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历史研究》2021年第6期，转自中国知网。
摘要：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既有共通性，又存在一定的区域特点。江南地区具有利于社会主义传播的交通条件、社会条件、人文条件，并受到上海的辐射，在近代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便于社会主义传播的多种渠道。江南先进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内容改写、编撰小册子、公开演讲、群聚讨论等方式，使社会主义在江南“落地”，并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南社会实际的结合中开始指导革命实践。这一历史过程说明，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固然存在域外影响，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扎根，又与中国革命强大的内生性相关。这种内生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充分联动，促使马克思主义逐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走出一条社会主义革命新路。
关键词：社会主义；江南；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
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研究课题，既有成果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包含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议题的通史性著作；二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传入及其影响的专题性研究；三是着眼于各个党派、各种政治力量、各类社会群体与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四是聚焦于具体人物或具体思想的思想史研究。以上成果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围绕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这一课题，仍可在三个方向实现突破。
第一，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线索重审。既往研究多强调1917年前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不同，但正如金冲及所言，“社会主义传播的成功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降临，总是有若干先行的步骤”。因此，1917年前后，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连接性和承递性也不容忽视，否则就不易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第二，社会主义传播的区域差异比较。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仅以整个中国作为考察范围是不够的，也要看到各地区间的差异与特点，在努力阐明“殊途”的基础上，要揭示如何“同归”。学界对武汉、四川、贵州、浙江等地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社会主义传播的区域性条件，即各地区的历史演进、风土人情与革命实际，仍需要更充分的关注与揭示。
第三，社会主义传播的具体过程再思。目前对于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多聚焦于北京、上海、海外的大报名刊、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传播的载体作了静态性考察，但对传播的动态过程缺乏深入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江南地区为研究样本，通过考察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尝试回答社会主义在江南如何“落地”，江南的社会主义传播对革命实践具有何种影响等问题。
一、社会主义在江南传播的条件和渠道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具有共通性，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江南地区，影响社会主义传播的重要条件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江南水系发达、水网密布，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交通条件。古老的水路网连同现代铁路网、公路网、邮政网、电报网，构建了江南立体化、多维度的信息流通系统。到清末民初，江南的交通、通信设施建设均领先于全国。截至1920年，江南的“人工河道共长约三万余英里”，新式轮船往来于长江之上，运行于上海与各商埠之间；铁路线贯通其中并与全国各地相连，有“沪宁铁路（长193英里）、津浦铁路（全长626英里）、淞沪铁路（长10英里）、沪杭铁路（全长160英里）等”；江南各地邮政组织的工作效率更是达到了当时全国邮政业务最高水平。
第二，江南地区因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而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繁盛程度，在此基础上，至明清时代江南出现了较为庞大的识文断字人群，这是接触和认知社会主义的社会条件。李伯重认为，“如果把识字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明清江南大众教育普及程度之高，就可能大大出乎一般的想象”。他认为，19世纪后期江南男女的平均识字率接近30%，大大超过了当时中国不到20%的平均识字率。若比较各地区的识字率乃至普遍文化水准，江南的文化程度更高。
第三，江南地区人士与国外的联系互动，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人文条件。明末清初，江南士大夫已与外国传教士频繁接触。近代以来，“西洋潮流却不肯限于几个通商口岸里。这个潮流先冲激着附近的地区”。上海开埠之后，江南成为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碰撞的前沿之一，各种西学从此区域进入中国。就传播方式而言，外国传教士、外国商人、西人知识分子、清廷高级官员、维新派人士、革命党、趋新读书人、中国商人等均处于西学传播的链条之中，书局、报刊社、学会、新式学校等均成为传播的重要场所。蒋梦麟曾述及清末浙江高等学堂里的情形：“整天为代数、物理、动物学和历史等功课而忙碌，课余之暇，又如饥似渴地阅读革命书刊，并与同学讨论当时的政治问题……静定的，雾样迷濛的中世纪生活，似乎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汹涌的革命时代的漩涡。”而在这“汹涌的革命时代”里，正包含着各种来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
第四，江南地区受到新兴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近代以来，江南的中心城市由苏州变为上海，上海通过高度发达的报刊业、出版业、教育业持续向江南发挥辐射作用。自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书报在江南各地流通，大量江南读书人来上海求学，在此过程中江南读书人渐渐养成了阅读新书报、追踪新思潮的习惯。因此到20世纪初，各种社会主义方能在江南连绵不断地传播。
在以上各项条件的推动下，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形成各种社会主义传播渠道。在这些渠道中，各出版机构在江南设立的分支网点，为社会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稳固载体。以《新民丛报》为例，它在江南各地的正式代派处有31家之多，此外，遍布各地的笔墨店、纸号、杂货店、药铺、煤号、木行等也可代售《新民丛报》。经由这些网点，刊发于《新民丛报》的包含社会主义概念、思想、人物的文章从上海扩散至江南各城市。该报发表的《干涉与放任》《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说》《中国之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巨灵之托辣斯》《社会主义者之派别》《开明专制论》《社会主义论》等，在江南传播尤广，“清廷虽严禁，不能遏也”。
除了上述网点，由江南人士在当地创办的书店、书庄，在社会主义从江南各城市传往乡镇过程中发挥了中转站作用。清末苏州文人包天笑与朋友们在苏州城里设立的东来书庄就是典型案例：
苏州有许多乡镇，文化的发展，并不输于城市。尤其苏州当时是个省城，而交通也甚发达，人文尤为荟萃。即以苏州府的几个县份而言，如常熟、吴江、昆山等县，都是文风极盛的，他们知道苏州有个东来书庄，便都来买书、定（订）杂志，不必到上海去了。
此外，清末民初江南初步形成的政治组织，对社会主义的传播发挥了推动作用。蔡元培曾言，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主义输入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二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这大致不错，但他略而未谈的是，两条输入路径都需要与当时已初步形成的一些政治组织相结合，区域内的社会主义传播才会形成较大声势。在江南，这种政治组织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社会党。
中国社会党兴盛时大致有支部400余个，党员50余万人，在民初曾“大轰了一阵”。中国社会党活动中心在上海，在苏州、杭州、嘉兴、绍兴等地亦活动频繁。中国社会党总部和各地方分部主导的报刊就有《社会》《社会世界》《社会星》《社会日报》《社会党月刊》《新世界》《人道》《人道周报》《女权》9种。在中国社会党的推动下，这些报刊大多有不错的销量，如中国社会党嘉兴部主编的《人道》，每期能出“四千纸”，持续20多期。更重要的是，政党组织使这些报刊中的社会主义言论不再零散，并逐步形成规模效应。如《社会星》就希望能达成四个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交通现世社会主义之言论”。如果说《社会星》提出的目标还较为宽泛，那么中国社会党绍兴部主办的《新世界》，则已在具体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如《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一文指出，“今日社会主义学说之磅礴郁积，社会党之势力澎湃弥蔓，能使全世界大多数之人类栖息于是旗帜之下，又使自有历史以来之富家豪族重足而立，侧目而视，致此者谁乎？德之马儿克也”；并认为《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不啻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之引导线，大同太平新世界之原动力也”。该刊还连载余姚人士施仁荣译述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部分内容。在政党组织的推动下，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在江南的传播有了更为广泛的渠道。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译述中，因融入时人一些错误理解，一方面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想的区别；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党通过密集宣传，已使自身成为一个“输布社会主义之广告公司”，其读者虽然不能完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但毕竟能让社会主义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象。
到五四时期，江南的社会主义传播已不再局限于区域内部，而是形成江南与全国各地的互动网络。借助这个网络，江南地区的报刊得以向区域外扩散，区域外出版的报刊亦会传入江南。如北京、河南、江西、湖南等地的刊物，时常会在广告页和内文中转发江南报刊登载的社会主义文章的目录、内容。湖南的《体育周报》《湘江评论》《湖南教育月刊》，广东的《民风周刊》和四川的《星期日》等传播社会主义的报刊，在江南均有售卖点。此外，北京、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湖南、江西、福建、云南等地的出版机构，亦会向江南出版机构寄赠数量可观的报刊，其中多有讲社会主义的内容。还有部分人士走出江南，以自身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影响他人。据郭廷以回忆，其老家河南舞阳的读书人中虽有趋新人士，但“从来不看报纸”，一来没有这习惯，二来无钱购买。后来郭氏到开封读书，在体育老师贡沛诚指引下读起了《民国日报》《救国日报》，而贡氏正是江苏常州人，深受江南社会主义传播的影响。
二、社会主义在江南的“落地”
既有关于社会主义传播的研究多聚焦于京、沪和海外的大报名刊，以及知名机构出版的传播社会主义的书籍。这种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社会主义的“外部输入”，但只考察“输入”是不完整的。唯有充分关注社会主义的“落地”，方能厘清完整的“传播”链条。
清末以降，社会主义起初主要通过报刊和书籍引入中国，但因读物定价较为高昂、获取不易，加之翻译囫囵吞枣，所呈现出的社会主义较为艰深难懂。20世纪初期，江南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容转化”与“超越文字”两方面持续努力，将西来的社会主义转变为易于江南人士理解的社会主义。
在“内容转化”方面，江南人士通过改写、缩编、商榷、讨论等形式，将报刊、书籍上的社会主义内容转发到地方报刊，以更易于本地人士理解的话语实现文章的再传播。这种形式在1917年前已零星出现。前文提及的《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之学说》，就是由朱执信《民报》上的文章扩充改写而成。发表于《新世界》上的《驳社会主义商兑》诸文，则是与钱智修、杜亚泉等发表在《东方杂志》之文章的商榷和讨论。
1917年后，随着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升温，社会主义经由地方报刊“落地”的现象在江南更为常见。以河上肇的著述为例，其在国内的译介始于1911年，从1911年到1917年，《东方杂志》等刊物虽然零星发表过河上肇的作品，但数量不多，在地方报刊上更是难觅其踪迹。直至1919年1月，河上肇显露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特征后，对于其文章的译介开始在中国各大报刊集中出现。如《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改造》《东方杂志》《建设》等沪上著名报刊时常刊发河上肇作品。这些作品在江南各地得到传播。地处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其图书室就订购了不少前述沪上报刊。这些报刊不仅让在校师生有机会接触河上肇作品，更影响着该校自办刊物的内容与倾向。
该校自办刊物名为《弘毅》，原主要发表该校学生作品，多“国学”色彩，从1923年起，该刊物开始刊发《东方杂志》《改造》《民铎》《新教育》的文章摘录、缩编，其中颇多与河上肇相关的文章。
除了地方报刊的“内容转化”，江南读书人还创作各类小册子传播、讨论社会主义。这些小册子大致可分为“改写”型小册子、“尺牍”型小册子和“选本”型小册子。其中“尺牍”型小册子的代表——高语罕编写的《白话书信》（1921年出版），学界已有讨论。本文重点讨论“改写”型小册子和“选本”型小册子。
就“改写”型小册子而言，据钱穆回忆，1918年他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时，读到一本名为《宥言》的小册子。在钱穆看来，《宥言》作者吴在深受日本“共产主义大师”河上肇影响，书中内容“皆申马克思共产主义”。其实《宥言》无关河上肇，更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内容。吴在于清末留日，20世纪初日本留学生中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对他产生影响，但《宥言》改写、创作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他回国之后在上海的经历和阅读，其原型和模板主要来自江亢虎。
江亢虎于清末民初传扬的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比较接近，主要强调去国、去家、去教的“三无主义”。据其自述，他在日本留学时“独揭三无主义”，不过基本无人响应，直到1911年7月，归国的江亢虎在上海报刊上发表了《三无主义悬论》等一系列早已写就的文章，逐渐产生影响。吴在受到这些文章影响，并进一步引申，创作了《宥言》。
吴在于《宥言》中提出，“古之人多能言太平矣，多能言大同矣，而未之能行也”。进而说：“若高德文、若浦鲁同、若铁由克、若托尔斯泰、若司帝尔、若巴枯宁、若克洛包铿，皆能明其道者也，而最后之七贤，尤能言之尽其意。”由此“欲使由斯道，则此七贤之言，其指南之针”。吴在是如何知晓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较大可能是源自江亢虎。如1914年江亢虎在《中国古来社会主义之思想》一文中提出：“黄老之学说似托尔斯泰，庄列之学说似布尔东、巴苦宁，王充之学说似柏拉图，孟、荀、申、韩、管仲、商鞅之学说似国家社会主义，杨朱为我似个人无政府主义，墨翟兼爱似共产无政府主义。”
对比江亢虎的论述，《宥言》的“本土”色彩更加浓厚。吴在频频以诸子学、佛学为武器，抨击作为“官学”和“正学”的儒家思想，足见能让江南读书人理解、吸收的革命性言论多有中国传统思想的支持。
就“选本”型小册子而言，五四运动后借着新文化浪潮和北京政府教育部强力推行国语、白话文的东风，江南各出版社都热衷于在报刊、书籍中选择文章，尤其是白话文章辑成小册子出版。江南各学校的趋新教师也会在报刊中选择文章辑成小册子用作教科书或课外读物。“选本”型小册子就此集中出现在江南，为蓬勃的社会主义传播增加了独特的“落地”载体。就笔者所见，江苏松江读书人陆规亮1920年编选的《白话文趣》，大概是江南地区白话文“选本”型小册子的雏形。陆氏从《新青年》中择选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鲁迅的《来了》等文章颇具典型性。其中，《来了》一文的主题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正名，批驳将其称为“过激主义”的污蔑。
同年，浙江桐乡读书人朱文叔编选的《国语文类选》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相较《白话文趣》社会主义文章“选本”特征更强的小册子。朱氏在例言中指出，因为杂志、日报上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东一篇、西一篇，要找他一个系统好不容易”，所以有必要编一套小册子，便于读者检索。循此思路，朱氏在“思潮”一门中选入胡适、知非、李大钊等在《每周评论》上关于“问题与主义”论争的文章。在“伦理”一门中，他选入沈仲九《我的人生观》（选自《教育潮》）、俞颂华《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从利己主义到利他主义》（选自《解放与改造》）、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选自《新潮》）、胡汉民《阶级与道德学说》（选自《建设》）。在“社会”一门中，他选入张东荪《第三种文明》（选自《解放与改造》）、筑山醉翁《社会主义简明史》（选自《解放与改造》）、潘公展《社会主义的误解》（选自《解放与改造》）、虞裳《基尔特社会主义》（选自《解放与改造》）、茅盾《罗塞尔到自由的几条拟径》（选自《解放与改造》）、张东荪《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选自《解放与改造》）、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选自《时事新报》）、戴季陶《工人教育问题》（选自《星期评论》）。在“经济”一门中，他选入顾兆熊《马克思学说》（选自《新青年》）、黄凌霜《马克斯学说的批评》（选自《新青年》）、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选自《新青年》）、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选自《建设》）。
1922年，基于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上海吴淞中学的教学实践，沈仲九、孙俍工、陈望道等编选出一套名为《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的小册子，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编者提出，这套小册子着眼于“印刷幼稚，出版物少到的地方”，想为那些地区的学生提供一个国语文补充教材。在这套小册子中，和社会主义相关的文章不在少数。李大钊的文章就有4篇，分别来自《少年中国》《觉悟》《新青年》《时事新报》。其他则有高畠素之、戴季陶、蔡元培等人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
以上“选本”型小册子在江南乃至全国各地都影响颇大，不少学校予以采用。据胡山源回忆，1923—1924年松江景贤女校的国文课本就是《初级中学国语文读本》。在他看来，“这套读本对于传统思想的改造有很大的作用”。
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不单靠文字，还通过公开演讲、私下聚谈、个人争论、课堂讨论等扩散影响。许多江南人士除了读过传播社会主义的报刊、小册子，还在多个场合听过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并与人谈论过社会主义。1911年，江苏武进的蒋维乔在中国社会党本部听到蔡元培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在蔡氏口中，社会主义思想“解释世界及人类之由来而推本极至理想极乐世界”，令蒋氏大开眼界。叶圣陶指出，1912年1月14日，他和顾颉刚等出席在苏州留园举行的中国社会党苏州部成立大会，江亢虎到会作了长达“四个钟头的讲演”，听众达六七百人。江氏的演讲谈及社会主义之起源、进行之方法和各国社会党之状况，并特别强调“吾国之适合于社会主义”。叶氏听后认为，“其语详括简要，条理明析，不愧为此主义先觉者；而其演说才亦至可钦佩”。21日，叶圣陶等参加中国社会党苏州部的谈话会，又听到陈翼龙等人关于社会主义的演讲。
因时代关系，以上演讲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尚存一定距离；进入20世纪20年代，江南各地的社会主义主题演讲和马克思主义的距离越来越近。据统计，1923年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全年的演讲计40余次，多场演讲以社会主义为主题，演讲者中既包括沈泽民、杨贤江等中共党员，也有蔡元培、吴稚晖、夏丏尊等能讲“社会主义”的人士。1924年11月，恽代英应管文蔚等进步学生的邀请，在无锡第三师范作了演讲，讲词论及江浙战争的苦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害和马克思主义的先进。仅隔5个月，1925年4月5日，无锡各界在第三师范礼堂追悼孙中山，又请恽代英演讲。他从孙中山逝世谈起，讲到北京政府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层层分析形势，号召青年奋起救国。演讲吸引、感动了不少在场青年。据徐铸成回忆，恽代英“分析极清楚，语言生动，感染力极强。可以说，我生平从没有听到过这样有强烈吸引力的演说”。据曹聚仁回忆，浙江第一师范课堂上“顶热闹”的就是开讨论会，国文课堂直接变成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讨会。上海新文化书局出版的《社会问题讨论集》《妇女问题讨论集》，变成了他们的国文讲义。可见，此时马克思主义已在江南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扩散，并形成一定声势。
社会主义在江南的“落地”，促成江南读书人求索社会主义的风气。清末，一部分江南读书人对社会主义已显示出相当程度的认同。1904年，在苏州吴江黎里小镇上，柳亚子的朋友朱锡梁等已在“迷信杜威之魔力，思借其教以广播社会主义”。到了民初，江南读书人讲社会主义的力度和声势进一步扩大，顾颉刚就曾言：“社会主义我深赞成！”顾颉刚不仅“赞成”，还“剧烈的宣传社会主义，一天到晚做宣传的工作，虽是引起了家庭的责斥，朋友的非笑，全都不管”，只觉得“世界大同的日子是近了”。还有一些江南读书人甚至直接把谭嗣同称作“东方社会主义之先觉”，认为“《仁学》一书发挥社会主义”，并用世界语来写作谭嗣同的生平。1918年，在无锡的乡间学校里，钱穆与人围绕《宥言》展开过激烈争论，直至晚年他对此次争论仍念念不忘，执着认定此事证明了“时中国共产主义尚未大兴，而余两人则早已辩论及之矣”。
以上事例说明，江南早期的社会主义传播或可评价为“初步”、“幼稚”和“混乱”，也可以理解为传播对象的“不拘一格”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但这种风气难免会带来理论不纯、主义不精的问题。至1925年博古仍指出，地方上那些革命者的主义不过是幽密地印在心上，奉之不渝，若要问他们什么是主义，他们却难立刻明确地告诉你，“正似一个诗人，在初春之晨，万籁静寂中，捉到了他的一种幽谧静秘的诗思一样；他自己很明白他自己的心灵之感，但是你一定要叫他写出来，却是不能的”。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写不出来”却“奉之不渝”的现象，或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在江南生发的真实状态。
三、江南的革命实践
在梳理了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和“落地”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是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与革命实践的关联。20世纪20年代，有些读书人在社会主义大潮的影响下真正走上革命道路，有些却仍留在书斋，其原因何在？值得深入分析。
叶圣陶曾说，1919—1921年各派社会主义“象佳境胜区一样，引起许多青年幽讨的兴趣”，但很多人不过是流连瞻仰，“并没有凭行动来创造一种新境界的野心”。那么，1921年后，谁能够“凭行动来创造新境界”？这是中国人将社会主义从思想推向实践的关键一环。有学者曾对读书人出身的北方革命者作过分析，认为这些革命者能迈出革命的一步，主要在于：一是他们与新知识、新思想的接触；二是他们穷困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三是他们周遭闭塞落后的环境。与之相比，江南读书人除了在新知识、新思想的接触上与之类似，其他方面却存在诸多不同。江南读书人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虽不尽如人意，但未必那么穷困恶劣，他们所处之地在当时的中国尚属经济相对发达之区。因此，社会主义在江南实现大范围传播后，谁能够走向革命实践就成为一个理解中国革命“内生性”的重要问题。对此，一是需要关注江南的革命实践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是需要关注江南的革命实践如何与当地社会实际相结合。
傅斯年曾言，《国语》《左传》《论语》《老子》等春秋战国间书，“都只能生在一个长久发达的文化之后，周密繁丰的人文之中”。社会主义在江南传播，进而推动江南人士走向革命实践，亦和其“长久发达”和“周密繁丰”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在江南人文环境的滋养下，经久绵延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旺盛生命力，从而能持续发挥影响。
其一，在中国传统儒学理念里，一次次表面的改朝换代，其背后的理想始终是追求一个公道、大同的社会。这种社会理想深藏于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之中，为更多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因此，在20世纪初，中国人走向革命实践的原初动力之一，便是实现中国古老但又弥新的社会理想。这一点在江南人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如瞿秋白在母亲自杀后曾对友人言，当今社会问题的核心是贫富不均。从黄巢到洪秀全，做的都是“铲不均”，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也是为了平不均，可见改革社会，必须从“均”字着手。大概同时期，江苏松江的朱怀天对《仁学》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是，他认为《仁学》“得大同之理”，而以“大同之理”对照现实，朱怀天发现“斯民之憔悴疾苦久矣”！就这样，《仁学》等书催动朱氏的“求大同之思想”，“求大同之思想”经由舆论传播、政治变动转向实际行动。五四运动上海罢市时，朱怀天随学校师生结队赴乡村演讲，“热血喷迸，声泪俱下”！到1945年，柳亚子回顾20世纪初期的往事时仍强调，“我虽然反对儒家，而思想上所受儒家的影响，却还是十分广泛的”。而柳亚子所谓儒家的影响正集中在“礼运大同，公平三世的一番议论”，因此，他指出，他“信仰进化论和共产论，与其说渊源于达尔文和马克思两大师，还不如说是渊源于《公平》、《礼运》”。
其二，江南人士在追求实现中国古老但又弥新的社会理想的同时，没有固化、神化这套社会理想，而是将古老社会理想、欧陆先进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参照、相适应。马克思设想的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无法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读书人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在江南，人们对此问题的辩证性认识尤早。清末民初，在相当一批中国读书人希望将“爱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追求富国强兵的时候，《新世界》的文章已明白指出，“谓必先有资本家、大地主，然后乃能有社会主义者，确然非矣……（中国）即能使富者尽出其财产以振兴生利之事业，博万一之竞胜，其效果见，则数十年后亦不过演进如欧美现今之状态，而劳动者与贫民大多数人类之困苦，已不堪闻问矣”。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代潮流更新，社会思潮主调已从清末民初片面强调富国强兵，发展为对劳苦大众主导的新秩序和新世界的追求，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的指路明灯。但即便如此，不少人谈及马克思主义，仍会拘泥于原典理论中所规定的发展阶段，只知衡量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人绝对数量，进而以此为理由排拒马克思主义。如在张东荪看来，“（中国）未自觉的劳动者，人数又少，直不能有何势力。所以民国元年的社会党立刻消灭”。张东荪的话看似符合原典，但是按照他的逻辑，到了20世纪20年代，“自觉”的劳动者就多了吗？包括张东荪在内的讲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群体仍然认为不足。如俞颂华就提出，“依马克思的学说而论，中国贫民虽多，而与‘无产阶级’这个名词名实相符的人数，依人口之比例却很少”。对此，在江南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行动和实践给出了反驳。郭沫若在对江苏宜兴进行深入调查后，就提出中国革命所争的不应是原典理论强调的“工人”就革命，“非工人”就不革命，而是要看此人在精神上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革命。以“精神赞成”为标准来判别革命者，为马克思主义在更多国人中间传播，指引更多中国人走向革命奠定了基础。进一步而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流行，除了主义本身的价值外，关键在于其符合近代以来大多数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期盼。
1925年，顾颉刚回忆清末民初的情形曾言，“（我们）恨不得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既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顾氏的话说明，自清末民初起，大多中国人对于未来的整体期盼就是两重的，一是中国经由“种族革命”、“政治革命”成为一个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二是中国社会经由“社会革命”过渡到一个具有全球普遍性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恰能同时呼应这两重期盼。革命者尤其是江南的革命者，对中国革命有不局限于一国的、极具创造性的宏远认识，即革命不仅要破坏一个旧世界，更要创造一个新世界。
1921年，在杭州的张闻天就认为，“现在一般人最大的错误以为革命一定要拿了手枪和炸弹去杀人，杀人愈多则称之为愈大的革命”，而他的看法是，革命的真正目标是要“把世界重新变更过”。1925年，在无锡的博古提到，“一般人提起了革命两个字，总以为是破坏的”，“其实革命的意义，岂是这般简单而可怕”，“革命是求一切‘真理的真实’的历程”。1931年，在上海的鲁迅更是直接指出：“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那么，革命如何通过“把世界重新变更过”，“求一切‘真理的真实’”，进而教人“活”呢？除了江南“活生生”的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更有江南社会实际与革命实践的结合。此种结合与上海对江南人士的刺激存在紧密关联。
中国步入近代后，江南渐渐处于上海这一庞大城市的辐射影响之下。因此江南人士若有流动机会，大多会来到上海，形成聚集。在这里，庞大城市中深重的半殖民地化与畸形的资本主义化刺激着这些外来者。
这种刺激首先来自江南人士的民族屈辱感，有人就说：“在租界中，我们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明明是自己的国土，却好似异国他乡。”其次源于江南人士在上海的窘迫生活，从杭州来上海的俞秀松就是如此。自俞氏离开浙江第一师范，生活都靠朋友接济。他的家中没有一钱寄来，以致身无分文。从他打工的虹口厚生铁厂到法租界内他栖身的《星期评论》社，俞秀松只能靠走路，即便走得极快，都得花上一个小时。
江南人士在上海租界倍感屈辱，生活窘迫。在这样的双重刺激下，他们又整日里亲闻、目睹着城市中更贫苦之人的悲惨遭遇，内心倍加痛苦。张闻天就提到：
平常人说工人如何苦，我终不十分相信；这一次住到一块地方，同工人很接近，觉得工人的痛苦，有出于我所意料之外。工人自己的痛苦，还是有限；工人的儿子工人的女儿的痛苦，真是无穷的痛苦。唉！人家的痛苦是我的痛苦，这种痛苦真要使我心碎呀！
这段话正是江南人士来到上海后，开始与工人、平民相联系，了解到社会实际，进而心思激变的写照。这些人的心思激变引发了这个城市里革命组织的缔结和拓展。1920年7月，俞秀松在上海接待两个来自浙江金华的学生，他们来上海的目的，正是“求点知识，并且来看这里有个组织”。而金华学生们心系的革命组织，其缔结和拓展过程，通过中共早期领导人侯绍裘的经历可见一斑。
五四运动前，侯绍裘已见过学生如何组织起来，他说，“我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计划，现在还想不明白。但大概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以前，已经过二次抵制日货的事”。第一次是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在松江老家的侯绍裘联合同学印了许多反日传单；第二次是反对1918年《中日军事协定》。此时，侯绍裘已来到上海，在南洋中学读书，看到许多学生“排了队到沪军使署里去请愿”。
1915年和1918年的经历指引着侯绍裘此后的行动，五四运动则真正燃起了他的“心内火”。五四期间，他参加演讲团，和同学三五人一组，到人群中演讲；不去演讲时，他不是“消费在每日开议的评议会中”，便是参加种种爱国活动如组织救国十人团等。这些演讲团、评议会、救国十人团，除了成为侯绍裘抒发爱国热情的出口，也使他获得组织经验，更促使他思考以下问题：
我在这次大罢课以前，我的环境，完全是中等阶级的社会，与第四阶级完全没有接触。但在演讲的时候，却大大地和他们接触了。……在演讲时，每逢讲到国家的好处和亡国的苦痛等等题目时，不期然而然地起了怀疑：难道国家对于这种推小车的江北人也有好处吗？亡国之后，这种人难道还要苦吗？……这也未始不是我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起点。
以上问题的思考，促使侯绍裘联合志同道合者办起“义务学校”，发行通俗出版物，组织“书报贩卖处”，直至他脱离学校生活，正式走上革命道路。很明显，他的人生转折发生在上海，革命活动依托于上海，当他开始干革命时，已信奉一个道理：“要转移社会，要改造社会，非得有组织地干不可！”
在上海的革命经历使江南人士意识到，要干成革命则不能只依托上海，更要依靠江南各个城市、市镇与乡村，这就有必要打通江南城乡的联系。20世纪初江南的城乡联动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革命者利用自身影响联系江南各城乡，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开展革命活动。1916年8月，沈雁冰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李汉俊介绍下，1921年沈雁冰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成为商务印书馆职工中第一位中共党员。他利用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便于对外通信的有利条件，负责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工作。
沈雁冰一面在上海做党组织工作，一面在浙北桐乡老家创办传播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和刊物。他和弟弟沈泽民、同乡萧觉先等人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出版刊物《新乡人》。1922年，沈泽民也成为中共党员，社员王会悟则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桐乡青年社的革命倾向日益明显。青年社将《新乡人》改名《新桐乡》，所登稿件全部使用白话文，在桐乡县城、濮院镇、新塍镇等处设立了特约代售处。为与各地方保持紧密联系，社团还特别邀请当地颇有名望的小学校长徐仲英做干事主任。从此，桐乡青年社一方面联系上海，另一方面向桐乡周边扩展，日渐成为浙江北部各市镇、乡村的革命摇篮。如地处南湖之畔的新塍镇，就受到桐乡革命形势的影响，也在当地组织起社团，创办《少年新塍》等杂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革命。
另一种城乡联动类型是革命者直接由城返乡，在乡间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如曾参与辛亥革命的柳亚子，清末即已身处江南社会主义传播的进程之中，不过那时社会主义还只是其心中的潜流。辛亥革命失败后，柳亚子从上海回到老家黎里镇，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令他很长一段时间意气消沉，流连于酒社、游宴。他重新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而投身革命是在1922年。受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影响，是年柳亚子撰《乐国吟后序》，自题“李（列）宁私淑弟子”，在《吴根越角集后序》中亦自谓“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维克之主义”。1923年柳亚子在上海发起新南社，他在成立布告中总结新南社精神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这些话引发另一国民党元老叶楚伧的不满，威胁柳亚子不要太过“超前”。在黎里镇，柳亚子和毛啸岑等创办了《新黎里》半月刊，销量最高时达1120份。值得注意的是，《新黎里》不是当地唯一的新刊。据统计，从1921年到1923年，黎里镇周边新创报刊不断涌现，有《新周庄》等近20种。
按照柳亚子的解释，这些报刊“新”在“为主义而办报”，“倘然主义不能扩张，就使报纸畅销，也是无益”，“一定要看报的人，不为新闻广告而看报，单为主义而看报”方为成功。在这些新创报刊中，多呈现出乡镇中的江南人士对城市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形势的关注。例如，《新黎里》刊发专门文章，推介《民国日报》《新青年》《前锋》《新建设》《新民国》《向导》《中国青年》以及郭沫若的长诗《匪徒颂》。同时，这些办报者也没有看轻自身所处的江南小镇，而是把它看作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
我们生在二十世纪世界上中华民国内的黎里，就应该有三重人格，一重是黎里的市民，一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还有一重是世界的公民，有了这三重人格，方才不做时代的反叛者。
“不做时代的反叛者”，说明柳亚子等对时代精神和未来潮流的独到认知，这个认知就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因此，柳亚子提出，“只崇拜马克斯和列宁”，希望把这样的观念“灌输到全黎里或全吴江智识阶级脑子里去”。而从柳亚子等的言论和实践看，马克思主义确已开始到他们的“脑子里去”，比如他们已经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阶级”等概念，来定位自身和描述自身与他人的关系，认为他们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和“知识阶级”一定要把“阶级制度”融化，要能与劳工为伍！E在这些乡镇革命者的倡导引领下，江南各地城乡频频呼应，江南大地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
结语
中国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扎根，不是简单的输入与接受，而是在新思想与旧思想碰撞、外来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动的背景下，与中国实际不断结合的过程。
江南地区经济、文化长期发达，近代以后，西方殖民者加紧向中国东南沿海渗透，江南地区受帝国主义冲击的程度较其他地区更为严重。在江南人民救亡意识的催动下，早在清末，包括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各种新思潮就已在江南出现。江南读书人对新文体、新思想的接纳，使阅读与讨论社会主义在江南形成风气。新报刊的兴起、新书籍的流行和江南读书人的流动，更使社会主义有渠道从江南一隅向全国各地流布。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江南社会实际结合的过程中，江南的革命者更是超越思想文字，走向革命实践，使得社会主义在此区域能够真正落地生根。
社会主义在江南实现传播与“落地”，除了受到外部因素的刺激之外，还与植根于江南悠长历史的“求世间公道、追天下大同”的古老理想存在紧密关联。进而言之，江南社会主义传播的特点，一方面展示的是中国革命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展示的是中国革命的内生性。正是凭借强大的内生性因素，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充分联动，将中国人生活的出路、生命意义的出路、国家的出路乃至整个世界的出路串联在一起解决。“串联在一起解决”，决定了中国革命实践具有多个层次。而在多层次的实践之上，中国革命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统一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宏大目标。有此整体规划和宏大目标，个人的革命就能不囿于个人，乡村的革命就能不限于乡村，城市的革命则能延展出城市。从社会主义在江南的传播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初衷不仅要“救国救民”，更要“救世界”，“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所谋求的是“人类全体的幸福”。如此宏大的革命目标，结合江南社会主义传播、生发的细微历程，中国革命的独特风貌与普遍意义展示得清晰而具体。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