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在家女性”
抗战时期民族危亡被视作是最优先级的话语，女性投身革命从事解放，踏入为家国奋斗献身的洪流是一直以来的一致印象。但民族救亡话语下并不是同声相应，完全相契的，对妇女的职能要求萦绕着复杂的话语面向，在国家危机、女性话语、传统观念、解放事业之中，糅合了非常多元的立场，塑造的不仅仅是革命女性的浴血奋战身影，同样还有在家劳作的保守女性。本期选取的文章正是讨论在大革命叙事话语下的“在家女性”。
罗雅琳的《本能与政治:一种讨论抗战时期历史剧中女性形象的角度》指出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剧中,左翼作家尤其偏爱书写女性形象。剧中的“女英雄”们不是因男性启蒙或是儒家教育而知晓家国大义,而是因本真性的“良心”和“脾气”而做出正确行动。这表明“女英雄”是主动者而非任何一种声音的“传声筒”,也象征着底层民众的爱国之举直接源自本能而非政治宣传。历史剧中的一些次要女性角色常常引发关于“美”而非“崇高”的感受,为普通观众提供了一个道德要求相对缓和的认同位置。，女性在救亡语境下起的调适紧张气氛作用以及活动的情感空间被重视。
罗雅琳的另一篇文章《花木兰的姐姐们：抗战时期历史剧中的“在家女性”》提出“在家女性”是抗战时期左翼历史剧中不容忽视的角色，在1934年国民政府提倡忠孝节义、“女性回家论”和“新贤妻良母主义”的背景之下，历史剧作家们创作的“在家女性”角色看似温和，但与保守观念也拉开了距离。通过分析阿英《杨娥传》中“返家孝姑”的杨娥和“弱女子”连儿，以及郭沫若《虎符》中的魏太妃，作者指出她们不是冲锋在前的“花木兰”，而是留守家中的“花木兰的姐姐们”这些剧作中的“在家女性”构成了一种隐喻，既为抗战时期的观众提供了较为缓和的道德空间，也对所需遵守的政治底线做出提醒。
程亚丽的《抗战女性期待与传统主义的守正创新——从<四世同堂>中的女性形象看老舍的性别观与文化观》揭示了老舍在其抗战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中更新了他以往的女性观念，以“摩登女郎”作为反衬的女性书写中,精心打造了符合抗战时代文化理想的妇女形象,彰显了他二元对立的女性价值观与审美观,反映出他对于民族文化传统守正创新的文化态度与男性中心的性别立场，演绎了“新贤妻良母”的典型形象韵梅，否弃权欲熏心的“摩登女子”汉奸大赤包、招弟等。
杨联芬的《“贤母良妻主义”与晚清文化转型》考辩“贤母良妻”一词的含义，指出期尽管来自儒家经典，却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发明，于２０世纪初作为新词输入中国。１９世纪末日本女子教育中的“贤母良妻”主义，尽管保留了儒家女教观中的核心元素，如贞顺、慈淑、谦卑，然而，它还具备了传统儒家礼教所没有的日本近代国家主义精神，如“奉公”、“胸怀国家的观念”、“具备科学的素质”等内涵，从日本输入的“贤母良妻”，已是一个比传统儒教论述中的“贤母”“贤妇”等都更具现代性的概念。着眼于普通的和全体的社会阶层，以贤母良妻主义开启女子教育，在晚清无疑仍是普通大众与“现代文明”之间唯一的通道，并指出清末的女性教育实践为塑造贤妻良母而贡献。
王桂妹、王思侗的《女性解放与家国话语：抗战时期的“贤妻良母”论争及文学书写》评价在中国女性解放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晚清时期所输入的传统与现代并蓄的新式教育理念“贤妻良母主义”,虽经五四时期现代“娜拉精神”的冲击而黯然失色，但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而是成了一股强劲的隐性挑战力量，并在抗战前后勃兴为一场大规模的“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主义”大论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知识界(女界)在驳斥国民政府及保守知识界复古论调的同时，也向广大女性提出了“从国家”“从民族”,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的新要求，号召广大女性走出家庭，积极参与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中，并列举若干位作家的态度以及文本为不同立场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