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李孝迁教授关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传播、影响以及本土回应的一些研究成果。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3期。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北京华文学校述论》发表于《学术研究》2014年第2期。华文学校在华存在36年,数以千计的欧美人士在此接受汉语和中国历史文化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杰出汉学家、外交官、军事人员.美国第一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大多曾在此学习生活.学校教职员如马尔智、恒慕义、明义士,及其学生如富路特、毕乃德、费正清、宾板桥、卜德、韦慕庭等,对关国汉学界作用尤为凸显.这些曾在华文学校工作或学习过的汉学者,日后开创了美国中国学研究.华文学校之所以对美国汉学界贡献甚大,在于其不是一所纯粹的语言学校,非常重视文化课程.广邀中外著名人士演讲.让青年学生听到有关中国问题的不同声音,有助于他们开阔视野、全面了解中国,为研究汉学储备丰富的知识。
《国际左派中国研究与中国左派史学》一文发表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中国左派史学的形成过程中,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曾经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左派学人学习国际左派的中国研究,组合、扬弃各种理论资源,建构了本土化的左派史学。中国左派史学对国际左派史学有承袭,也与它有竞争,并力图在竞争中获取本土史家的自主地位。
《拉狄克与中国左派史学》一文发表于《史学月刊》2014年第6期。外国人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群中,数拉狄克对中国左派史学影响较大。他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最早运用商业资本概念来解释中国历史,认为秦朝是商业资本阶级的政权,提出"农民政权"理论,在中国左派学人中间响应者众,批判者亦复不少。拉狄克由于被斯大林列为"托派"分子,中共对这位"叛徒"的政治和学术随之亦持否定态度,但他对中国历史有系统且深刻的认识,尤其《中国革命运动史》,为中国左派史家建构以"侵略—革命"模式书写中国近代史提供了最早范本,不仅对李鼎声《中国近代史》产生积极影响,而且对延安史学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困境与应对:试论近代中国的历史教育》一文发表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6年第1期。近代以来,废科举兴学校,大中小学校皆有历史科,但与传统社会相比较,历史知识受重视之程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减弱。1920年代以来,时人关于中小学生历史程度之低,批评反思之声不绝于耳,对大学历史教育不满时有所见。历史教育之失败已成为时人普遍的共识,究其原因:首先,近代教育"重理轻文",历史知识被视为无足轻重,这是历史教育不振的根本原因;其次,历史课程标准制定不够完善,重知识轻伦理,详文化略政治,重事轻人,混淆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界限;再次,历史教材编写出版,多系商业性质,杂凑乱拼,精品鲜见;最后,中小学历史教员缺乏专门人才,中文教员教中国史,英文教员讲外国史,成为中小学校相当普遍的现象。1930年代末,国共两党最高领袖有感于抗战需要,皆呼吁加强历史学习,统一认识,凝聚力量,但两者所取得的成效截然不同。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