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面向日常生活经验与“做中国哲学”
作者：陈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哲学动态》，2022年第10期。
陈少明“做中国哲学”的哲学探究理念和实践，为在当代中国做哲学提供了一种道路、一种典范。他不仅对这条道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且以自己的哲学创作实践提供了具有类型学意义与激唤作用的案例。这一典范的要点在于肯定中国哲学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在此是一个“地方性”的限定，是人文之“风土性”（和辻哲郎语）显现，普遍性既是由内容——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经验——提供，也与哲学本身就是一种普遍性的思想方式相关。面对“中国的哲学”与“哲学在中国”的世纪性张力，陈少明的抉择是“哲学性”与“中国性”的统一，这就是以哲学的普遍思想类型表达具有人文风土性的中国人的生存经验。而“做（中国）哲学”的“做”则意味着在哲学与哲学史的张力中，从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走向哲学创作。这个意义上的“做中国哲学”如何可能？我的理解是：打开古典思想的生活经验，与当下日常生活经验形成连接与互释，这样，以哲学的形式，以古今融会的方式，承载、丰富、提升中国人的生活经验。由此，我们将面临两个关键词：一是哲学，一是经验。
一．“哲学”：从结果到活动
就现代学术形态而言，中国与西方不同之处在于先有哲学史后有哲学，西方则是先有哲学而后有哲学史。与陈少明的这一认识相关联的问题在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发端源自以哲学的方式对传统中国思想经验的整理，但长期以来，哲学的形式在现代中国又很大程度上被基于逻辑论证以形成知识系统为目标的理论哲学与致力于说明人对世界的理解能力的认识论所刻画。理论哲学以其知识系统性针对的是冯友兰所指出的中国哲学有实质的系统而无形式的系统，因而其侧重点在于形式化的论证；认识论上升为哲学根本样式的动力则在于应对近代科学知识带来的世界理解，但同时在古今之变与民族建国的语境中又具有解构传统经学世界观的独断性质的功能。
陈少明注意到，这种意义上的“哲学”，在西方——按照阿多与福柯——是以笛卡尔为起点的，它以概念推导的方式论证真理的存在。其出场与近代科学的机械世界观的高歌猛进以及主体的自我转化的精神维度从知识图景中的删减相伴随。在来源的意义上，它当对现代中国如下的哲学观负责：即哲学一方面研究万物共有即存在的本质，另一方面用概念推导获得的理论。当冯友兰将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之辨视为哲学的定义性特征时，我们看到了这种哲学观的深刻影响。然而，这样一来，哲学便成为形而上学的知识存在，哲学的知识义、理论义、结果义被强化，哲学的活动义却被弱化了。陈少明认为，此类哲学观具有两个弱点：一是其推论脱离经验可验证范围，故为经验主义所质疑；二是外在于人的精神体验，而被存在主义所诟病。（参见陈少明，2021年：《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序”第13—14页）
对中国人而言，特别是对研习中国哲学史的学者而言，这样的哲学类型很难真正面对中国古典的思想经验。陈少明看到，中国传统的哲学围绕人生意义及其根据展开，表达思想的方式散见于谈话、讲课、寓言、诗、书信以及注疏中，因而既具有对话性的特征，也具有生活世界的气息，这与理论作品的高度抽象化大不相同。古典作品将对话性置于生活场景之中，指涉的是“说—听”关系，这与理论作品的“写—读”关系不同。就信息交流的形式而言，后者是单向的，前者则是双向的。同时，由于说、听双方都置身于特定的语境，许多前提不须言明，这就导致其表达缺乏逻辑推论上的完整性，而经典注疏也是这种对话的变种，毕竟注释行为是对经典的一种应答，受到文本语境的制约。（参见陈少明，2015年：《做中国哲学：一些方法论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83页）因而经典的世界是人居其间的开放性世界，它并非论证所形成的既定封闭空间或抽象大脑开放，而是向着古往今来的生命整体，由新情境下的经验形式的加入而不断被激活。这样的古代经典世界并不预设那种有待去发现但在本质上业已完成了的非参与性的静态真理或客观规律。
即便在西方现代哲学内部，朝向那种静态真理与客观规律的哲学类型也不再有效，哲学越来越被理解为挑战既定学说或知识的一种有边界的思想活动。它是一种思想活动的方式，这意味着“哲学”的活动义被突出，结果义被弱化。陈少明指出，在“哲学”这类思想活动中，思想方式比内容或结论更重要；不同的哲学意味着一组相互竞争的思想方式。首先，哲学活动的基础是理智性，后者着眼于可理解或可交流，因此要求语言与逻辑的规范化，这使得哲学作为思想活动区别于神学或艺术；其次，哲学寻根问底，不满足于现成化或局部化理解，但也不必追求整体性，而是不断追问各种预设背后的根据，这使其区别于常识；最后，哲学活动主要是解释性的或规范性的，它或者说明一般事物，或者倡导某些思想或行为原则，但却不能预测具体现象，从而区别于经验科学。（参见同上，第101页）但总体而言，哲学作为思想活动的方式，其目标在于寻求意义。如果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道出了人的真相（参见格尔茨，1999年：《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第5页），那么哲学就是人类自我编织意义之网的一种思想活动。
然而，在这张人类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中，始终处在灵动、活泼与流通状态而无法被任何概念与推论完全凝固化的是生活经验，它在当下即兴发生却又总是溢出当下。然而，作为一种思想活动的现代中国的“哲学”却长期沉浸在文本与概念里，沉湎于自我编织的“真际”空间——一种从地面拔起而自我隔绝的真空构造，但同时做哲学的人却又入地甚深，在地上把玩着被送往天上的哲学。人与哲学的分离，意味着哲学既无法面对生活经验，又无法回应当下与未来的问题，这样就不得不朝向越来越被强化的专业化方向发展，技术门槛越来越高，但距离生活与距离世界则越来越遥远，渐渐地，作为活动的哲学成为一种人在其中自我耗费而不自知的程序化—职业化操作。本来是具有个性意义的哲学活动，现在以内卷的方式，自愿加入了现代科层制的同盟。陈少明颇多感慨，百年以来，对经典中人的问题的研究，基本上被追求高度抽象的概念归纳所涵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人性论及天人合一之类的论题有经久不衰的热情的深层原因，也是对人物尤其是思想任务偏好符号化、范畴化把握的动力。只有在哲学行当中不断反省自己工作意义的哲学人，才能理解陈少明的如下焦虑：“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总体趋势是越来越与哲学无关，而中国哲学创作更难有踪影可寻。”（陈少明，2015年，第110页）陈少明看似平淡实则振聋发聩的声音，来自一种非关个人利益的哲学性不安：“归根到底，是活生生的生活经验，而非哲学文献，才是哲学创作的资源”，“哲学关心那些有助塑造精神价值的事件”。（参见同上，第123页）哲学的真正土壤是当代人的生存经验，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地气，具有活力的哲学既是当代人生存经验的探索与表达，同时又是当代人生存经验的滋养与提升。哲学如果要具有自己的生命力，就必须回归人的经验，尤其是生活经验。
二.经验：生活与日常
经验不同于概念和理论。并非经验来自概念，而是概念无法脱离经验而存活。沃格林认为，任何一种概念本质上都是通往经验的言语引得（linguistic indices）；拉考夫与约翰逊则强调概念本身就是隐喻性的。任何一个原初的概念，其背后都内蕴着一种被浓缩了的具有浑然性的经验场景，概念则是从这一经验场景中分殊出来的，并且是对经验的高度浓缩化概括。概念、推论、论证，成就的是理论知识，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是整饬、组织经验的方式，但它自身却并不生产也不提供经验。在柏拉图主义理念论立场衰退以后，任何类型的理论，一旦脱离了经验就必然失去活力。历史地看，概念与理论一旦脱离生活世界与生存经验，就会面临以下两个结果：一是不可避免地教条化或教义化，一是伴随着教条化的同时也成为怀疑主义质疑、拆解的对象。威廉·詹姆斯、沃格林、西田几多郎、柏格森、后期维特根斯坦等，都生活在理论哲学达到鼎盛但同时危机充分暴露的时代，他们的一致性在于回到原初经验或纯粹经验，这对于后形而上学、后认识论、后理论性的哲学本身就具有一种治疗作用。聚焦于经验的描述、分析与阐释，就是重新面对活泼、生动、流动的生活场景，探寻生活的意义与意义的世界，思考存在的个体如何在生活经验的河流中前行。这可以视为陈少明哲思的出发点。
对于陈少明的“做中国哲学”而言，何以日常生活经验是根本性的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面向存在者整体的世界经验，也不是面向世界根据的超越经验，更不是成圣或契神的经验，而是普通平凡的个人在这个粗燥不平的、既带有摩擦和阻力又具有消耗的现实世界中探寻生存意义、进行自我理解、与他人共同生存的经验，这是一种如实地面对生活的艰难并于其中探寻生存意味的经验。在这里，减去了家国天下与文明那样承载重负的宏大主题，也没有了庄子哲学中的七等人所处的层级性的精神位阶，一种与当代人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地气相应的生存体验基调，渗透在陈少明的哲学创作中。譬如在《梦觉之间：〈庄子〉思辨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与解构主义和生存美学取向相通的、以生活体验及其意义探寻为中心的生命场景的构筑努力。陈少明减去了旧时代的焦点，而揭示那些与当代人的心性世界——秩序与意义——相呼应、相感应的某种精细而又在瞬间驻足的意义生成的场景，这些场景内蕴着一种觉情，携带着一种散文诗性的灵性感动，将生存体验的事情本身带到我们面前。在这里，既没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也没有超越的宗教体验，而是回到面向每一个人的生活体验之日常。
在拒绝了线性、树状、金字塔型等思维样式而代之以网状结构后，一种无论从何处开始，但总能与生存体验相连接的思才能被给予。以此方式打开的经典世界，以往哲学类型无法驾驭的叙事，走上了哲学的中心：古典智慧以哲理的形态隐身于故事之中，如同连根带泥捧出的植物那样，栽培浇灌，维护其鲜活性，而不是以抽象概念将其干化而后制作成标本，以此看似不够“哲学”的方式，却走向了哲学所要回到的“生活”的事情本身。于是，不是形而上学的“道体”，而是作为思想方式的“道观”，在陈少明的哲学创作中出场了。经由“道观”所呈现的庄子，不再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庄子，而是见机赋意、随处指点，在观鱼解牛等或大或小的颇具画面感的场景中，在亦真亦幻的高度场景化的情节中出场的庄子。这个庄子及其所在的场景成了我们探测生活、激活经验的方式。于是，那原本自带着生机与生意的事物，在长期饱受物质主义、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合谋共构业已下降为等待加工的材料，在经由与生活经验的连接之后涌动出来，天地、山水、鱼鸟、纪念物……在新的生命场景的滋润之后活了起来。
不难看到，“做中国哲学”不是沉湎于当下的生活经验，而是同时向着经典中思想经验的开放。做中国哲学，就是在当下中国人生存经验与经典世界中呈现的生活经验或思想经验之间，加以连接、互释，直面当下的生活经验的同时，又超出当下经验。古典思想经验不是原本的照单全收，而是被发掘为激发、滋养、提升、丰富当代人生活经验的养料，一种观照或检视现代生活经验的视角。在这里，教条主义与怀疑主义立身的基础被拆解，我们看到的是那种在风吹万窍、万物参差并作而咸其自取的悠然自得，它不再诉诸指向存在者整体的宇宙论心灵，也不再诉诸作为意义之根基的超越体验。日常性本身赢获了它本应享有的尊敬。
同样面对古典，陈少明的取向不同于现代新儒家。在他看来，现代新儒家聚焦作为生命学问整体的宋明理学，研究道德生活的内在体验问题，以海量专门词语摹状复杂的精神结构，表达内在道德生活经验。但这种特定生活经验的交流客观上却被限定在特定共同体中，即以思想家为中心向外围的学生或崇拜者扩展而形成的生活圈子，在内部展开生活的教训、智慧、学问与修行的经验。但这在现代生活世界中很像一个相对独立的保护区。同样，陈少明提倡的“做中国哲学”，尽管强调哲学作为一种形式的普遍品格，但又不同于只靠“烧脑”的专业化与技术化的哲学操作。后者是纯粹智力性经验，既无关生活经验，也不再追问自身的意义问题。后者面对而且也只能存活于狭隘的专业圈子。当哲学活动自身被体制化成为科层制的环节时，技术化所结构出来的牢笼，将经验以抽象化命题的形式挤压在专业化范畴及其推论与论证的技能之中。当陈少明说“《庄子》一书，并非为专家所作”（陈少明，2021年，“自序”第1页）时，在学术科层制与专业技术化高度渗透的当下，其解放力量也就并不是显白的。正是在这里才可以看到，回到日常生活经验绝非易事，必然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之路。错过生活的方式有很多条，而通向生活的道路却只有一种，因此，前者容易而后者艰难。这意味着回到日常生活的门并不很宽，不能以超乎日常生活的方式，很难跨进这道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