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的文学冲动与想象
3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对当时的作家和创作活动起了重要的制约作用, 30年代作家政治意识普遍增强, 这些政治意识左右了作家的文学选择。尽管文学史区分左翼、京派和海派文学，但在共同的背景和时代特质，面对公共事件以及政治风潮，作家们无论审美取向和文化批评的角度如何，都抱持着一种政治评论和时事介入的本能反应。本期选取的文本就是针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展开讨论。
朱晓进的《政治激情与30年代文学创作》指出源于1930年代特殊政治文化语境的作家的政治激情,导致了人们对文学审美的特殊的偏颇性的理解,导致了广大读者对文学的特殊接受和偏颇性的审美预期,也导致了作家对文学审美的特殊的偏颇性的选择。在一个“非常态”的政治语境下,要在文学中追求“常态”的表达,不仅难以做到,即使做到了,这样的作品也许很难获得最广大的读者。从政治文化心理支配下的文学表达这一独特的角度,可以使我们对30年代中国文学的审美风貌的形成根源,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朱晓进的《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表现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的制约下,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的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们为环境所迫而导致的对“政治”问题的关注,形成了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作家创作动机、创作目的上历史使命感的加强。这带来了30年代作家文学选择的一系列新的特点。与20年代相比,文学创作题材的转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学趋向,体现了30年代作家在文学题材选择上的政治价值取向。而作家们对题材进行处理的独特角度和独特方式更标示出了作家们的政治眼光。
李洪华的《都市的“风景线”与“狐步舞”———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公共空间与现代派的文学想象》提出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都市文化是现代派文学产生的土壤。大街、交通、舞厅、影院、城市公园和咖啡馆等公共空间是都市文化的表征，它们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派的文学想象。在施蛰存、叶灵凤、穆时英和刘呐鸥等的现代派小说中，川流不息的大街不再单单是人物活动的场所，而且成为了独立的审美对象，甚至直接参与到小说的叙事中来。电影院豪华的巴洛克风格不仅使得现代派作家常常把它描绘成具有魔幻魅力的现代宫殿，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们喜爱运用夸张、排比、藻饰等手法来表现洋场生活，从而形成了夸饰的文体风格。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人物不仅频繁出入电影院、跳舞场、咖啡馆等各种消费场所，而且还常常被赋予了商品化的物质属性和交换功能。
王烨、尹琴的《废娼运动与“娼妓叙事”的现实讽喻——浅议20世纪30年代有关“娼妓”话题的文学叙事》以国民党南京政府初期的废娼运动为背景,介绍此场运动经历了禁娼和弛禁两个阶段。废娼运动遭致各种批评,此种舆论状况成为20世纪30年代有关“娼妓”话题的文学叙事的社会语境。诸作都以攻击娼妓制度的叙事修辞方式,或直接或间接讽喻了政府“开娼”的非正当性、非道义性。不仅如此,绝大多数作品还把叙事视角深入到性别道德层面,揭示及批判了有产阶级男性欺骗、玩弄下层阶级女性的行径。
赵学勇的《非抒情时代的抒情文学——30年代抒情小说论》指出对于30年代的抒情作家们来说,在民族革命和救亡的语境之下，传统文化及审美心理使他们拥有了对大众关怀这一共同的价值取向,感时伤世心态使他们把忧伤和凄婉作为共同的审美追求。30年代的抒情小说对自然风物的描写多于个人胸臆的直抒,对完美人性的赞美取代了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优美恬淡的情调掩盖了颓废苦闷的情绪,整个作品弥漫着一种悲凉沉郁之感。区分于五四的浪漫主义和40年代之后彻底的政治化，30年代的抒情呈现出珍贵的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