们做社员。我想千里之外，有个同声相应的机关，也很是乐事。惟依章须投稿三次；请你们再投二次，由孟真同我作介绍，正式函约入社。(7)
而从1917年3月开始，叶绍钧任教于甪直镇上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正是通过在甪直的叶绍钧、时常在苏州的顾颉刚与在北京的新潮社同人的连接，《新潮》杂志才有了在小镇传播、让当地读书人“到手”的可能性。但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申报》等在各地已成熟的市场销售网络相比，这种由私人关系维持的“点对点”传播方式并不具有持久性，因为他们的资本不够充足，不能“在各地自立分号”(8)，一旦叶绍钧离开甪直，《新潮》可能在那里就再无踪迹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钱穆与梁启超。1925年12月梁启超的《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在《清华周刊》丛书系列中出版，同月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出版钱穆的《论语要略》。细读两书会发现，钱书有不少对着梁书讲的地方，有不少顺着梁书讲的地方，还有不少参考梁书的地方(9)。但两书又同时出版，这是何故呢？缘由是梁书正式出版前早已有以《群书概要》为题目的讲义本和讲义材料的经年传播，连边远省份如云南也通过省教育会的刊物有所流传(10)。因此，从新文化“到手”的角度，对一个读者来说，出版本、讲义本和讲义材料是在同等位置上的，研究者若不去仔细追索那些讲义本、讲义材料而仅以出版本为研究对象，不少问题就难以解释清楚。
第三个例子与著名学者金克木的回忆有关。金克木生于1912年，1919年不过七岁，1925年才13岁。但他自认是一个“五四青年”，这种认同的形成和1927年金克木的一段下乡经历相联系。据金克木说，1927年，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家里把他送下乡到亲戚家暂住，躲避兵灾。在乡下，他遇到一个从县城教会中学回来的学生，名叫“警钟”。正是在“警钟”家里，他读到了《新青年》第一卷至第五卷的合订本，是“警钟”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据金克木说：“我(当时)已经读过各种各样的书不少，可是串不起来。这五卷书正好是一步一步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展示出新文化运动的初期过程。看完了，陆续和警钟辩论完了，我变了，出城时和回城时成为两个人。”(11)
综合这三个例子不难看出，地方读书人对新文化的“到手”并非如以往想象得那么“顺理成章”，它来自个人的独特机缘如顾颉刚与叶绍钧的特殊关系，经常有出乎意料的途径如讲义本和出版本的同时传播乃至讲义本的提前传播，更有超乎想象的时间落差和讯息完整度的落差。金克木的经历说明，一些读书人到1927年才有了完整“到手”前五卷《新青年》的可能性，能把这一个“从提出问题到讨论问题”的过程看得相对通透。而前数年不少地方读书人甚至大都市里的读书人只能零敲碎打，断断续续地阅读《新青年》和其他日后耳熟能详的报刊。1919年1月《国民公报》的记者就对傅斯年说：“本年的《新青年》，坊间已残缺不全。”(12)
况且，报刊随着时间的推移从零散到完整只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则是报刊随着时间推移的渐渐零散直到“消失”。1922年，顾颉刚对胡适说《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应补进“(辛亥)革命时的文学”，不过增补的困难在于，尽管辛亥革命时《民呼》报和《民吁》报刊登此类悲壮慷慨的诗歌最多，“可惜现在没法找了”(13)。如果说《民呼》《民吁》还是隔了十年左右才消失，那么五四时期的著名刊物之一——《星期评论》的“消失”就更快。《星期评论》在其出版期间深受欢迎，销量在江浙地区经常排在《新青年》之前。因此在1920年6月停刊后，很多人希望它再版，不过终究未能实现。到1922年，邵力子会特别强调松江景贤女校有“一全份”《星期评论》，大概正因为其未能再版，存世不多。而景贤女校能有“一全份”《星期评论》，实因学校主持者侯绍裘、朱季恂等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很早就注意搜集和保存国民党的史料有关。(14)即使如此，到1928年国民党执政后，仍有不少人在报上发广告要征集全套《星期评论》(15)。
以上说明“后见之明”经常也代表着“后见之盲”(16)。从阅读方式上说，研究者在宽敞明亮的阅览室里一期接续一期翻阅《新青年》影印本与金克木的阅读方式较为接近，与真正在“五四”前后那几年读《新青年》之人的方式已相差不少。若是更进步一点，利用电脑、平板、手机搜索《新青年》数据库，则离金克木的方式就很远了。
从“知道”与“不知道”的状态说，人们经常以为鲁迅的《阿Q正传》是很多人都读过的，阿Q代表何种人物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其实不少地方读书人并未读过，读过也并不知道，需要详加询问、仔细回复和细密解释。从时代氛围的认知说，研究者经常利用检索系统，以为数据库提供了无穷的史料，而忘却了其实这也让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检索系统，题目范围又因所谓“学术规范”的要求而越缩越小，少有放眼完整读书之时，以致“过渡一代”经常对于已消失在图书大库和“读秀”网海中的“五四”书报刊缺乏敏锐感觉，而更年轻一辈或至完全没有感觉。
因此，重寻“五四”读书人即时的阅读方式、“不知道”的状态和浸染于时代氛围中的认知感受大概正是日后研究的突破口，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地方读书人新文化“到手”的条件。这些条件除了前文已述的个人机缘、获得途径以及各种时间和讯息完整度的落差外，还包括经济能力、交通状况、商业布局、学风偏好、生活习惯、阅读速度、沟通方式等，其中尤其要意识到重视“条件”经常不是去看到他们“到手”新文化的“便利”，而是发现他们“到手”新文化的“限制”。如舒新城就提到“五四”前后卖书，“上海定价一元的，长沙要卖四五元，而外国书尤贵”，这种因地加价的情况迄今未得到更多关注。目前研究也多爱谈地方读书人谋生与向报刊投稿之关系，舒新城的回忆则提示：“投稿到上海可以换光洋，所以看作最便利。事实上未免看得太简单。”(17)胡适则记述在1922年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上，教育部特派员向与会代表代读总长汤尔和的致辞，但因文稿事先未曾印刷，又是用文言写就的，致辞者是江苏口音，遂导致代表“都听不懂”(18)。试想如果连全国性会议的致辞都会有这样的状况，遑论地方上那些基于不同口音、缺少合适扩音设备、包纳着对在地读书人来说极度“深奥”名词和概念的致辞、报告与演讲(19)。
除了书价高、投稿难、口音难懂等具体问题外，连对五四运动历史的掌握，地方读书人也一样会遭遇无从了解的困境。1923年，有人曾写信到《学生杂志》说：“我从前每到书坊，要买一种关于‘五·四运动’的详细情形的书，却都没有买到；现在恰巧有一篇朱文叔先生做的《五·四运动史》，我真侥幸极了！但不知道这书的发售处是什么地方和什么书局，以及定价若干？请先生把这书详细地介绍出来，我真感激得很呢！”(20)其实朱文叔的《五·四运动史》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一本著作，这位地方读书人的提问大部分属于“无的放矢”，但这正说明他们在地方上必须穿透重重迷雾，才能获得零星半点的可怜讯息，很多时候还是不准确的，何况穿透迷雾本身就已困难重重。因此钱穆在《刘向歆父子年谱》中基于刘歆作伪之“限制”的一些提问至今极具启发性：“(刘)向未死之前，歆已遍伪诸经，向何弗知？不可通一也。向死未二年，歆领校五经未数月，即能遍伪诸经，不可通二也……且歆遍伪诸经，将一手伪之乎？将借群手伪之乎？一手伪之，古者竹简繁重，杀青非易，不能不假手于人也。群手伪之，何忠于伪者之多，绝不一泄其诈耶？”(21)
第二，虽然地方读书人“到手”新文化有很多限制，但
必将他们的“到手”过程看作一个简单的获取过程，而应看作一个努力“再创造”的过程。作史者观察地方读书人时，当努力破除五四时期巨型知识分子着眼于“提高”而看低地方读书人之“努力”的成见，来平心静气地观察他们对于新文化的模仿、攀附、重组和改写。顾颉刚就观察到，有苏州师范学校教员“曾君”把报纸剪开，分类粘贴上册，已有数百册之多；又把杂志分类编目，亦极可观(22)。这是地方读书人从清末开始就已有的读报刊后“再创造”的习惯。在湖南，毛泽东曾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中“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并编成一本书(23)。在山东，年幼的李长之亦会把叶绍钧发表在《儿童世界》上的童话“分别撕裂下来，另订为一册”，再用其中一篇《玫瑰和金鱼》作为自编新本的题目(24)。这种私人自编“叶绍钧童话选本”的出现要早于1923年叶绍钧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名作《稻草人》的童话结集，它或许正代表着一种不再定于《稻草人》一尊的“五四”儿童新文化的“再创造”。
进而言之，这种“再创造”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令“五四”具有了高低错落的多个声部，或许也同宋代文人对于唐代的“回望”一样(25)，亦能催生和重构对于“近代中国”“明清时代”乃至“中国传统”的新理解(26)。比如在疑古、疑经的风气下，胡适购读了清代云南读书人方玉润撰的《诗经原始》，进而希望向从云南到北京来读书的杨鸿烈了解此人著述，才知道方氏著述甚多，只是“大多数都散失，残缺不全”。而杨鸿烈也被这一“重新发现”驱动，遍访在京的云南乡贤，研读方氏著作，写了一篇《一件关于表彰本省文化可以报告于我们读者的话》在报纸上发表。在杨鸿烈眼中，方玉润“碌碌一生，只有遗下的几本残书”，不料他竟引起了胡适的注意。杨鸿烈期盼胡适能为方玉润“重新估价”，因为方玉润的“被发现”在其看来是云南人的“荣光”，“不惟方先生和他的后人感激先生，就是我们云南全省的人，也是感激先生的！”(27)
方玉润、胡适与杨鸿烈的故事或许正说明在五四运动促生的“回望”之下，云南的“清代学术”正在被大幅度改写，同时预示着这并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一轮又一轮关于地方学术的激烈书写竞争的开始。要再现这一个个“重新召唤”叠加“众声喧哗”的过程，就需要探索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
二、探索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
当我们用“北京中心”和“启蒙扩展”的眼光审视五四运动的时候，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是不容易凸显的。若借用一个词“开眼看世界”的话，《新青年》和北大师生在以往的一些研究路径里扮演的是一个近乎上帝的角色，他们启蒙了地方读书人，使得地方读书人开眼看了世界，了解了新潮并获得了新知，甚至在他们的引领下变成了“新人”。这样一个“引领—启蒙”的解释模式模糊了地方读书人的样貌并忽略了他们的诸多“能动”之处，导致不少问题实需进一步讨论。
第一，无数地方读书人在五四时期早已开眼看了世界，只不过对于不同地方的读书人来说，不同地方除了意味着同一时间刻度下的不同空间，也同样意味着同一时间刻度下并不相同的“时间”。在1919年前后，他们有的仍停留在清末民初的“世界”，以广东、福建、江浙地区为多；有的仍在同光乃至道咸的“世界”，以中国广袤的内陆世界为多；大多边疆地区若有读书人的话则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921年胡适就把中国分作了四条线即四个空间与“时间”都不相同的“世界”：“第一线为南方与西南三省，第二线为长江流域，第三线为东三省与北五省，第四线为边疆——蒙古到西藏。”在胡适看来，“这四线代表四种文化程度，又可代表四种历史的区分。第一线与第四线的文化程度相去至少有一千年”。(28)
进一步说，当时很多读书人其所“身处”与其内心之所认同也不完全一致。不管处于何种“时间”，在激进新青年的认同中大概基本少有清末民初、同光或道咸时代之分，他们看中国基本只是一个傅斯年所言的“二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而已(29)。而对不少地方上的一般读书人来说，五四运动不过是一场持续数天乃至数月的“热闹”和“风波”而已。他们或心中漠然，或好奇打探，进而以此为谈资和消遣，而思想与行事则基本上还是依照延续了数百年的规矩和准则。
1919年5月，顾颉刚就“五四”之事在苏州与几个读书人讨论，就深感失望。在顾颉刚看来，其中一个是“笑而不答，或者别有会心”；一个劈头就说“现在北京大学正在出风头啊”；另一个则纯从势力和法律上着想，认为“段派与交通系联合处分学生，学生必然无幸；如在法庭起诉，听说曹宅守门警察曾开数枪，有此一事，或未必学生全败”(30)。到1920年，夏衍从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当时他已深入参与了在杭州的五四运动，自认是个“小头目”，回家却发现正厅当中贴着一张黄榜，上写“捷报：沈府少爷乃熙，民国九年庚申八月高中第一名毕业……”，还有人煞有其事地对夏衍的母亲说，中学毕业等于考中秀才，“甲工”比一般中学高，因此此次“高中”可能相当于秀才和举人之间(31)。
由此在探索五四时期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时，研究者当跳出以往“一刀切”的认知，转而注重他们各自“前史”的丰富性，因为地方读书人有的是作为清末的老新党与“五四”互动(32)，有的是作为民初的新人物与“五四”相碰撞，有的作为道咸、同光遗老压根儿就和“五四”毫无关联，有的则作为道咸、同光遗少直接跳入了“五四”的洪流之中，可谓不一而足。(33)
第二，当然有一部分地方读书人是以“五四人物”的身份和认同进入了五四运动，但仅从这一横剖面来说，其“主体性”问题也不简单，因为五四运动对地方读书人而言是多个的、羼杂的、暧昧的和分裂的。
从五四运动是“多个的”来说，在当时读书人的认同中，“西方”早已不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泰西”。“公理”接近不存，“公例”已然破碎，“泰西”分裂为一个个具体的国家——英、法、美、俄、德、日。在这一个个具体的国家中，各个群类的读书人又有各自信奉的思想流派。在各自信奉的思想流派中，每个读书人更有各自倚重的西人如杜威、罗素、皮耳生、詹姆士、倭铿、柏格森、欧立克、杜里舒、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考茨基、马克思、列宁、马修·阿诺德、白璧德、孟禄、克伯屈、易卜生、托尔斯泰、莫泊桑等等。据周予同形容，当时对这些西人学说的介绍是“东鳞西爪地乱拉”，毫无系统！(34)况且，更早前的驰名西人如斯宾塞尔、赫胥黎、达尔文等一直未失去影响。因此无论是“东西之争”“中西之别”还是“西与西战”都不意味着两军对垒或三足鼎立，而代表着一团乱麻般的多方“混战”。地方读书人既被高层级读书人混战的陀螺牵引不止，却也是推动混战继续和扩大的重要动力。
从五四运动是“羼杂的”来说，恰如李长之曾言：“五四这时代，是像狂风暴雨一般，其中飞沙走石，不知夹了多少奇花异草的种子，谁也料不到这些里头什么要萌发，以及萌发在那儿的！”(35)罗志田也特别提醒说：“(五四运动)本不是一场谋定而后动的运动，故既有超出预想的成分，也有根本未曾想到的成分，后者远大于前者。”(36)因此什么是新文化？何为新文化运动？在这数年的历史进程中“含义颇为广泛，解释亦不一致”实属正常(37)，连“五四”巨擘如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自己都不一定讲得清楚，很多时候是各自表述、模糊表述与前后矛盾的表述。其中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大概就是一篇具有代表性的前后不一又前后交叠的羼杂文本(38)。如果巨擘之间都有相当分歧，那就更不用说地方读书人对“新文化”多重和多样的理解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就认为，向甘肃介绍“新文化”的《新陇》杂志是“仿佛迷离、眼花缭乱、不分东西”(39)。任鸿隽则说四川学界是“学生以闹风潮反对教员校长为新文化，一般旧式的先生们，也就拿他们这种行为来代表新文化”(40)。杨荫杭则认为：“新文化何物？或答曰一为白话，一为男女同学。”(41)以上的多重理解源于交汇羼杂本是历史过程中的常态，何况其中还经常包含有作者文字之本义、引申义与读者阐释义的天然差别。
从五四运动是“暧昧的”来说，身无“落脚处”、心无“安顿处”大概是五四时代读书人的普遍感受，他们的身心所及经常是一片暧昧与混沌，其中尤以地方读书人所感知的“国家”为甚。
1929年，胡适曾写过一篇名文——《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其中指出：“在徐世昌做总统，傅岳芬做教育总长的时代，他们居然敢下令废止文言的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课本。”(42)胡适此话意在以北京政府的尚且“开通”来对比国民政府的如此“反动”，但“居然”一词实际返照出国民政府统一之前，在北洋时代地方读书人感知的“国家”是更为多重的。它可以是教育部，可以是省议会，可以是地方军阀，可以是省教育厅，可以是省教育会，也可以是县政府、县教育会，甚至是本校校长、当地名流(43)。
这林林总总的“国家”代表一方面让地方读书人莫衷一是、心中迷茫，因为它们彼此之间的政策、言论、表现经常有不一致处乃至完全相反，有时是“上面方说自由研究，下面即定为邪说”(44)；有时是官厅虽不把新文化直接视作“邪说”，但对其置若罔闻或加以排斥。有潮安读书人就抱怨从县立师范学校毕业后，“竟因不懂文言文闹出许多笑话！”他做国民学校校长，作了一篇白话的存案文章，就被县长大大申斥。他还有一个兄弟，亦因不懂文言文，失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45)有时则是地方名流一片叫好，而政府机构则满纸批评。但另一方面，正因谁代表“国家”是暧昧的，遂让地方读书人有了不少腾挪施展、借力使力的空间，表现出五四时期思想言论上处处批判“国家”而实际运用中处处与“国家”为伍的奇景。
简单来说，这些空间一是表现在“国家”有时能成为地方读书人传播新文化的秉持与护符。在五四时期，无论是中心地带的新旧之争还是地方上的新旧之争，新派经常不能依靠“愈来愈新”来压倒“旧”，反而是“新”要与各种“国家”代表和“国家”象征相结合方能与“旧”来抗衡。1920年《白话文做法》一书的作者即强调指出：“从去年(1919年)文化运动以后，白话文的成效大著；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要留意去研究；教育当局，也要采做学校的教材，这是文化运动的效果。”(46)故而此书到“订正九版”时，广告要特别强调是“教育部审定的”(47)。
正因如此，在地方上那些看上去与“国家”相联系的人物来传播新文化经常会有不错的效果。在四川新繁，当县劝学所所长召开教学观摩会时出了白话文题目，原先反对白话的高等小学教师“便沉默下来一声也不响了”，原来喜欢白话的学生则“越发大胆做起白话文来”(48)。在山东济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校长王世栋(祝晨)贴出白话文布告时，就令学生们“大哗”！为何“大哗”呢？据当时在附小就读的学生回忆：一面是他们非常震动，因为这布告竟不说“明日”而说“明天”，“旁边还有像麻将牌里的幺饼似的一串东西”；另一面是他们第一次被惊醒了，“白话文原来也可以有登大雅之堂的资格”。(49)
五四时期济南的著名新人物王世栋就这样以白话文布告“惊醒”了学生，他进一步就是要减少他们内心种种难以接受的“震动”。而要减少人心之“震动”，王世栋的办法是让学生们认识到新文化不仅“新”而且“合法”，它和一条条国家“部令”有关。所以与其他白话文选本不同，他编的《文化新介绍》(后改名为《新文学评论》出版)除选入大量《新青年》《新潮》等报刊名文外，还将《教育部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正式公布注音字母以便各省区传习推行》《公布注音字母次序》《通令国民学校改国文为语体文》《咨各省采用练习言语办法文》等“部令”“通告”也都收入进来。
二则表现在地方性“学客”的生成。1919年后地方上的读书人特别是学校教员、学生与政治有着越来越深的纠葛，此即所谓“政潮、学潮相互为表里”。政治人物利用学生，学生也同时利用各类政治人物，遂导致有无数依附于各种“国家”代表的地方性“学客”产生。有论者即指出这些“学客”的表现是“在卢永祥底下倡联省自治，在孙文部下倡社会主义，甚至一边当校长一边又当督办，一边当咨议一边又当教员，直把一个神圣庄严的教育田地，变成一个乌烟瘴气的鬼窟”(50)。
从五四运动是“分裂的”来说，陈旭麓曾指出：“辛亥革命后的山重水复是五四运动兴起的背景，五四运动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后有国共合作，而后有五卅运动，而后有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它的伟大意义将这样历史地表达出来。”(51)这一判断意在不固化五四运动为一个历史分期的“定点”，而是将其视为在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中既特殊又普遍的一个“高速公路出口”。在这个“出口”处，纷繁的即时思想牵动的是林林总总的“未来理想”。不同的未来理想使得有人怀念着前一个“出口”，有人惦记着下一个“出口”，有人在“五四”的“出口”游移不定，有人则或满心欢喜或愤愤然地离开了这一条高速公路。
这种分裂状态既证明了自清末开始，虽然“合群”一直被读书人热衷提倡并积极实践着，但中国读书人因此而愈来愈趋向分裂的吊诡事实，又提示了在此“愈来愈分裂”的事实之下，读书人会期盼结合成为更大之“群”的愿望和盼望(52)。此正如林同济所言：“对家庭自由，必须向国家与民族皈依。越是不为小家庭一分子，我们灵魂深处越要渴求做大社会的一员。而我们于是乃发现了一条微妙的真理：有所皈依的慰藉竟乃是追求自由的前提。无皈依不足谈自由！”(53)
三、怎样从地方返观“中心”
王汎森曾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这篇名文中强调：“对于重要思想家的著作进行缜密的阅读，仍然是思考思想史的未来发展时最优先、最严肃的工作。”(54)这句话提示我们，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并不意味着对“五四”简单地“去中心化”，而是要细密地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位置重新去审视何为“五四”之“中心”。对此，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我们能转换研究的主题词，透过地方读书人的眼睛去讨论这些巨型读书人的文章，而不是用‘自由主义’、‘启蒙先声’等后设逻辑去串联分析，也一定会有和从前不一样的结论。”(55)但这只是一个简单概括，此处就两个问题做一些更具体的阐发：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从地方上的“联结型人物”出发审视“中心”，第二个问题是身处“中心”的巨型知识分子是否有可能被地方读书人所影响和调动。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在众多与五四运动相呼应互动的地方读书人中，那些沟通北京、上海与省城，省城与县城，县城与广大基层社会的“联结型人物”的确值得加以特别注意(56)。相比那些巨型知识分子和地方上的普通读书人，这些人物上下联通的眼睛能帮助后世研究者从既定“中心”开始层层扫描，进而发现不少以往稍被忽视问题的新切入点。比如1920年3月有化名“钓叟”之人对芜湖地区的“新文化”书报做了一个销量统计，从他的眼睛看上去就与后世研究者的既有印象不太相同。芜湖一地每月销量最多的一是《新生活》(80份)(57)，二是《解放与改造》(60份)，三是《少年中国》与《新中国》(各50份)，其后才是《新青年》(30份)和《新潮》(28份)。(58)这既说明了《新青年》在地方上的销量不能小觑，但也说明有些“新”刊物或许还未得到充分关注。
另一个例子在江西，早期中共党人袁玉冰曾在《新江西》第1卷第3号中写过一篇名为《江西的出版界》的文章。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后世之人大概很难知道20年代初的江西地区原来有那么多的地方性杂志、周刊、日报。若能以这篇文章为向导按图索骥，而文中所提报刊中的一部分又有幸保存下来的话，则江西五四运动的历史版图将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写。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从这篇文章中不仅仅看到的是五四时期江西报刊的名称、期数和内容，而且以此文为渠道，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在既定“中心”看地方的视野里这些地方性报刊是如何被分类、定性，然后被一一摆放在被既定“中心”所规划和认定的位置的。如袁玉冰谈江西教育厅发行的《教育行政月刊》，说它“专载毕业学生名单以及各种表格、文件、命令”，他因此觉得这份杂志就是罗家伦说的“官家的‘档案汇刻’”，不能叫作“杂志”(59)。
明明是“月刊”为何却不能——其实在袁玉冰看来是不配——叫作“杂志”？这种反差说明“联结型人物”深受“中心人物”之文化态度和新旧认同的影响，袁玉冰一定熟读罗家伦的名文《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不过这种影响若要真正地显现，则又和这些“联结型人物”需要把思潮的搅动转换为真正的行动密切相关。
“联结型人物”带来的是中心大城市的思想资源和思维方式，但他们进入的地方世界却不是“一刀切”的，反而有着盘根错节的“既存状态”，又有千差万别的发展状况。
从前一面来说，“联结型人物”的那些趋新言论和文化宣传不能仅仅看作思想的传播，而经常是一种以思想来做“行动”的方式，这种凭借来自“中心”强势言论的“行动”要破坏打散的是地方上盘根错节的“既存状态”，这从1923年南昌地方团组织的工作计划中能看得特别明白，工作计划在“文化运动”项下就说：“江西的文化幼稚，固然不错，所有的原因，并非江西青年不肯容纳新文化，实因江西军阀压迫太甚，没有受文化之机会。江西自‘民二’以来即陷在北洋军阀政策之下，所有教育当局，也不过是军阀袋里的官僚，他们和新文化取在绝端反对的地位。因此江西各校教职员除了一班前清的‘举人’、‘秀才’以外，便是那十年前的留东学生和十年前所谓高等学堂的毕业生。我们要做文化运动，非将这班东西驱逐了不可。因此本地方团以后的工作便是一一唤醒各校学生，驱逐这班混蛋教员——促进各校学生组织研究新文化学术团体和发行宣传文化的刊物——改良各地图书馆和增添书报社。”(60)
从后一面来说，因为各地方有各自千差万别的发展状况，所以不同“联结型人物”所映照出的“中心”至少就具有“多元”和“部分”这两大特征。“多元”指的是对地方读书人特别是江浙的地方读书人而言，“五四”是北京、上海双中心。北京有学界，上海则既有出版界、舆论界也有学界。顾颉刚即说：“《时事新报》实在是现在南方最有力的一种报纸……北方的日报似乎没有这力量，所以有待于学界的杂志了。”(61)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双中心经常不意味着仅有京沪两个中心，而是代表着京沪间的复杂互动、京沪与其他城市比如南京和杭州的联动以及各城市与周边县、镇、乡递嬗和共振的“多层级”中心(62)。“部分”则指《共产党宣言》《新青年》《新潮》这些来自北京、上海中心的书籍、报刊对地方读书人而言，很多时候不是以“一套”“一本”为认知单位的，而是如前文所指出的是“一期”“一篇”，乃至是一篇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一期杂志中的篇目摘要、一场演讲中的差池引用、一本书中的点滴转述和一次朋友聚谈中的片言只语。吴玉章就指出：“我那时渴望能够看到一本马克思或列宁的著作，但是我东奔西跑，忙于应付事变，完整的马列主义的书又不易得到。所以只好从一些报纸杂志上零星地看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艾芜则说，“那时候并不注意刊物是哪年哪月出的”，只要是“新”的拿来就读。(63)杨贤江主持的《学生杂志》也被各地读者强烈要求把“时论要目”栏目改为“时论摘要”。在外埠读者看来，“在上海的读者虽然很容易得参考书，但在外埠的读者是有点不容易，因为如新闻纸之类，出了一次就不能有再版的，其次因要参考某杂志或某书籍的一件问题也得将全部买来，如此，是很不经济”(64)。因此，地方读书人视野里的所谓“中心”不是完整囫囵一个的，而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是由这“一期”“一篇”“一段”“一场”“一本”和“一次”错综交融地构成的。
来到第二个问题——身处“中心”的巨型知识分子有可能被地方读书人影响、调动吗？回答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以往学界比较关注的是巨型知识分子如何影响、调动、改变地方读书人的思想与生活，用上海《时报》主持人狄楚青(葆贤)评价胡适的话来说是“从此敝报仗先生法力，将由九渊而登九天矣！”(65)这当然是相当凸显和易见的历史面相。不过当你凝望深渊时，深渊中也可能有异物正在凝望着你。在大时代的变迁中，巨型知识分子与地方读书人经常是梁启超所指出的“互缘”关系，一起因时俱变、与时俱变(66)。
比如读书人对层累古史和白话文学的大规模关注，虽是由胡适、顾颉刚等巨型知识分子而触发，但也让巨型知识分子“礼失而求诸野”。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就颇得益于“各地同志投赠的材料甚多”(67)。而要建构以白话文学为主流的文学史，就更加依靠各种地方性脉络的重新串联和地方性材料的重新发现。顾颉刚就特别遗憾于苏州“女说书”的时调没有留心的人为他们记出，“终于无名”，同时甚感在地方上搜集曲本的困难，因为收藏曲本的地方读书人把少见之本看作秘本，不肯轻易借出或卖出，“没有流通的观念，只有秘密的观念”(68)。而任教东吴大学的陈天一则会特别提醒胡适，如到苏州要搜罗江湜的《伏敔堂集》，因为此人曾遭洪杨之乱，其诗“造语遣词颇近昌黎，多写实。可为作白话诗取镜”(69)。因此，巨型知识分子同样有被地方读书人影响、调动甚至改变的可能。胡适于1928年谈“五四”的影响时说道：“为此运动，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单说民国八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70)
这400余份“豆腐干报”，以往论者多据此强调五四运动引发的报刊数量激增，但除了《湘江评论》等少数“豆腐干报”因特定原因而史事相对清楚，其他300余份少有人能对它们一一做复原。这当然是一项有难度的工作，但若能致力于此，应能进一步发现地方上的这些学生出版物如何塑造了胡适等巨型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的整体性感觉和关键性判断。与此相关，在《胡适日记》和《胡适来往书信集》里也有一些类似信件，比如吴虞在信中会谈论四川五四运动推衍的情形，毛泽东、舒新城则描绘了湖南五四运动展开的情形，李霁野等陈述了安徽五四运动进行的状况(71)。这些信里建构的地方情势，若能和当时也实际处于四川、湖南、安徽的另一些读书人留下的记录如易家钺谈湖南、安徽等地学生运动的文字相对照(72)，我们就能更多地发现和区分地方读书人为了影响、调动巨型知识分子而呈现的特定“事实”、不同巨型知识分子各自接收的不同“事实”以及因为不在特定影响、调动和接收之笼罩范围内而未被呈现乃至不能呈现的另一些“事实”。
五四运动之伟大在于它既是一场“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运动，又是一场“润物细无声”的运动。后世研究者的眼光若只盯着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看见的就只是“大风”如何“起兮”，而不见大风的“飞扬笼罩”，更看不到五四运动在各处润物无声却又滴水穿石的巨大影响。准此而论，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重绘五四运动的整个舞台，正是推进学术发展的需要，也是进一步凸显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意义的新起点。
注释：
(1)关于此，《星期评论》有段表述颇为典型：“这回我国的学潮，自从北京学生‘五四’运动，陡起波澜，不久就从北洋卷到南洋，又从长江流域转到浙江流域。”参见《浙江学潮的一瞥》，《星期评论》第1号，1919年6月8日。当然，北京“中心”内部也具有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复杂性和分歧性，如北京大学与北高师之间的微妙关系、国立八校之间的关系、国立八校与其他类型学校之间的关系等。此点蒙北京大学姜涛教授提示。
(2)关于“具体方面”研究的落实，可参见袁一丹：《“书房一角”：周作人阅读史初探》，《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
(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35页。钱穆谈的是史事不存后相对悲观的一面，而在罗志田看来，“某事有无史料保存，只影响我们的历史知识，却无关于历史本身。一件事的史料消亡，或不被记忆、认知，既不意味着史无其事，也不能说该事件‘对于我们当前的生活与思想就无影响’”。参见罗志田：《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99页。
(4)本文的关注点在地方读书人，若推广言之，中心地域读书人的新文化“到手”亦值得关注，且也不是那么容易。溥仪见胡适时即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601页。另外，究竟何为“中心”、何为“地方”，可能还需要在具体个案中仔细辨析，此点由北京大学王风教授提示。
(5)商金林：《叶圣陶在甪直的教育改革——纪念叶圣陶到甪直执教100周年》，《教育史研究》2017年第2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96页。
(6)《新潮的代卖处》，《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
(7)《顾颉刚致叶圣陶》(1918年12月11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45页。
(8)《顾颉刚致沈兼士》(1924年1月14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519页。
(9)参见曹震：《钱穆对梁启超群书概要的抄袭与发明》，《书屋》2006年第12期。当然，该文所谓“抄袭”之说并不能成立，有待另文展开。
(10)《梁任公群书概要讲义之一部》，《昆明教育月刊》第6卷第9—10号合刊，1924年12月。
(11)金克木：《游学生涯》，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88—90页。
(12)知非：《答傅斯年先生》，《国民公报》1919年1月7日。
(13)《顾颉刚致胡适》(1922年3月23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380页。
(14)竞西、力子：《对于星期评论的希望》，《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9月3日；竞西、玄庐：《关于重印星期评论的答复》，《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0年9月20日；竞西、G.D.：《希望星期评论再版》，《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1年8月11日 ；《松江景贤女学底精神》(邵力子致张宗英)，《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2年8月23日。
(15)《征求星期评论》，《申报》1928年10月13日。
(16)关于“后见之盲”一说，蒙王奇生教授提示。
(17)《舒新城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119、121页。
(1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第869—870页。
(19)1924年6月3日，周作人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演讲。李长之跑去听，觉得“话实在难懂，我知识又不够”。参见李长之：《社会与时代》，《李长之文集》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90页。。
(20)《杨贤江全集》第4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21)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页。
(22)《顾颉刚致胡适》(1921年7月26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367页。
(23)《毛泽东给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4页。
(24)李长之：《社会与时代》，《李长之文集》第8卷，第388页。
(25)夏丽丽采访：《田安谈选本文化与唐宋文学研究》，《上海书评》2019年2月17日。
(26)参见杨国强：《论新文化运动中的个人主义(上)》，《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8期；王德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27)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第910—912页；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87页。
(28)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第40页。
(29)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1日。
(30)《顾颉刚致叶圣陶》(1919年5月9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62页。
(31)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第51页。
(32)因此会出现老新党把“唯心”“唯物”错误记录成“维新”“维旧”的情况。参见袁玉冰：《江西的出版界》，《新江西》第1卷第3号，1923年1月15日。，有的是作为民初的新人物与“五四”相碰撞，有的作为道咸、同光遗老压根儿就和“五四”毫无关联，有的则作为道咸、同光遗少直接跳入了“五四”的洪流之中，可谓不一而足。
(33)参见许纪霖：《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瞿骏：《老新党与新文化：五四大风笼罩下的地方读书人》，《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徐佳贵：《“五四”与“新文化”如何地方化——以民初温州地方知识人及刊物为视角》，《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徐佳贵：《湖畔风云：经亨颐与浙江五四新文化运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3期。
(34)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中学生》第5号，1930年5月。
(35)李长之：《社会与时代》，《李长之文集》第8卷，第382页。
(36)罗志田：《中国的近代：大国的历史转身》，第187页。
(37)《舒新城自述》，第135页。
(38)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39)《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178页。
(40)《任鸿隽致胡适》(1922年9月18日)，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第836页。
(41)老圃(杨荫杭)：《新文化两种》，《申报》1923年9月4日。
(4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11月29日)，《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
(43)彭湃即指出：“什么督军府、省长署、司令部，哪样不是压迫人民、鱼肉人民、掠夺人民的！”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上册，第2页。
(44)《顾颉刚致叶圣陶》(1919年4月14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56页。
(45)《答潮安黄新民君》，《杨贤江全集》第4卷，第759页。
(46)《著者序》(1920年3月11日)，吕云彪等：《白话文做法》，新文化书社，1920年，第1页。
(47)王世栋：《新文学评论》，新文化书社，1920年，“广告附页”。
(48)《艾芜全集》第1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49)李长之：《社会与时代》，《李长之文集》第8卷，第372—373页。关于山东地方五四运动的拓展研究可参见季剑青：《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2期。
(50)易家钺：《中国的丘九问题：论学生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读书运动》(1923年7月23日)，《民铎》第4卷第4号，1923年6月1日。
(51)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52)关于读书人从“群”到“大群”的曲折性演进，得自于杨国强教授的提示。
(53)林同济：《从五四到今天：中国思想动向的一转变》，重庆《大公报》1941年5月4日。
(54)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31页。
(55)瞿骏：《追寻过去的不确定的答案——〈天下为学说裂〉补言》，《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
(56)王汎森：《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0—292页。
(57)《新生活》销路甚广的原因在于其宣传对象是“平民”，形式通俗，价钱也很便宜。参见《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305页。
(58)钓叟：《芜湖文化运动记(续第6期)》(1920年3月9日)，《少年世界》第1卷第9期，1920年9月1日。
(59)袁玉冰：《江西的出版界》，《新江西》第1卷第3号，1923年1月15日。
(60)《南昌地方团工作计划》(1923年)，《五四运动在江西》，1989年，第252页。
(61)《顾颉刚致狄君武》(1919年8月10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226页。
(62)关于大、小城市与县、镇、乡的递嬗和共振，蒙华东师范大学周健教授提示。
(63)《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1页。
(64)《叶卓兴致杨贤江》(1923年2月11日)，《杨贤江全集》第4卷，第354页。
(65)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第138页。
(66)参见王德威：《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08页。
(67)《顾颉刚致胡适》(1926年5月16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430页。
(68)《顾颉刚致胡适》(1922年1月6日、1923年6月13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372、399页。
(69)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40页。
(70)文浒记：《五四运动——胡适之在光华大学之演词》，《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8年5月10日。
(71)《吴虞致胡适》(1920年3月21日)、《舒新城致胡适》(1921年11月4日)、《李霁野、韦丛芜致胡适》(1922年5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第87—88、134—135、149—150页；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599页。
(72)易家钺：《中国的丘九问题：论学生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读书运动》(1923年7月23日)，《民铎》第4卷第4号，1923年6月1日 ；《社会主义与湖南青年》，《长沙大公报增刊·青年教育》第8期，1922年11月15日。《社会主义与湖南青年》一文蒙湖南师范大学周游博士提供。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