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与信徒：明末王徵的双重身份与思想嬗变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亦自号了一道人，教名斐理伯（Philippe），是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人物。他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并称为明末“四贤”，亦有“南徐北王”之誉。王徵七岁起随舅父张鉴求学，张鉴为关中理学大家，不仅传授儒家经典，还精通军械制造，这对王徵日后深研机械之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万历二十二年（1594），王徵中举，虽乡试顺利，但其后会展屡试不第，直至天启二年（1622）历经十次赴考方成进士。1615年，王徵获赠庞迪我所著《七克》，深受启发，次年与庞迪我深入交流后受洗入天主教。1628年，他撰成《畏天爱人极论》，系统提出融合儒家与天主教义的“畏天爱人”思想。崇祯七年（1634），王徵创立“仁会”，依天主教慈善理念施行“食饥、衣裸”等七项善工，赈济灾民数千人，并作《仁会约》以明其志。晚年因曾违诫纳妾而深自忏悔，于1636年撰写《祈请解罪启稿》以表悔罪之意。崇祯十七年（1644），王徵拒绝李自成政权征召，绝食殉明。
王徵所倡“畏天爱人”之说，旨在批判朱熹的“天理论”，试图回归先秦儒家对人格化“上天”的敬畏，以与天主教“天主”观念相融通。然而其“畏天”之基已由儒家的顺天知命、天人合德，转向对天主教神性赏罚的敬畏；“爱人”之源亦从儒家的自主成德，转为以敬爱天主为根本。尽管王徵在外仍保持着儒家士大夫的身份，但因恪守天主教义，其行为与思想实质上已偏离儒家传统，体现出信仰认同与文化身份的深层转变。本期选取了毛瑞方、谢明光、孙赫、丁锐中、方旭东几位学者的文章，就徐光启对于发展西学的贡献展开进一步探讨。
《王徵历史形象演变的史学史考察》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毛瑞方教授考察了晚明天主教儒士王徵历史形象的演变及史学价值。明清时期，史料侧重其死节、儒学修养与忠君事迹，将其塑为“忠臣义士”；清末黄节首掘其科技贡献，民国时陈垣、刘仙洲等学者跟进研究，“科学家”形象逐渐确立。20世纪80年代后，其“天主教徒”身份受关注，21世纪以来，研究多元化使其“跨文化传播者”形象凸显。文末提出启示：历史评价需尊重史实，研究随史学发展更深入，且与时代需求及社会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天主教徒王徵和〈西儒耳目资〉：从关学到天学》发表于《唐都学刊》2018年第3期。谢明光老师探讨了明末关学代表人物王徵如何从儒家士大夫转变为天主教徒，并深度参与耶稣会士金尼阁《西儒耳目资》的编纂过程。文章指出，王徵因长期科举不顺而寻求思想出路，最终在天主教“天学”中找到了对“天命”与人生意义的解答。他并未完全放弃关学经世致用的传统，而是将“畏天爱人”的天主教思想与儒家“仁爱”观念相融合，试图以西学补益中国社会。王徵协助编成《西儒耳目资》，既出于对语言科学价值的认可，也寄托其传播天主教、匡救时弊的理想。其晚年的殉明行为，则体现了他身份认同中儒家忠义精神与天主教信仰之间的复杂交融。
《王徵天主教信仰发展的两个阶段》发表于《文化学刊》2018年第10期。孙赫老师将明末士大夫王徵的天主教信仰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616–1632年）以《畏天爱人极论》为代表，其信仰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色彩，王徵将天主教“畏天爱人”的伦理思想视为补儒、救世的工具，旨在挽救晚明危局，其核心关切仍是儒家式的经世致用。第二阶段（1634–1644年）则以《仁会约》《祈请解罪启稿》等文献为代表，其信仰发生内在深化，从外在事功转向对灵魂救赎、末日审判等核心教义的深切关注，并因纳妾行为产生沉重的罪恶感，最终呈现出对个人灵魂得救的真切渴望。文章指出，王徵的信仰并非静态，而是一个从“以耶补儒”到真诚追求灵魂救赎的动态深化过程。
《困踬与新生：明末“南徐北王”奉教之前经历比较探析》发表于《基督宗教研究》2022年第1期。丁锐中教授以明末徐光启与王徽（“南徐北王”）为研究对象，比较二人入天主教前的家庭背景、科举经历与精神困境。徐光启出身上海农耕家庭，历经倭患与科举坎坷，23年终成进士；王徽来自陕西耕读世家，痴迷机械致科举延误，35年方中进士。二人都因长期科举挫败、家国忧患而接触西学，最终受洗入教。文章指出，相似的困顿经历与儒家济世情怀，是他们接受天主教、寻求精神新生的共同动因。
《善书：理解王徵“畏天”思想的一个新角度》发表于《现代哲学》2023年第3期。方旭东教授提出，王徵“畏天爱人”思想中的“畏天”观念，主要源自中国民间善书传统，而非通常所认为的儒家经典或天主教教义本身。作者通过语义辨析指出，王徵对“天”的理解是一种可视化的、具人格神色彩的主宰之天，强调其赏罚之威，这与《太上感应篇》等善书中“神明鉴察、报应不爽”的思想高度一致。文章进一步以王徵自幼接受其父王应选的善书教育及其终身修持善书的经历为据，说明善书所宣扬的“感应”与“敬畏”机制深刻塑造了他的宗教情感和道德意识，从而为其接受并重构天主教“畏天”观提供了思想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