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的父亲曾任莱比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母亲则是一位虔诚的新教徒。尽管父亲在他六岁时去世，母亲也在他十八岁那年离世，父母陪伴他的时间并不长，但他们对莱布尼茨的深远影响，仍贯穿其一生。莱布尼茨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哲学天赋，广泛涉猎古希腊哲学与教父神学著作。青年时期，又深入阅读了培根、笛卡尔等人的作品，并于1667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除了在社会科学、哲学与神学领域颇有研究外，莱布尼茨也积极钻研数学与自然科学，结交了许多当时欧洲的一流学者，日后更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怀有浓厚兴趣，1689年，滞留罗马的莱布尼茨向从中国返回的闵明我了解中国的情况。1697年，莱布尼茨根据收集到的资料编辑出版《中国近事》，同年，他与在中国传教的白晋取得联系，两人在此后的十年间多有书信来往。在去世前数月，莱布尼茨完成《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其中对朱子的哲学范畴做了详细评述。本期选取了张汝伦、段德智、李琍、张西平、张恒几位学者的文章，就“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作进一步探讨。
《莱布尼茨和中国》发表于《中国文化》第八期，张汝伦教授通过分析莱布尼茨与耶稣会传教士（尤其是白晋）的通信，探讨其对中国的多方面兴趣，包括《易经》研究、二进制数学、普通字符设想等。张教授指出，莱布尼茨虽试图理解中国文化，但其诠释往往受其基督教神学立场影响，将中国思想纳入“自然神学”框架，以证明中西文化的“泛基督教一致性”。这种诠释虽有助于文化交流，但也存在明显的“自我投射”与曲解。
《中国当代莱布尼茨研究述介》发表于《哲学动态》2003年第7期。段德智教授系统回顾了中国莱布尼茨研究的历史脉络，将其划分为1949年前、1949—1978年、1978年后三个阶段。作者指出，1978年以前研究基础薄弱，译介成果有限；改革开放后，莱布尼茨著作译介大幅增加，相关研究论文与专著也显著增多，研究主题从自然哲学、人学思想到中西文化交流均有涉及。文章特别强调了武汉大学陈修斋在中国莱布尼茨研究中的奠基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需加强国际交流与理论深度。
《个体与空间——试析莱布尼茨与中国哲学的亲和性》发表于《同济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李琍教授从哲学比较视角出发，探讨莱布尼茨思想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内在亲和性。李教授认为，莱布尼茨为应对机械论世界观与自由意志的矛盾，将空间视为“现象”而非绝对实体，强调精神个体（单子）超越空间局限的自由。这一思路与中国古代气论中空间的非实在性、万物相通的思想具有相似性。文章指出，这种亲和性并非直接影响的结果，而是哲学思考上的“共鸣”。
《简论莱布尼茨〈中国近事〉的文化意义》发表于《世界哲学》2008年第1期。张西平教授介绍了莱布尼茨编撰《中国近事》（1697年）的背景、内容及其文化意义。该书汇集了耶稣会传教士关于中国政治、外交、科学与基督教发展的多篇报告，旨在向欧洲全面介绍清代中国。文章重点分析了莱布尼茨通过该书所倡导的文化观：他认为中西文明各具优势，欧洲长于理论科学，中国优于实践哲学与伦理生活，二者应开展平等、双向的交流，实现“文明之光的交换”。莱布尼茨将这种交流视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强调其在促进相互学习与共同发展方面的深远意义，体现了超越时代局限的开放视野与文化平等意识。
《以中国为镜：莱布尼茨的理学研究》发表于《国际汉学》2022年第2期。张恒老师聚焦于莱布尼茨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尤其是其对“理”这一概念的阐释。他指出，莱布尼茨在批驳传教士龙华民的过程中，将“理”解释为类似基督教“上帝”的精神实体，并据此认为理学属于“有神论”。文章认为，这种解读虽有一定独到之处，但本质上是基于其自身哲学与神学立场的“曲解”，属于“以中国为镜”式的自我确证，反映了其在“中国礼仪之争”背景下的诠释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