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的首位传教士——罗明坚
虽然人类都拥有哲学智慧，思索过世界的本原以及追问过自身的存在，但不同的人类族群会因各自的生活环境、探索兴趣，以及对世界的领悟程度产生独特的生存之道，并形成不同的文明。这些不同的文明皆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即便有的文明没落甚至消亡了，延续下来的文明也很难说不需要吸取它们的经验，就能独立长存。所以文明之间的互鉴、互动是引领人类未来的必要方式。中西方文化交流最早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开启的，早在1245年，教皇依诺增爵四世派遣方济各会士柏朗嘉宾到蒙古传教。1253年，法王路易九世派遣方济各会士罗伯鲁到蒙古传教。不过，这两次传教活动主要为平息战争，并没有文化上的交流。16-18世纪是中国与欧洲进行文化交流从萌芽发展到繁盛的时期。一般认为，利玛窦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人，但随着罗明坚的手稿不断问世，学者们发现，罗明坚除了是首位到达中国境内传教的耶稣会士外，还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罗明坚（Michel Ruggier，1543－1607），字复初，意大利人。1581年，罗明坚写出了西方人第一部中文著作——《天主实录》。1583年到1588年，与利玛窦共同编著第一部欧汉辞典——《葡汉辞典》。1588年11月，罗明坚返回欧洲，停留在西班牙期间，罗明坚向菲利普二世呈交了一份手稿，也就是用西班牙文翻译的“四书”部分内容，这是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1591年11月至1593年11月，罗明坚用拉丁文翻译了“四书”的全部内容，其中《大学》的小部分内容发表在波赛维诺的《历史、科学、救世研讨丛书选编》中，这是儒家经典译文在欧洲的首次发表。本期选了张西平、王慧宇、梅谦立、李慧、罗莹、高源等六位学者的论文，就罗明坚的成果和贡献展开进一步讨论。
《中西文化融通的新形式——罗明坚中文诗歌研究》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2024年第1期。张西平教授从罗明坚学习格律的抄本《诗韵》入手，解读其学习格律诗的内在过程。接着又根据格律诗写作的核心要求，包括近体诗的格律运用、诗句中词汇的对仗要求、诗歌中的用典三个方面，分析了罗明坚的诗歌写作，并讨论了其对《千家诗》的学习和运用。张西平教授认为，罗明坚诗歌写作的最大特点，便是在诗歌中对中西文学的融通，开启了融通中西的新形式。
《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与翻译——以罗明坚〈中庸〉手稿为例》发表于《国际汉学》2016年第4期。王慧宇教授首先介绍了存放于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四书”拉丁文手稿，手稿包括五个部分，除了“四书”外，还包括诸家名言集。王教授又根据手稿的写作时间以及《中庸》手稿的翻译特点、思想倾向，推断其作者为罗明坚。同时解读《中庸》手稿对儒学核心概念的解释和转述，分析罗明坚在译介儒家经典时融入天主教思想的转述特点，陈述其在儒学经典诠释方面所呈现出的独特视角。
《耶稣会士罗明坚与儒家经典在欧洲的首次译介》发表于《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该论文由梅谦立与王慧宇共同完成。梅谦立教授指出，罗明坚的西班牙“四书”作为最早的“四书”西方文字译本，不仅在文本翻译角度有巨大的研究价值，其作为欧洲人对儒家经典的首次尝试，还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接着，梅教授又对西班牙“四书”译本进行了深入分析，比如译本中的君子、圣人、天地、鬼神等，揭示了罗明坚在西方的概念语境中如何解释儒家核心问题上的创造性，及其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如何进一步彰显儒家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特色。
《耶稣会士罗明坚“四书”手稿新探》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第2期。罗莹教授对“四书”拉丁文译稿进行了详细的考察。罗教授对手稿的字迹、日期、署名、翻译体例以及翻译底本进行探究，并通过手稿中对《大学》《中庸》《论语》儒学概念的翻译为例，将其与之后来华耶稣会士翻译出版的其他《大学》《中庸》《论语》拉丁文译本作对比，分析手稿译文的特点并推断该手稿的译者归属。罗教授指出，这一份成形于“罗明坚-利玛窦时代”的“四书”译稿，与其说是儒学典籍的翻译，不如说是译者对原文思想的概述转写。
《耶稣会士罗明坚〈大学〉拉丁文译本初探》发表于《国际汉学》2018年第3期。李慧教授详细考察了罗明坚的《大学》拉丁文译本。李教授指出，耶稣会士波赛维诺出版的《书目选编》（Bibliotheca Selecta，1593）中收录了罗明坚写本《大学》拉丁文译文的前四句，这是中国经典第一次以西方语言出版。罗明坚《大学》译本以朱熹《大学章句》为原本。译文清晰、流畅，文风简洁朴素，似乎有意贴近汉语风格。将写本译文与印本译文对比可知，波塞维诺对“八条目”一句的翻译进行了改动，或是为使文风更为典雅，或是想在译文中寓于自 己的传教和教育思想。
《欧洲拉丁文四书首译本新探》发表于《浙江大学学报》2023年第7期。高源教授指出，在以往东学西渐思想史研究中，德礼贤所发现的罗明坚稿本被认为是最早的四书拉丁文
译本，其《大学》部分手稿经波塞维诺整理首次出版于欧洲。然而，该印本与稿本间存在重要差异，反映 出译者身份的复杂性。两种拉丁译本间的差异不应简单理解为修辞术语或行文结构层面的区别，而更多地展示出欧洲奥古斯丁主义传统影响下的立场分野。这种分野使得首次进入欧洲的四书呈现错综的历史脉络，透射出早期耶稣会士对华的不同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