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杨光先捍卫正统的困境
杨光先（1597-1669），字长公。其祖上有为官者，子孙世袭新安卫中所副千户，杨光先因此以“恩荫官生”入仕。崇祯九年（1636），杨光先被擢升为吏科给事中。次年，他便上疏弹劾首辅温体仁与给事中陈启新，甚至“舁棺自随”以示死谏，最终遭廷杖后被发配戍守辽东。至崇祯十六年，明朝政权濒临崩溃，襄城伯李国桢曾向崇祯帝举荐杨光先出任大将军，但他尚未赴任，明朝便已灭亡。1644年，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因准确预测日食受到顺治帝赏识，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天主教随之在中国迅速传播。面对这一态势，杨光先在顺治末年多次上疏抨击天主教，却未获回应。康熙三年（1664）七月，他撰写《请诛邪教状》，指斥天主教为邪教，并批评引进西学的徐光启等人为“邪臣”，从而掀起“康熙历狱”。汤若望等在京传教士及钦天监官员纷纷被捕入狱，至次年四月被判处死刑。后因天现异象加之孝庄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等传教士获释，但李祖白等五位已入教的钦天监官员仍被处决。同年，杨光先五次请辞钦天监监正一职未获准予，于九月就任。然而他本人并不精通天文历法，上任后又排除异己，导致钦天监人才匮乏，在天象与节气测算中屡屡出错。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在天象实测中胜过杨光先，杨光先因此被革职遣返乡里，并在途中去世。
以杨光先为代表的士大夫，基于对儒家道统的认同与捍卫之心，立足于朱子的宇宙论和伦理观，系统地驳斥了天主教的创世论、耶稣降世说与灵魂观念，展现出一种立足于文化本位的自觉。这种自觉，既源于对华夏文明的维护，也出于对西方宗教颠覆传统人伦秩序的深切忧虑。杨光先声言“不得已”而辟邪，实则道出了那一代士人在时代剧变中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忧患。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在于，这种强烈的文化捍卫情绪往往伴随着理性的实守。无论是许大受对传教士“烹食小儿”之类谣言的采信，还是杨光先“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极端主张，皆已越出了学理辩驳的边界，演变为一种以道统自居的文化排外主义。本期择取了谢景芳、陈占山、谭笑、阎秋凤、马伟华几位学者的文章，就杨光先捍卫儒家正统的行为展开进一步探讨。
《杨光先与清初“历案”的再评价》发表于《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谢景芳教授对传统史学中将杨光先视为“顽固守旧、盲目排外”的典型形象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清初的“历案”不仅是历法技术的争议，更是明末以来中西文化冲突的延续。杨光先的反教行为，本质上是对西方早期殖民活动中宗教与文化侵略的抵制，具有维护中国传统伦理与政治秩序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杨光先对天主教的批判集中于其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如“上帝造人”“耶稣神性”等观念，均被杨光先视为对中华文明与政治正统的挑战。他强调“宁可使中国无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并非出于无知，而是基于对西方殖民扩张的警觉。
《“有识之士” 的称号，杨光先实担当不起——与谢景芳先生商榷》发表于《汕头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陈占山教授反驳谢景芳称杨光先为“有识之士”的观点，认为谢文用“宗教、文化侵略”概括明末清初传教士活动的做法不妥。“文化侵略” 本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政治口号，且明清传教士多采“利玛窦规矩”，以和平方式适应中国文化，与“侵略”无关，谢文所举教士“罪证”多有不实或以偏概全。同时，文章指出杨光先不具备“有识之士”条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是时代趋势，杨光先却以儒学批判天主教，否定西学价值，其排教主张与徐光启等士大夫的开放态度相悖。且其思想根源是顽固的华夷观念，排斥外来文化与知识，故“有识之士”称号实难担当。
《秩序世界与均质世界——析杨光先和南怀仁的天文学争论》发表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谭笑老师以“秩序世界”与“均质世界”概念，分析杨光先和南怀仁的天文学争论。杨光先代表的“秩序世界”，将天文与政治、伦理绑定，以阴阳五行等哲学规则为知识核心，如用葭莩验气定节气，借五行顺序定星宿位置，知识具有垄断性，服务于社会秩序。南怀仁代表的“均质世界”，视天为自然客体，以观测、数学为研究基础，主张节气由太阳运行位置确定，星宿顺序依观测判定，知识具有共享性。尽管南怀仁在天文预测上获胜，但因清代社会未发生相应文化、社会变革，中国天文学未实现向“均质世界”的范式转变，这场争论本质是两种宇宙观与社会秩序观的冲突。
《杨光先反西学原因之探析》发表于《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阎秋凤教授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杨光先激烈反对西学与天主教的原因。阎教授首先指出杨光先性格偏激、保守，且具有强烈的卫道意识，其“移棺自随”等行为反映出他不计个人安危的极端性格。文章进一步从文化冲突角度分析，认为西方科学知识（如地圆说、新历法）动摇了中国传统宇宙观与伦理秩序，杨光先视其为对“羲和之法”与“圣人正统”的挑战。此外，天主教教义中“无父无君”的内容与中国传统忠孝观念严重冲突，加深了杨光先的排斥心理。杨光先将天主教视为与白莲教类似的“邪教”，担心其传播会危害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尽管其言论中多有夸大与臆测，但也反映了当时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势力渗透的普遍忧虑。
《政治权力与天文管理——杨光先任职钦天监始末辨析》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年第5期，马伟华老师聚焦于杨光先任职钦天监的具体过程，揭示了其任命与罢免背后的政治权力运作。文章指出，杨光先本不通历法，却在“历狱”中被辅政大臣视为“精通历法”而强授其职，尽管他五次上疏请辞，仍被迫担任钦天监监正。马老师详细描述了杨光先在任期间对监内精通西法官员的排挤与打压，以及其在历法编制、仪器管理等方面的无力与失误。尤其是在康熙亲政后，南怀仁通过实际测验证明西法之精确，杨光先因历法错误被革职，最终病逝于归途。杨光先的命运起伏与清初政治权力的更迭密切相关：辅政大臣主观臆断其能力，而康熙则依据客观测验决定其去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