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若瑟对儒学的传播与理解
马若瑟（Joseph-Henri-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是18世纪法国耶稣会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也是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作为索隐派（Figurism）的核心成员，他致力于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寻找基督教教义的“隐秘踪迹”，并试图通过学术研究构建中西宗教与哲学的对话体系。他的汉学成就不仅体现在语言学领域（如《汉语札记》对汉语语法的开创性研究），还表现在对儒家经典的独特诠释与译介（如《诗经》节译和《赵氏孤儿》法译），这些工作深刻影响了欧洲启蒙时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
然而，马若瑟的儒学诠释带有鲜明的神学目的论色彩。他采用“索隐”方法，将儒家经典中的“天”“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Deus”，将“圣人”比附为耶稣，并试图证明中国上古信仰与天主教教义同源。这种解读虽在跨文化阐释上具有创造性，却也因过度附会而引发争议。例如，他在《儒教实义》中淡化儒家祭祀的宗教性，强调“敬天”即“敬上帝”；在《诗经》翻译中刻意突出“天命”观念，甚至调整文本以符合基督教叙事。这些做法既反映了耶稣会在“礼仪之争”中的策略性调整，也暴露了文化互释中的张力与误读。本期选取了张西平、刘耘华、潘凤娟、谭渊、肖清和几位学者的论文，就马若瑟对儒学的理解与传播展开进一步探讨。
《“索隐”：马若瑟对儒家经典的过度诠释》发表于《国际汉学》2005年第二期，刘耘华教授围绕17—18世纪入华传教士马若瑟展开，指出他是索隐派重要成员，汉学修养上乘，著述颇丰 。索隐派以借助《圣经》及西方神秘哲学解读中国上古文献为特点。马若瑟基于天主教立场解读儒家经典，存在诸多过度诠释。他将“圣人”“大人”与耶稣等同，以《易经》统摄其他经典，在翻译经典时随意增删、进行天主教式解读。在《儒教实义》中，他虽巧妙引用中国典籍阐述天主教义理，但未提及儒教道统核心“中”，且对“天”的解释融入大量天主教内涵，还将儒家伦理、孔子形象义理化，凸显天主教立场，对儒家经典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发表于《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张西平教授探讨了清代来华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学术贡献及其影响。张教授指出，马若瑟是康熙年间来华的传教士，以其深厚的汉语造诣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著称。文档重点分析了他的两部主要作品：一是《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这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区分了白话与文言，为后来的汉语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是他对元杂剧《赵氏孤儿》的翻译，该译本虽删减了唱曲部分，但首次将中国戏剧引入欧洲，影响了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创作。此外，文档还探讨了马若瑟作为“索隐派”代表人物的思想，他试图通过中国典籍（如《说文解字》）与基督教教义的比附，论证中西文化的共通性，并在“礼仪之争”中为耶稣会的传教策略提供理论支持。研究揭示了马若瑟在语言学、文学翻译和跨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索隐天学：马若瑟的索隐神学体系研究》发表于《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肖清和教授探讨了清代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的“索隐天学”神学体系。肖教授指出，马若瑟作为索隐派代表人物，试图通过基督教神学重新诠释儒家经典，论证中国古代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的共通性。其核心观点包括：六经（尤其是《易经》）蕴含基督教奥秘，但因秦火和后世儒者的误读而丧失原义；人类同源异流，上帝赋予的“理义”相同，故可用基督教神学恢复经典真义；受洗入教并非背叛儒家，而是成全儒家（“孔子成全于耶稣”）。马若瑟通过《六书实义》等著作，将汉字结构与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比附，并重构儒教为一种与天主教相容的宗教体系。研究揭示了索隐派在“礼仪之争”背景下为基督教在华合法性辩护的努力，以及其在跨文化诠释中的创新与局限，为汉语神学建构提供了历史参考。
《翻译“圣人”：马若瑟与十字的索隐回转》发表于《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2018年第1期。潘凤娟教授的文章聚焦17 —18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对中国古代经典中“圣人”的翻译与诠释。马若瑟作为索隐派成员，致力于从中国经典探寻与天主教相关的义理。他认为“圣人”是关键概念，通过对“十” 字独特的索隐诠释，将其与十字架联系，把“孝”解读为“十字架之子”，从而将三一论从抽象教义转向道德实践的孝道论述，把“圣人”解释为降生的天主。他还以《易经》象数为基础，结合西方思想，对“圣人”进行多方面阐释，为研究早期耶稣会士在华传教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独特视角，展现出当时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复杂过程。
《马若瑟〈诗经〉译本与“礼仪之争”》发表于《国际汉学》2022年第2期，谭渊教授探讨了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在18世纪翻译《诗经》节选并将其收录于《中华帝国全志》中的背景与意义。谭教授提出，作为“索隐派”代表人物，马若瑟试图通过翻译在《诗经》与《圣经》之间建立联系，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与基督教神学的共通性。文章结合“礼仪之争”的历史背景，分析了马若瑟如何通过选译和改写文本内容，淡化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强化“敬天”思想，以塑造一个符合耶稣会传教利益的中国形象。此外，译文中对“修德”与“救赎”的强调，也反映了当时欧洲道德神学之争的影响。研究揭示了马若瑟译本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策略性作用，以及其如何通过文本选择与注释影响欧洲人对中国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