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许纪霖教授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研究成果。
《不合时宜的堂吉诃德*——五四时期“新派中的旧派”》一文发表于《史学月刊》2021年第10期。学衡派是有着古典情怀的新派人物，可以称之为新派中的旧派。在五四时期，启蒙派知识人活跃于民间的公共舆论，学衡派知识人固守于学院的新庙堂。但在学衡派内部，与陈寅恪、柳诒徵等学院知识人不同，吴宓、梅光迪更想成为影响社会的公共知识人，与胡适、陈独秀在公共空间争夺舆论的话语权。因为他们对时代与空间的双重误判，最终脱逃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而吴宓、梅光迪在行为与观念之间的背离与错位，又伤害了新古典主义者的人格形象。
《晚清一代激进知识人的历史世界与精神情怀》一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5期。清末世纪之交，在读书人中间，分化出一批激进的革命者。他们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一，科举制度废除前后，从帝国秩序里面游离出边缘的知识人，自立军起义失败、庚子赔款的刺激和学潮的出现，让他们从变法走向了革命，其二，这些边缘知识人抛弃了儒家的意识形态，思想深处的虚无主义、破坏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乌托邦与反满的族群意识结合，再加上唯意志论的催化，形成了视死如归的志士精神，从而掀起了20世纪第一波革命的狂澜。
《绅士、名士、斗士与流氓——知识人的内战与“文化惯习”的冲突（1924—1926）》一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1924—1926年间，五四启蒙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分化与冲突。现代评论派与语丝派由于在学术文化体制中的不同位置，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惯习，发生了绅士与名士的论战。而在语丝派文人内部，周作人的名士风度与鲁迅的斗士性格也有微妙的差别。鲁迅因此联合激进青年另办《莽原》杂志。但后五四一代的狂飙派青年，高唱新流氓主义，企图打倒五四的老师一辈取而代之，掌控新的话语主导权。这几场论战形成的风气，为之后连绵不绝的知识人内战开创了恶性的范例。
《信仰与组织*——大革命和“一二·九”两代革命知识分子研究（1925—1935）》一文发表于《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创党、大革命和一二·九三代革命知识分子，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后两代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个人背景和心路历程。家庭、学校和童年经历是影响读书人趋向激进的重要因素，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暴力流血事件则是激发知识分子投身运动的催化剂。除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趋向革命还具有四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追求自由的个人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的浪漫主义、对底层民众同情与怜悯的民粹主义和痛恨外国列强的民族主义。而在各种主义与政党争夺青年的竞争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胜出，乃是其独特的信仰力和组织力，让革命知识分子获得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值得献身的信仰和团契生活的家。不过，列宁式布尔什维克政党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散漫倾向的文人改造为服从严密纪律的组织人，这又与其原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产生了内在的冲突。
《五四知识分子通向列宁主义之路（1919—1921）》一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从1919—1921这两年间，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从知识化主义的点滴改造，走向寻求通盘解决的信仰化主义;随后从柔性化的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走向复调的马克思主义，最后认同刚性化的列宁主义。在这一过程当中，五四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三波的思想与组织的分化，首先是寻求点滴改良的温和知识分子与追求整体解决的激进知识分子的分化，其次是相信兼容各种主义的知识分子与认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分化，最后是复调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元的列宁主义者的分化。到第三波分化完成，中共在信仰力和组织力两个层面自我定型，最后成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政党。
《从疑到信：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一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虚无主义是五四时期特殊而又普遍的精神现象。为了超越虚无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当中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精神的纵欲、物质的纵欲、逃遁的虚无与另类的虚无。老师辈的苦闷，是彷徨在新与旧之间，而学生辈的痛苦，则是在各种新思想面前无所适从。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让年轻知识分子暂时获得了以行动解决虚无的机会，然而运动落潮之后，又陷入了理想破灭之后的第二轮苦闷。就是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一部分知识分子走上了寻找主义与组织的激进道路。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