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应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传播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字信末，比利时人。1642－1644年，在天主教鲁汶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学习哲学和神学。1656年，随耶稣会传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赴华。柏应理在中国传教二十余年，足迹踏遍江南各省。1679年，担任中华耶稣会传教区代表。1681年，返回欧洲，抵达荷兰后开始编写《中华帝国年表》。1687年，获得法国皇家图书馆的支持，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对儒家经典进行系统翻译并全文出版的著作，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欧洲众多思想家的关注，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里程碑意义，可谓“在耶稣会适应政策下产生的最高学术成果”。
柏应理在欧洲出版《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时，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已有百年，他们编著了大量中文著作，其根本目的是传播天主教。然而在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中，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逐渐深入，思想的碰撞也愈发激烈，使得文化交流成为了这段历史的底色。《孔夫子》是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集成之作，也是中学西传的一部奠基之作。柏应理作为这部著作的编撰者之一，参与了“四书”的翻译，并发表了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见解。本期择取了李长林、孙丽莹、梅谦立、罗莹几位学者的论文，就柏应理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展开探讨。
《柏应理在欧洲早期汉学发展中的贡献》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1期。李长林先生指出，源远流长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在十七世纪把中国儒家学说西传欧洲过程中，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起了重要作用，堪称“儒学西渐的先驱”。柏应理传播的儒学对启蒙时代的法国和英国的学者发生了直接影响。柏应理对 欧洲汉学的发展做了重大贡献外国学者多有重视现代意大利学者利奥纳洛·兰乔蒂认为“当年出现《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时，对儒教的颂扬达到了最高峰。”
《柏应理与中西文化交流》发表于《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孙丽莹老师认为，18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空前频繁与活跃的，它逐渐由此前简单的物质层面的往来发展到精神层面的交流与磨合。所谓“交流”，意指既有西学东渐，亦有汉学西渐的双向沟通；所谓“磨合”则为既有冲击碰撞，也有顺应调适的艰难容蓄。柏应理正是这众多文化传播者中的一位佼佼者，他为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学西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学术上的钻研精神和对事业的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追念与褒扬。
《〈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梅谦立教授提出，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经典翻译扮演了很突出的角色。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经典译成中文。同时他们还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西文。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孔夫子》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文本翻译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传教士对《四书》的特别定义第三部分试图考察耶稣会士的译文与新儒家对《四书的诠释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全文所作的一个总结。另外文章对西方传教士所做的诠释选择跟他们本身思想和传教策略的联系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
《17世纪来华耶稣会士西译儒学刍议——以〈中国哲学家孔子〉书中“道”的翻译为例》发表于《国际汉学》2012年第2期。罗莹教授首先详尽地介绍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成书情况和版本问题，接着她对书中“道”的翻译进行了详尽的考辨，最后得出结论，大 部分的儒学概念在语言转换之中其能指和所指都不可避免地被“盗”换了。而这种盗取的力量 那时是以神圣信仰之名，之后在某些新教传教士处则是源于利益冲突与意识形态。在“顺 时代者昌”的激励下我们不能否认词汇意义在翻译之中所出现的转变其结果是新的话语权力形态的滋生。
《从柏应理〈致路易十四的书信〉看儒学在欧洲的早期传播》发表于《国际汉学》2022年第1期。梅谦立教授文以柏应理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所写的《致路易十四的书信》为研究对象，先阐述它的历史处境，然后分析它的内容，说明柏应理所展示的孔子并不是历史上的孔子，而主要是汉代以来的孔子，并且是路易十四时期专制主义框架内的孔子。无论在中国或在欧洲，儒家思想往往变成了一种政治工具，以此反思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中西文化交流所裂开的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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