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分析哲学在中国：历史衍化及其走向
作者：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哲学版）》，2022年第5期。
摘要：分析哲学既是一种做哲学的方式，也是一种学派、思潮或理论：它对哲学的性质、使命等方面的理解，具有区别于其它学派的重要特点，后者表现在：确信可以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握世界。20世纪初，稍后于其在西方的兴起，分析哲学也开始引入中国。历史地看，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其一是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其二则是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前一阶段属分析哲学进入中国的初始时期，八十年代之后的发展，则可以视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复兴。从其研究取向来说，分析哲学在中国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进路。首先是以介绍和引入为基本形态，其次则是在引入的同时又试图有所超越。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分析哲学领域逐渐出现了新一代的学人，他们受到分析哲学比较严格的训练，其“做哲学”的方式也更接近西方分析哲学模式。不过，与之相关，也每每出现刻意模仿、迎合西方分析哲学的做法。尽管分析哲学注重逻辑分析，而这种进路又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其本身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因而需要以反思的眼光对其加以考察，这种反思以既“入乎其中”又“又出乎其外”为实质的内涵。
关键词：分析哲学逻辑与语言分析哲学在中国
一
自20世纪初开始，分析哲学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显学。然而，什么是分析哲学？这一本源性问题的问题依然需要思考。宽泛而言，哲学与其它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总是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何为哲学”。这样的追问，对哲学来说往往古老而常新。与之类似，在面对分析哲学时，同样会面临“何为分析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内涵，在于追问分析哲学之为分析哲学的根本特点。确实，无论是了解分析哲学自身的根本规定，还是回溯其历史流变的过程，都难以离开以上方面。
人们常常说，分析哲学不是学派、不是思潮、不是理论，而主要是某种做哲学的方法，其特点在于注重分析和论辩。事实上，如果从整体上考察分析哲学，便可注意到，分析哲学既是一种做哲学的方式，也是一种学派、一种思潮或一种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的理论，分析哲学对哲学的性质、使命等方面的理解，具有区别于其它学派和理论的特点，按分析哲学的理解，哲学的主要活动表现为以语言和逻辑为中心、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把握世界。分析哲学的以上看法，确实涉及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理论趋向。展开来看，上述观念首先体现于对逻辑分析的注重。这里的逻辑分析包括概念的辨析（每一概念的运用，都要求以清晰的界定为前提，以避免模糊和歧义）、观点的论证（既拒绝仅仅停留于感想或体验，也摒弃独断的结论）。如果留意一下分析哲学的论著，便可注意到，在提出某一论点时，其整个论述过程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显得清晰而严密。总之，从哲学的思考进路看，分析哲学家往往围绕一个特定问题而展开分疏，由此形成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并提供比较充分的理由以支持这一看法，同时，针对或设想可能的批评意见而加以反驳，以辩护自身的观点。这样，正面的“论证”与反面的“辩护”往往相互关联，逻辑分析以及“论证”与“辩护”的彼此互动构成了分析哲学从事哲学研究和论说的一般特点。
如上所言，方法与理论并非完全截然相分。分析哲学的哲学考察方式，与它们对哲学意义的理解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由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分析哲学往往限定于语言之中，其所指向的对象，主要也是语言中的世界，从分析哲学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看法中，便不难注意到这一点。这里可以简要引述斯特劳森（Strawson）的相关观点。斯特劳森是20世纪中叶分析哲学的重要代表，其名作《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Individuals :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作为分析哲学中关于形而上学的著作，在分析哲学领域具有深刻影响。以所谓“修正的形而上学”与“描述的形而上学”之分为出发点，斯特劳森在该书中从分析哲学的层面对形而上学作了考察，他所赞同的主要是描述的形而上学，其内容在于对哲学史上考察形而上学问题时的形式结构加以分梳：“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所思的实际结构，修正的形而上学则关注于形成更好的结构。”为斯特劳森所肯定的描述性形而上学的旨趣，是“展示我们据以思考殊相的概念框架的一般结构特征（general and structural feature of the conceptual scheme）”。这种以概念和语言结构为关注对象的哲学进路，不仅体现了分析哲学解释形而上学问题的特点，而且构成了其一般的哲学风格。哈克曾指出了这一点：“分析哲学最显著的信条是‘语言哲学是其他一切哲学的基础’”。
在斯特劳森另一部带有通论性质的著作Analysis and Metaphysics：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分析与形而上学：哲学导论》）中，以上特点在更普遍的层面得到了展示。该书篇幅不大，内容扼要而清晰，作为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斯特劳森在书中明确指出，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我们谈论事物和世界的时所运用的语言，这些语言包括认同（indentity）、知识（knowledge）、意义（meaning）、解释（explanation）、存在（existence），等等，它们首先涉及语义和逻辑关系，对于这些语言和概念所表示的对象本身，哲学却并不加以追问。也就是说，在斯特劳森看来，哲学所着重的仅仅是语言领域之内的存在，而不是语言所指向的对象和世界。如所周知，马克思曾经批评以往的传统哲学只是解释世界，而不关切改变世界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这里的“世界”主要指现实的外在对象，而不单纯是语言中的事物，传统哲学在“解释”世界时固然常常渗入某种思辨观念，但其“解释”所指向的，则首先是这一现实世界。相形之下，斯特劳森所代表的分析哲学，则在某种意义上似乎连传统哲学所侧重的解释现实世界这一使命也放弃了：它所分疏的只是语言之中的存在，而不是世界本身。可以说，以上进路构成了分析哲学的重要的取向。在蒯因等分析哲学家那里，便不难看到类似的观念：如所周知，蒯因提出本体论的承诺， 其侧重之点主要即放在语义层面，对实际世界中“存在什么”、“何物存在”等问题，则以悬置的方式处理。
按斯特劳森之见，理解哲学涉及二重类比（analogy）：语法类比与治疗类比。语法类比关乎词的用法，并包含系统化的建议，包括建立普遍的解释基础；治疗类比则是语言运用方式的更正（从思辨的形而上学用法，回到日常用法）。较之语法类比，治疗的类比具有否定性，它意味着将我们从混淆和困惑中解脱出来，这种混淆与困惑源于概念在意识中的随意运用。与之相应，对后者（治疗类比）而言，除了追溯概念混乱的根源并加以纠正之外，哲学别无他务，这种看法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观念基本一致，其要义在于将世界限定在语言之中，而哲学的任务则相应地被理解为对语言的逻辑分析。
与关注语言相联系，斯特劳森认为，每一学科都有自身的确定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语言运用，而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则不满足这一点，他们努力追求统一，在不同的方面之间建立联系，以期在概念层面达到关于世界以及我们关于世界认识的统一系统，由此，哲学的问题便发生了。然而，对斯特劳森来说，“我们所需的，不是一般的解释理论，而是一种治疗的训练。”“这种治疗训练使我们能够诊断哲学幻觉的根源，当我们离开事实时，往往会陷入这种幻觉。”根据这一看法，试图跨越与特定语言和概念相关的经验知识的领域和具体的“事实”，从相互联系的角度理解世界，将导致哲学问题（错误），这种问题发生的最终根源，不外乎语言的误用，而哲学的任务则是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不再作此尝试。这样，对实际世界的理解便只有基于有限概念的经验科学一种途径，哲学在这方面毫无用处。可以看到，对哲学的以上理解，在逻辑上将引向取消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哲学的所有工作，应该指向自我否定并承认试图从哲学角度把握世界是错误的。作为与传统哲学不同的形态，分析哲学的使命，则是通过语言分析以治疗这类错误。这样，如果哲学要继续存在，其任务便只能是对语言的运用加以拨乱反正，而除了分析哲学之外，别无其他哲学形态可以做到这一点。
类似的看法也存在于其他具有分析哲学趋向的哲学家那里。以胡克（S. Hook）而言，他在哲学上直接认同的是实用主义，与广义的实用主义一致，胡克对哲学的理解与分析哲学也有相通之处。在谈到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being）时，胡克便认为：“并无存在（Being）这样的东西，存在（being）一词既无法命名，也难以指称可观察的任何事物。”这里包含两重否定：首先，否定作为对象的“存在”，其次，将“存在”归结为语言的表述（语词），否定其描述对象的意义。以上看法似乎兼及斯特劳森 所说的二重类比（语法类比与治疗类比）：在语法层面，将形而上学的概念主要归结为描述性的语词；在治疗层面，则要求将传统形而上的概念，回归到命名和指称“可观察的事物”之上。事实上，胡克在后文中便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关于世界的本体论陈述可以大致称之为常识陈述。”这种从语言（命名、指称、称述，等等）层面考察形而上学的意义，并倾向于将语言的用法还原到日常表述（常识）的哲学取向，大致体现了分析哲学的进路。
概要而言，分析哲学所关注的，首先是语言中的世界，根据分析哲学的看法，重要的是我们在谈论世界时所运用的语言，而不是世界本身。尽管分析哲学也涉及对象世界以及政治伦理的问题，但其讨论常常限于语言和概念的领域。以对象世界而言，如前所述，其形而上层面的论说主要关乎概念结构的分疏和描述；在政治、伦理的领域，其所辨所析也不是现实的社会实在及其变化过程，而是逻辑预设中的形式关联，以罗尔斯的著名正义论来说，其理论可以视为分析的伦理学或分析的政治哲学，而它的立论出发点，则是无知之幕与原初状态这一类逻辑预设。语言本来是我们达到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但在分析哲学中，这种手段和工具本身往往成为目的。在某种意义上，以上看法构成了分析哲学的教条。
二
20世纪初，稍后于其在西方的兴起，分析哲学也开始引入中国。历史地看，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其一是20世纪初，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其二则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前一阶段基本上属于分析哲学进入中国的初始时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衍化，则可以视为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复兴。如所周知，中国哲学较早已经形成自身的逻辑系统，先秦的墨辩便属比较系统的形式逻辑形态。然而，从形式逻辑在中国的衍化来说，虽然先秦已出现墨辩之学，但是在先秦之后，墨辩很快便被遗忘了。魏晋时期，鲁胜的《墨辩注》是随着名辨思潮的兴起而诞生的逻辑学著作，但可惜不久即佚失了，现在只能在《晋书》中看到其中保留的《墨辩注·叙》。在唐代，随着唯识宗的东渐，因明学也传到了中国，因明是印度早期的形式逻辑系统。然而，唯识宗因其思辨繁复的体系，在中国没有发生广泛的影响，与之相关的因明学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注重；相反，不立文字、疏离逻辑的禅宗，则在中国大行其道。到了明清之际，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古典逻辑也开始引入，李之藻便翻译了《名理探》，其中涉及的便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系统，但是这一西方古典逻辑只是在一部分士大夫的小圈子中受到一定关注，在广大学人之中影响不大。直到近代之后，严复、王国维通过其译著《穆勒名学》、《名学浅说》、《辨学》而引入了西方的逻辑学，中国的思想界才慢慢开始重视形式逻辑，但是关注的广度和深度依然有限。从总体上看，中国人似乎比较忽视形式逻辑，这与中国哲学较早地关注辩证逻辑形成了某种对照。这一点，李约瑟等学人也已注意到了，在比较不同文化传统的思维特点时，李约瑟曾作了如下概述：“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研究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传统思想完全否定形式逻辑，而是表明，它的关注重心主要在辩证逻辑。相对于此，分析哲学以注重逻辑分析为特点，从传统逻辑到现代逻辑（符号逻辑），逻辑在分析哲学哲学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之相关，其引入对未能充分关注形式逻辑意义的中国哲学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如一般所注意到的，中国哲学在近代经历了一个走向近代和现代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走向近代和现代的过程，同时也是逻辑分析不断渗入其中的过程。从这一方面看，分析哲学在中国哲学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变迁中，显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考察近代以来的哲学，还是回溯和梳理传统哲学，都离不开分析哲学的视域。
就具体形态而言，在欧美分析哲学的系统中，较早形成了弗雷格、罗素、摩尔、石里克、卡尔纳普、早期维特根斯坦等哲学系统。与这些分析哲学家的哲学进路相类似，早期中国分析哲学家，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比较倾向于分析哲学的中国哲学家，也引入了这些系统。这里或可将金岳霖视为比较典型的范例。金岳霖曾被称之为中国的摩尔，这一称谓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他在分析哲学方面的造诣已为学界所公认。确实，金岳霖的《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辨析清晰、论证严密，对概念和观点条分缕析，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分析哲学的形式。当然，如后文将提及的，金岳霖并不限于分析哲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金岳霖为代表的30年代的分析哲学家逐渐淡出哲学领域之后，江天骥、罗克汀、涂纪亮、邱仁宗等哲学前辈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于哲学领域；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后，王路、江怡、陈波、韩林合、翟振明、徐向东、朱菁等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学人，也先后在哲学舞台登场，他们的学术活动以不同的方式使分析哲学形成某种复兴之势。以上过程，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及此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大致演化形态。
从研究取向来说，20世纪以来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衍化大致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进路。首先是以介绍和引入为基本形态。早期的张申府、洪谦等，主要便以介绍和引入为主要特点，他们尚未及提出自己的创造性系统。尽管张申府试图把分析哲学和唯物论结合起来，但是他的工作重心在于对罗素哲学的介绍。至于把分析哲学与唯物论结合起来的哲学趋向，在早期的西方分析哲学中已经呈现，如所周知，摩尔在20世纪初便发表了著名的《驳唯心论》，在他那里，分析哲学与反唯心论已经交融，就此而言，张申府把分析哲学和唯物论结合起来，似乎很难视为一种理论创见。至于洪谦，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维也纳学派的成员之一，但其主要工作乃是对维也纳学派的介绍与引入，相对而言，缺乏在哲学理论方面的创新性建树。
除了介绍和引入，20世纪中国分析哲学也形成了第二种形态，其特点表现为在引入的同时又试图有所超越。在这方面，或许需要关注考察张东荪的工作。张东荪的哲学受康德哲学影响较大，同时，“他在作了很多哲学的介绍之后，又拿出一个自成系统底哲学”。确实，张东荪提出了“知识的多元论”、“架构论”的宇宙说、“主智论”的人生观，等等，这些哲学思想既受到康德的影响，又自成一系。不过，若具体地考察其哲学系统，便可注意到，其“做哲学”的方式在很多方面近于分析哲学，这种方式首先体现为比较严密的概念辨析和观点论证。当然，较之在形式上认同分析哲学的哲学家，张东荪的特点在于不仅限定于介绍与引入，而是试图提出新的哲学观念，由此，在实质上将分析哲学与康德哲学结合起来，并进而建构新的哲学系统。从知识论、宇宙观，到道德哲学等领域，其所论所说，都不难注意到这一特点。从思想渊源看，分析哲学本身往往祖述康德，在注重思想的划界等方面，分析哲学确实也可以视为对康德哲学的某种单向度发展。
20世纪30、40年代，分析哲学的第二种进路当然不限于张东荪，事实上，冯友兰、金岳霖的哲学工作更为典型地表现出以上取向：在引入分析哲学的同时，他们又多方面地逸出了这一哲学形态。冯友兰提出“新理学”，一方面认同作为分析哲学特定形态的新实在论，另一方面又上承传统的程朱理学，并试图通过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结合，以超越主要限于逻辑与语言之域的分析哲学。在本体论上，冯友兰扬弃了拒绝讨论世界本身的哲学路向，要求将分析哲学关注于逻辑和形式的哲学进路与传统哲学的世界关切相互融合，以重建形而上学。在伦理学上，冯友兰不满于分析哲学系统的元伦理学系统，主张越出仅仅关注道德概念分析的元伦理学，通过觉解的分疏而追问人生的不同境界。在认识论上，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主要着重于“辨名”（语言的逻辑分析）而忽略“析理”（对存在法则的把握）这一进路提出批评，并由此强调“辨名”与“析理”的统一。这种哲学取向既吸取了分析哲学的观念，又关注于语言或逻辑之外的实际世界和现实人生，从而不同于对分析哲学的单纯引入和介绍。类似的进路也体现于金岳霖。与冯友兰相近，金岳霖在走入分析哲学的同时，也不断地超越以新实在论为形式的分析哲学。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衍化看，金岳霖可以说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如前所言，他在20世纪30与40年代建构的哲学系统具有比较典型的分析哲学形态；另一方面，他又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分析哲学的限度。在本体论上，金岳霖通过逻辑分析，建构了给人以情感满足的形而上学（“元学”）系统，其中承诺了无极而太极的“道一”或大全。在认识论上，金岳霖肯定所与是客观的呈现，从而不同于后来分析哲学对所谓“所与”神话的批评，同时，又肯定了概念摹写现实与规范现实的双重作用，这一进路不同于主流的分析哲学主要注重知识经验的规范性而忽视其摹写性的认识论进路。在逻辑与方法论上，金岳霖考察了归纳原则，并从本体论的角度，分疏其现实根据，从而在方法论上展现了不同于分析哲学的立场。
可以看到，在20世纪前半叶分析哲学刚刚传入中国之时，其传播、影响展开于不同维度，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析哲学复兴的历史前提。从西方分析哲学的衍化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分析哲学在西方也发生不少变化。与早期的弗雷格、罗素、摩尔等有所不同，20世纪中叶开始，关注理想的语言系统（与符号逻辑相关的人工语言）开始转向日常语言的关切，在赖尔、奥古斯丁、斯特劳森、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便不难注意到这种演化。同时，分析哲学本身也出现了多样的形态：在社会领域，形成了分析的社会政治学、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伦理学或分析的政治哲学；在科技哲学、心智哲学、逻辑学等方面，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形态，蒯因提出了自然主义的认识论，匹兹堡学派则注重概念或推论的作用：从塞拉斯到布兰顿、麦克道威尔等，匹茨堡学派的不同人物都表现出肯定概念的逻辑空间并在经验领域引入概念的趋向，与之相联系，他们比较注重哲学理论的建构；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出现了分析的中国哲学，在陈汉生（Chad Hansen）、葛瑞汉（A.C.Graham）等研究中，便表现出这一趋向。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做是分析哲学新的进展，它们从不同侧面表明，分析哲学并不是静态的。同样，中国的分析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之后，也形成了新的发展形态，其衍化与西方同一时期或稍前的分析哲学，呈现某种同步的形态。前面提到的江天骥、涂纪亮、邱仁宗，等等，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出生的老一辈哲学家，晚近一些如王路、江怡、陈波、韩林合、翟振明、徐向东、朱菁，以及稍后陆续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人，则属于分析哲学复兴后出现的学人。当然，其中一些学人同时具有某种“跨世纪”的特点，其哲学活动虽发端或展开于20世纪末，但又延续到了21世纪。
三
前文所提及的分析哲学领域中的新一代的学人，相当部分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初露头角的，他们中的一些人具有在欧美留学或访学的经历，目前已逐渐成为中国分析哲学界的中坚。比较而言，这些学人受过分析哲学的比较严格和完整的训练，其“做哲学”的方式更接近西方分析哲学的模式。如果阅读晚近从事分析哲学研究的青年学人的论著，便不难注意到，其研究哲学的方法和表述哲学的方式，与西方分析哲学十分相似，甚至几可乱真，这构成了这一代中国分析哲学领域学人的重要特点。不过，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哲学工作或者依然主要侧重于介绍西方分析哲学的新进展，或者更多地在分析哲学的框架内从事各种具体的解题。事实上，这一现象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分析哲学在中国复兴之后的普遍趋向，从江天骥、涂纪亮、邱仁宗等学人一直到晚近的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怎样建构新的哲学系统、如何越出分析哲学的形态？这些问题似乎尚处于他们的视野之外。相对于前面提到的张东荪、冯友兰、金岳霖试图形成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国分析哲学的以上取向显然有所不同。
与上述趋向一致，新近的中国分析哲学界中的年轻学者往往习惯于刻意模仿、迎合西方分析哲学的做法。他们所关注的论题、讨论的方式、学术的兴趣，与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几乎一一对应或无缝对接。在分析哲学视域中所作的这些研究，除了介绍和引入，便是以外在模仿为指向，后者具体表现为仿效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分析哲学的“做法”，努力按照他们的进路展开思考和撰作，其目标似乎在于与西方分析哲学说同样的话、谈同样的事。一些学人甚而以“仿真”西方分析哲学为旨趣，唯恐与之有别。就哲学的“做法”而言，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往往或注重思想实验，或沉溺于抽象分析。这种“做法”背后的共同的趋向，则是疏离实际的世界和现实的生活，囿于并满足于逻辑预设的假定形式，从普特南的孪生地球、缸中之脑，到罗尔斯的无知之幕、原初状态，乃至伦理学界论者津津乐道的所谓电车假设，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以非现实的可能世界为对象，这些思想实验一般略去了实在对象的多样内容，主要在理想化的形态下考察相关问题。这种哲学进路对于从逻辑的层面排除现实状况的外在纷扰、更为明晰地辨析和把握相关问题，无疑有其意义，但如果将哲学的观念完全奠基于其上，则多少容易疏离对真实的世界（包括现实伦理问题）的认识。此外，西方分析哲学常常专注于论证过程，极而言之，甚至将辩护或批驳过程视为哲学工作的全部，对现实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悬置不问：其文著中的论证过程确实十分细致和“严密”，但每每由此引向繁复琐碎，而未能提供真正引人思考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使人所获甚少。对分析哲学而言，似乎琐碎的议论过程就是一切，哲学的洞察和观念、现实的关切和观照则不值一提，这种主要致力于繁琐议论的哲学进路，多少让人感到乏味甚至厌倦。
当然，从总的状况看，在世界范围内的两大显学，即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中，中国哲学界似乎更为认同现象学；相对于现象学的大行其道，目前分析哲学显然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现象学尽管也有其所见，但在理论上，其内容则比较复杂思辨，真正把握其中的哲学意义与脉络并不容易，时下接受现象学的学人，常不免在其外面兜圈子，习惯于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谈论所谓明见性、先验直观、本质还原、纯粹意识，等等，与此同时，人们每每陷于思辨的话语，所论也常显得云遮雾罩。比较而言，分析哲学以逻辑分析为进路，注重概念的辨析、观点的论证，这些工作是提供清晰有效的建设性思维成果所不可或缺的。从这方面看，分析哲学无疑有助于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而中国哲学走向现代、进入世界哲学的舞台，并进一步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也显然需要分析哲学。确实，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经受分析哲学的洗礼这一问题应当受到充分正视，这种洗礼涉及多重方面，包括深入地阅读赖尔、奥斯汀和维特根斯等真正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家的著作。
然而，虽然分析哲学注重逻辑分析的进路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但如前所言，其本身也有不少问题，这一点无须讳言。罗蒂曾认为，哲学可以有两种路向，其一，黑格尔式的进路，其特点在于使哲学成为思想史和文化批评的综合物，海德格尔、杜威、阿多诺、阿伦特、柏林、哈贝马斯，等等，主要延续此路；其二，基于康德，使哲学成为大学中的独立学科，其中没有历史、观察、实验等地位，语言哲学基本上属此进路。这里所说的语言哲学，主要即指分析哲学。“历史”与过去的世界相关，“观察”与“实验”则涉及现实对象，悬置这两者，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分析哲学的重要特点。在分析哲学那里，这种悬置同时又与“技术化”的哲学进路相关。事实上，专注“技术”性的分析而缺乏真正的哲学问题或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已成为分析哲学的普遍趋向。这种“重技术”而“轻现实”的“做法”（“做哲学”的方法），诚然使分析哲学的文著常常显得精致剔透，但其哲学的言说却往往缺乏让人豁然开朗的见解。以“技术化”的辨与析为主要关注之点，在相当程度上使分析哲学渐渐远离其智慧之思的源头：作为智慧的追求，哲学本来以跨越知识的界限而“求其通”为题中之义，然而，在分析哲学中，哲学的这种使命每每被消解于琐碎的解题过程。事实上，理论内涵很难仅仅限于语言描述，方东树在19世纪已注意到这一点，按他的理解，“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这一看法与中国传统哲学所确认的“言不尽意”，大致前后相承。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分析哲学的论证过程不外乎把相关学派或者各种观点作一概括介绍，然后进行某种“辨析”或“驳斥”，这种“说法”（“言说哲学”的方法）每每呈现“洋八股”之味，其论述的结果，则常让人感到失望：整个言说过程固然条理明晰，但却又仅仅呈现近于溪流的清浅，很少使人感受到思想的深沉。可以看到，从“做法”到“说法”，分析哲学都蕴含着某种限度。
正由于分析哲学存在诸多问题，因而需要以反思的眼光对其加以考察。此所谓反思，不同于简单地否定，而是具体地把握分析哲学的所见与所弊，并作相应的取舍。这里既需要警惕无条件地拒斥其注重逻辑分析的研究方式，也应当避免以模仿其中的“洋八股”进路为取向。将刻意仿效分析哲学作为“做”哲学的正途，常常难以跳出分析哲学的眼界。以上进路的实质内涵，在于“入乎其中”和“出乎其外”的统一：“入乎其中”意味着深入到分析哲学之中，切实地把握其哲学取向以及在哲学领域的“做法”和“说法”；如果没有入乎其中，站在其外妄加评论，显然难以切中要害。“出乎其外”，则不同于仅仅抽象地认同和执着于分析哲学，而是以超越其哲学视域、从技术性的知识界限走向贯通性的智慧为旨趣。
就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历史衍化过程而言，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冯友兰、金岳霖等哲学家便既受到分析哲学的影响，并入乎其垒、走进其中，又在不少方面扬弃了分析哲学的观念，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走出了分析哲学。现在，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哲学进路和哲学的取向。走进分析哲学确实十分重要，没有进入其系统，便没有资格对其批评，但是，在走进其中之后，又面临如何走出其外的问题，后者同样不可忽视。总体上，既要走进分析哲学，也应扬弃其“做法”和“说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智慧之境。王夫之在谈到如何超越道家哲学时，曾指出：“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 所谓“道可使复”，便意味着回到道的智慧。分析哲学主要指向语言和概念的逻辑分析，显然有其局限：哲学诚然离不开概念分析，但同样需要关注现实，回到世界本身。事实上，“出乎其外”的重要意义便是重视基本的哲学问题，关注实在对象，回到真实世界。前述冯友兰和金岳霖的相关观念和做法，今天依然有其意义，值得我们重视。在哲学上，冯友兰曾区分“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哲学进路，如果以此为角度，则走进分析哲学似近于“照着讲”，走出分析哲学更侧重于“接着讲”。要而言之，“入乎其中”与“出乎其外”，应该成为反思分析哲学的基本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