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在1911年“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01期，转自中国知网。
摘要：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革命，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在清代的种种“前因”；也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有它对其后历史漫长深远的影响。从此出发，在1911年之前十年和之后数十年的“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既有其可能，又需要继续深化。在辛亥革命延长线上做思考或要特别注意：其作为历史人物“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影响，如何让“区域”成为问题以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以及如何从南北与东西的长程历史来定位辛亥革命。
关键词：辛亥革命；延长线；生命切实组成部分；区域；长程历史
章开沅先生曾言辛亥革命并非起始于辛亥这一年，有它的“前因”；也并非结束于辛亥这一年，有它的“后果”。从此洞见出发，大概在1911年之前十年，之后数十年的“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是可能的，且需要继续深化。在辛亥革命延长线上的思考或要特别注意：其作为历史人物“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影响，如何让“区域”成为问题以更深入地理解辛亥革命，以及如何从南北与东西的长程历史来定位辛亥革命，以下本文就依据这三个方向做一个初步讨论。
一、作为“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辛亥革命
从1911年至1949年，20世纪前半期的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后相距不过38年。若一人在1911年18岁，到1949年也不过56岁，却经历了三次政权更迭和穿插其中的众多席卷全国乃至世界的大事件。基于此，三场革命或可分而治之，亦亟需合而观之。
“合而观之”不是简单地将三场革命中的一些相似“要素”合并同类项，也不意味着“分而治之”越精细，“合而观之”就一定越容易。笔者之所以强调三场革命的变化发生之“速”和实际进程之“短”，就是希望特别注意到辛亥革命虽为三场革命中的首次，但因为其间的实际进程之“短”，这次革命就是众多走过这38年历史人物的生命切实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着辛亥革命之后一个个具体人物和与之相关联的时势。
1942年毛泽东曾言：“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毛泽东的话一方面谈的是党史研究的科学性问题，即“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党史才能说得完整通透。另一方面何以要从辛亥革命“说起”，正是因为毛泽东在辛亥时参过军，真正干过革命。1915年杨昌济在日记中谈及对毛泽东的印象时就特别说到：“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真正干过革命的人大概和只听闻过革命的人在不少地方不一样。可与毛泽东与辛亥革命之联结作比较的是孙中山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关系。1912年《中国革命记》一书说：“孙于务农之暇，入塾读书，其教师皆为洪杨党派中人，每从容演述洪杨之历史，学童咸化之……（学童）散学往往不乐归家，而乐与孙游，称为洪秀全第二”。之后吴稚晖更是将孙中山早年之事进一步发挥为他听闻洪杨之故事后“发生革命思想”“潜抱革命大志”。
但不管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如何发挥，自1912年起，史料中谈孙中山与太平天国运动之关系时，作者所用的动词就是“演述”“听闻”。为何是这些动词？是因为即使从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算起，到孙中山入塾读书相隔已大致10年，离他真正“干”革命则已相隔了近30年，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对孙中山干革命有大的影响，但并不是他的生命切实组成部分。
对此，章开沅先生曾言，“我们不是辛亥革命的当事人，没有任何亲身的经历与见闻”。此言意在鼓励后学，启发我们虽然未曾有亲历与亲闻，但随着时间距离拉长，我们看辛亥革命，“可能对当年若干重大问题观察得更为客观、全面、深切”；但另一方面，章先生亦强调要真正做到客观、全面、深切的观察，其努力方向在“形成长时段与多维度的整体考察”。这样的“整体考察”又需要研究者特别地去感受和理解辛亥当事人“亲身的经历与见闻”，显然这并不容易。
陈寅恪曾强调：“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所谓“遗存最小之一部”，一方面当然是指古代留存的史料相较近现代留存的史料“少得多”，所以研究者需要在史书、序跋、书信、言论的记载中去窥见“广大的文本世界”的凤毛麟角。但另一方面，它也提示着即使近现代史料的留存为“海量”，但相比“时代之真相”仍显不足。钱穆就曾指出，史料中不仅有“抽象方面”的思想，更有围绕史料的“具体方面”与“实际人生”。辛亥当事人亲身的经历与见闻就是构成“具体方面”与“实际人生”的重要内容。革命时代之“真相”亟需从中去提取和认识。
不过钱穆对此特别提醒道，越是这样的内容，越是“毁弃更易，追究无从”。因此研究者在1911年的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就尤需留意辛亥革命的“具体方面”和围绕辛亥革命的“实际人生”，其中特别需要留意干革命、闻革命和想革命之间的联系和差别。
在有些人物那里，以上三个变量在同时互动，发生影响，如胡适与顾颉刚。学界常以师生两代人为起点考察胡适与顾颉刚的关系，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胡适生于1891年12月，顾颉刚生于1893年5月，二人的实际年龄差距连一岁半还未到。更重要的是，就“实际人生”来说，这两人基本有相对完整但又有一些差异的辛亥人生，值得更多以“同时性”的目光来做关注。
胡适对辛亥革命的参与是在上海，所谓“中国公学原是革命活动的中心，我在那里的旧同学参加此等密谋的实繁有徒，丧失生命的为数也不少。这班政治犯有好些来到上海与我住在一起”。与上海革党相交集的人生让胡适从少年时代就培养出了相当的“革命性”，只不过日后因其位置和性格而不太表现于激烈行动中而已；同时也让他和陈独秀等“老革命党”颇有共同语言，有一种精神相投的持久默契。不过胡适1910年即留美，与之后的革命就缺了一段“交集”，相对更完整的是顾颉刚。
顾颉刚在1911年10月前接触过几位革命党，也读过宣扬种族革命的《复报》《国粹学报》和《民呼日报》，梁启超主笔的《新民丛报》等更是胡适、顾颉刚那代人的共同阅读经历，但1911年10月后顾氏的人生经历让他和胡适有了些区别。从此时起至1913年顾氏赴北京读书，他密集参与的是中国社会党的活动，据顾氏回忆：
光复后，有人在上海设立社会党，苏州也有支部。我们这一辈人在这时候太敢作奢侈的希望了，恨不能把整个的世界在最短时间之内彻底的重新造过，种族革命之后既连着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之后当然要连着社会革命，从此可以直到无政府无家庭无金钱的境界了。所以我入党之后，剧烈的宣传社会主义，一天到晚做宣传的工作，虽是引起了家庭的责斥，朋友的非笑，全都不管。我只觉得世界大同的日子是近了，反对我的人实在是糊涂。
正因顾颉刚有深入参与且超前思考的辛亥人生，日后他才会不时展露出熟悉“社会主义”的痕迹。如1919年4月说到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景时，顾氏言“我也明知世界大势不容得不发生极端主义，实行的时候又待不到大家自觉之后”，但他希望要等民众“晓得有世界了，晓得有自己了”，然后“再拿极端主义灌输进去”。
这样的思路正源于顾氏亲历过革命，加入过中国社会党，让他对中国、世界进入更高级“社会”始终有终极性的憧憬和向往，并对革命爆发的“不得已”有切身体会。
但另一方面，从前引顾氏的话亦能看出正因他有革命的亲身经历，顾氏对大烈度的、颠覆性的革命行动有自己的反思，进而有自己的保留。他到北京读书后，就开始将在中国社会党的经历视为“挫折”，认同张东荪所言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在理由，而在实施”，并援引前清颁发预备立宪上谕，众人笑“预备”两字不通之旧事，认为“如今看来，‘预备’真是必要的手续啊”！
同时，在推进社会变化的基本理据上，顾颉刚开始赞同王伯祥所言：“所谓改进，必就现境出发，决非摆脱现境，另求一界，以再谋良善也”，认为“以前种种，必有足供改进之参考之助力者在。若一切吐弃，然后创新，是犹返玉辂于椎轮，然后谋车；毁宫室以安穴局，然后求大建筑也。”
对比胡、顾二人，另一些人因年纪、经历的关系虽然多闻辛亥革命，亦常思考革命该如何去做，但若未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思考和行动的模板毕竟有所不同。革命历史记忆的相对缺乏，革命实际气氛的较少感知和革命直接冲击感觉的不强烈，让另一些人无论是想革命或干革命经常可能走向另外的方向。如他们常认为“辛亥革命是（完全）失败的”。而在1911年后的实际历史进程中，诸多大事件又是由前述两部分人一起来完成的，其间的参差与错位实值得在研究中再三注意。
二、在“区域”中理解辛亥革命
以中国之大，就研究的方法论来说，一般要警惕那种囫囵的、放之全国而皆准的辛亥革命论述。由此讨论在“区域”中的辛亥革命就有其必要。“必要”不仅体现在揭示各区域内辛亥革命具体进程的不同，更重要的是让“区域”成为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视野，以能更深入地理解贯穿20世纪前半期两场乃至三场革命的那些关键问题。以笔者较为熟悉的江南为例，就有两个贯穿性问题值得关注。
中国每一个县里，每一个大小码头，那里不是商会就等于当地的绅董会议吗？所谓“地方上的舆论”，是他们的舆论；所谓“地方上的事业”，是他们的事业……军阀打仗的时候，有所谓“保全地方”的口号，也就是保全他们的身家生命的意思……绅商的“商”字，不能够死板的去了解他的……真正做生意的小买卖人，却不在这个“商”字里面。
瞿秋白形容的大致是国民大革命前的情形。国民大革命后，至少在江南地区，由绅董来主导地方的政治格局没有太多改变，其主导权反而可能借助政局变动有更加强的趋势。1932年薛暮桥在无锡礼社镇调查时就发现，当地一切实权均归绅董掌握，而且相较于北洋时期，此时凭借党、政、团防，甚至民众组织，其对于农民之统治“又加数重保障”，“所谓地方自治之大概情形”可从此窥见一斑。
这样的政治格局能够形成与江南的社会经济结构直接相关。在此区域内不少地主是“放高利贷者及商人”，他们掌握的田权“除由于封建关系底持续外，还显然地可以看到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作为集中时的杆杠的痕迹”。这一特点意味着要打破江南绅董（其本身或其背后经常是商人、放高利贷者）主导的地方政治格局，除了是一个打破旧有封建关系的进程，更是一个调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进程。而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在此区域内均是在相当程度上释放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一定程度上打破、又未能充分打破旧有封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三次革命在此区域自然是延续的，而且在调整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上有不限于这三次革命的更为致远的延续性。
其次是技术演进，技术演进推动着中国自辛亥革命起历次革命的发展。1895年后江南区域内技术演进显著，其对革命发展之影响也甚大，深刻表现在人们对革命的认知层面和感觉结构层面。以铁路等标志性技术演进为例，辛亥革命时沪杭铁路已通车，因此在嘉兴的茅盾就借“住在沪杭铁路中段”的便宜，时常到车站购买旅客手里携带的“上海报”，了解革命形势进展。与之对照，此时在宁波，因沪杭甬铁路尚未贯通，所以当地报纸视辗转而来、为数不多的上海报为枕中秘宝，关于革命形势进展的准确信息多无，而小道消息无孔不入。
技术演进影响着人们的革命认知，也改变着人们对革命的感觉结构。在沪宁铁路通车前，快船、小火轮等未投入运营时，无锡等地的乡村“开明地主”每年仅入城一次。农民更墨守乡土，“终生未尝一睹都市文明者十之八九”。等到火车、快船、火轮、邮递等重要技术演进发生后，变成了“往来城乡间者日达五六十人”，“每日信件常以百计”。
这些技术演进深刻影响着人们对革命的感觉结构。比如邮政贯通后，邮船和邮递人员对江南小镇上的读书人来说不仅仅是简单的信件投寄和物品传递，更是“世界”对他们的徐徐展开和“世界”展开后自身某种信仰的慢慢建立，所谓：
从他们那里，天天有个消息传来，更使我的信仰坚强而永恒。于是我自知我的心和世界的心团结在一起，而且刻刻在那里起交流的作用，我的生命真实而有意义呀！
技术演进除了带来感觉结构的联结以推动革命，亦可带来感觉结构的疏离以推动革命。有调查者即注意到民国初年在江南村镇“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地主家有婚丧大事，附近农民都来服役，视同天职，“事毕给酬，必辞必谢，一若恩赏”。但技术演进带来的人身流动加强，讯息获取迅捷和观念的急剧变化让地主与农民之关系渐渐由亲而疏，尤其是在1927年大革命后或更趋紧张，农民过去“依附地主之封建思想，扫荡殆尽”。
由于现场不能提供该场地土工参数，借鉴类似工程相关参数，计算均采用表1参数，施工中依据施工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不过对技术演进推动革命的速度不宜估计过快，程度也不宜估计过高，要意识到其是一个相当长的延展过程，也是一个慢慢进入的渗透过程。且不说茫茫内地，即使在江南地区，到1930年代，茅盾观察到，虽然在内河范围小火轮已广泛使用，但整体上河运的变化其实甚缓：“船，已经不是十年前那条船，但船中的布置，形形色色的旅客，挤来挤去的小贩，都和十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只多了一两位剪发时装的女郎算是一九三二年的记号”。进而茅盾发现，此时一般人理解政治变动不少仍是在“真命天子”“治乱循环”的框架内，要让他们有基于现代国家的理解，仍有待时日。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分析辛亥革命前后延长线上那些绵延性的社会力量。以江南的太湖“湖匪”为例。钱穆在回忆录《师友杂忆》里曾记载清末他在常州府中学堂念书时，有同学杨权邀他在教室密谈，谈话的大致内容为：
彼详言太湖形势，沿苏州无锡宜兴一带港汊分歧，陆上多山岩洞穴，可躲藏。湖中渔民多举家住大艇中，终年不登岸，即在其艇设家塾教其子女，此辈宜可晓谕以民族大义。我辈果有志革命事业，太湖应可为一理想根据地。
其实杨权口中的太湖“湖匪”何止活跃于辛亥革命，成分又何止于“渔民”。自太平天国运动起，他们已以“枪匪”名义在太湖荡内逡巡往还，四处游掠。之后“湖匪”中又陆续增加了裁撤的湘、淮军，失业农民，手工业者，水手等力量，辛亥革命后太湖“湖匪”极其活跃。国民政府建立后，“湖匪”踪迹依然不绝，可以说民国一代，太湖地区“无地不有匪踪，无时不有匪患”。
不过既有研究虽然在题目中划定了自己的“区域”范围，但其思考的基本框架大多落在土匪史和匪患治理史上。而在关于绵延性社会力量的“区域”思考中，研究者或许首先要区分实际的“湖匪”与思想中的“湖匪”。江南学生杨权虽大谈如何利用“湖匪”来推进革命，但他和各路“湖匪”有无实际接触可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江南学生的脑海里，他们在寻找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时，一般不会想到哥老会，而会想到太湖“湖匪”，这即是他们思考革命的“区域”限制，也是他们思考革命的“区域”特征。进而言之，杨权等希望化“湖匪”为革命力量的基本思路是“晓谕以民族大义”，这又是辛亥革命的基本限制与基本特征。
十余年后，“湖匪”在革命者的脑海里被赋予了一个新的范畴，叫“游民无产者”。在毛泽东的分析里，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毛泽东作为辛亥革命的过来人，显然延续着杨权等当年期望“湖匪”亦能革命的思路，但如何能让此辈走向革命，引导之法不再是“晓谕以民族大义”，而是唤醒其“阶级意识”了。
在区分实际的“湖匪”与思想中的“湖匪”后，关于绵延性社会力量的“区域”思考又需要将二者结合。杨权等虽然未必与“湖匪”有面对面的实际接触，但其思考中的“湖匪”却是形成于无所不在的各种社会实际中。其来自江南发达的报刊舆论，来自新学的课堂传授，来自与同学、教师的私下聚谈，更可能来自江南各处的街谈巷议。这既是一段从1850年代开始的“湖匪”舆论史，又是由“湖匪”舆论史出发，大致以1903年为起点形成的“湖匪”革命史与“湖匪”反革命史。
三、南北和东西长程历史中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有一基本特点，即它“不是以中央为基础，而是以地方为基础，不是集中的革命，而是联合的革命”。这个特点决定了考察1911年延长线上的辛亥革命需要一方面认识到大中国诸区域空间的分野，另一方面注意到大中国诸区域空间的联动。分野和联动首先表现于南北长程历史中。
在南北的意义上，辛亥革命大致是一场“南方革命”，这个“南方”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依托地理意义的“南方”形成的一个研究视角。研究者需要充分把握数百年南北差异和南北交流的状况，进而以南北长程之历史定位辛亥革命。
若以“改朝换代”意愿之强弱作为革命意识强弱的一个标准，在有清一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南方各地相较北方显然具有更为充盈的“革命”意识。这些革命意识由三种历史记忆推动激发而成，一是清廷征服全国时在南方留下的战争血污记忆，二是天地会、太平天国等会党持续做反清之激烈行动的记忆，三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起，从广东渐渐蔓延至南方各地的清廷孱弱、无力御侮的记忆。加上自元代起，北方京城与南方各地距离遥远，北方之政治中心本就无足够力量完全笼罩南方，特别是两广地区。于是辛亥革命勃兴于南方，并在南方各地演化出广州、上海、杭州、武汉、长沙等革命中心就是一件可在清代乃至更远的“前史”中理解之事。
而辛亥革命后，革命洪流继续在南方滚滚流淌，其关键不完全在南方各革命中心的读书人是否更为先进（时人所言的南方代表“新”，北方代表“旧”，可视之为一种舆论，但不可视之为一种真相），因为北方各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同样不缺少先进读书人；而是在南北读书人在先进程度大致相同的前提下，他们的革命思想、革命言论和革命行动有无“周边”可以累积和拓展。这形成了典型的辛亥延长线上的南北差异。
如上海的先进读书人在这四五十年间有江南地区持续作为周边，来累积和拓展他们的革命思想、言论和行动。广州的先进读书人亦在相当时间内有“国民党的根萌”——“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与作为“中国南边华侨母国”的广东一省来做累积和拓展。但1912年后北京累积和拓展革命思想、言论和行动的“周边”在哪里，似仍有待深入考察。
南北差异体现在京沪、京粤地域特性的不同之上，南北交流则体现在南方读书人之北移，特别是他们入北京之后的生命经历与思想变化之上。诸多前文述及或未述及的南方辛亥革命的“亲身经历者”，如蔡元培、陈独秀、顾颉刚、罗家伦、鲁迅、周作人等均是在1912年后纷纷入京，进而留驻较长时间。这批南方人物在北京城里普遍较长但又有因人而异之短长的“切身经历”，既影响着他们对辛亥革命的解说，又影响着他们如何去理解、参与接下来的革命。1912年到京的鲁迅就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受到教育部旧习气的逼勒，如自1915年起到1921年，鲁迅几乎年年要在春秋祀孔仪式中担任执事官或执事员。他亦会步步亲眼目睹和亲身感受以北京为中心点的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等大事件，遂有了从“抄碑买书”到开始写《狂人日记》的转变。而1917年刚刚到京的周作人也同样立即受到了张勋复辟事件的大冲击：
当初在绍兴的时候，也曾遇见不少大事件，如辛亥革命、洪宪帝制等，但因处在偏陬，“天高皇帝远”，对于政治事情关心不够，所以似乎影响不很大，过后已就没有什么了。但是在北京情形就很不同，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
看得较近、较真对以上南方读书人除了意味着“大得多”的刺激，也意味着他们获得了加深理解革命和重新理解革命的新契机。1916年底到京的陈独秀在目睹张勋复辟后就直接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与陈独秀类似的意见在辛亥革命发生近六年后形成了南北交互，进而南北汇合之风势。1917年8月毛泽东就先说康有为“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然后又说梁启超“误尽天下”。这样的话既可以看出南北方已共同持续十余年的“康梁崇拜”正在退潮，又说明具有各种表面形态，但核心仍指向“政治”的革命大潮正在形成。从南至北，又由北及南，革命已形成了多线往复之势。
在南北长程历史之外，研究者亦需从东西长程历史出发来思考辛亥革命。1912年《东方杂志》上一篇译文敏锐地指出，辛亥革命发生的地点“殆限于（中国）极东之一部”，六分之五的中国人“与革命无关，且与其他之改革事业无关”。由此或可形容辛亥革命是中国“六分之一地方”的革命。此说的提示性在于，若是循着时间的推进顺流观之，辛亥革命终了结绵延近两千年之皇权，可评价为极彻底；但在中国东西部呼应、弥合和改造的视野里，其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影响，或又可评价为极不彻底。
“极不彻底”的历史评断需要在辛亥革命发动者、参与者和继起者的长程“阶级分析”中得到证明。1925年冬毛泽东就这样写道：
兴中会的组织，完全是收集游民无产阶级的会党……同盟会的成分，乃无产阶级（会党）、半无产阶级（侨工）、小资产阶级（一部分内地学生）、中产阶级（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虽然此时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进步党（进步党为清末谘议局化身，谘议局乃各省大地主机关，与现今各省省议会之为大地主机关完全一样）还是立于对抗地位，但革命性几乎没有了……
在以上引文最后的省略号里毛泽东谈到了中华革命党的建立，谈到了“欧事研究会”如何与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莫逆”，组成“联省自治派”，谈到了“同志俱乐部”，也谈到了“西山会议派”。这些党派、团体有的推动了辛亥革命，有的则是辛亥革命后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产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产生于沿海的、口岸的、东部的中国，代表的仅仅是一小部分中国人。以致1928年左右，常乃惪仍在说“北京政府的一切发号施令，简直与云南人民的实际生活丝毫不发生影响”。因此1911年后革命如何能够推进贯彻到中国另外“六分之五”的地方，尤其是革命如何能够真正地“下乡”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1927年3月毛泽东即说：“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革命真正“下乡”的实质是革命如何能真正地唤起民众。所谓“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这条道理揭示不易，践行更难。1933年瞿秋白即借评论鲁迅直言，辛亥革命能掀起怒潮，不在于一些革命新贵的风起云涌，而在于“农人野老的不明大义”。因为农人野老“固然是给革命新贵白白当了一番苦力，固然有时候只表现了一些阿Q的‘白铠白甲’的梦想，然而他们是真的光明斗争的基础”。这基础就在“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
瞿秋白的话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唤起工农，特别是依靠唤起农民来弥合中国东西部差异，进而一并改造中国东西部世界的大视野。在此大视野下，研究者一方面要注意到鲁迅笔下的阿Q固然是揭示了“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但这种近于精英俯视的表述也可能同时遮蔽了“农民小私有者”的革命可能性。在东西长程历史中观察辛亥革命，彼时唤起民众的不成功大概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中国历来多阿Q，而是恰恰证明阿Q们本富有“革命的价值”，但隐而不显，需要在新的革命力量的引领下，需要在历史时间的持续推进中，方能挖掘、体现出其“革命的价值”。
基于中国历史和实际的复杂性，新的革命力量的来源是复杂的；但由于唤起民众的极端重要性，其形态又是清晰的。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更多朋友”的前提下，不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包纳辛亥革命前后的“维新主义的老新党”“革命主义的英雄”和“富国强兵的幻想家”，也不是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包纳五四运动前后的“欧化绅士”“洋场市侩”和“革命军人”，但基本条件是他们要渐渐靠近或实际变为“真正的纯钢”。“真正的纯钢”不能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更要能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这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
所谓历史时间的推进，则指的是阿Q这样的民众不能指望其一蹴而就地去参与革命，亦不能指望他们参与了革命之后就不反复，就极纯粹。“农人野老”要真正体现出“革命的价值”需要相当漫长的时间，也需要极高的智慧。正如胡乔木所言：“共产党是要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外一种人间奇迹是创造不出来的，不符合客观规律的那种人间奇迹永远也创造不出来”。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过程印证了胡乔木的话，不止是辛亥革命的“下乡”不成功，即使是到1949年后，革命的“下乡”依然面对各种艰巨挑战。
据曾彦修回忆，1952年初他在广东肇庆地区的云浮县做土改工作，虽然曾氏在陕西、河北、山东有近一年半的土改经验，与他同行的干部和云浮县委书记也有在山东、东北的长期土改经验，但他们仍遇到不少棘手问题。首先了解农村的基本情况就不容易，需要搭“单车”从县城到周边三十来里的村庄。其次当地贫农家中多有小老婆、丫头；当地群众和华北、冀中的群众相似，常有集体性抢劫行为。这些都是解放前留下的老问题，当地干部“打游击时就知道”。但面对这些问题，当地干部不敢提出解决办法，因为害怕被批评为右倾、地方主义。最后曾彦修等人的解决方案也是妥协性的，比如对小老婆、丫头问题“原则上不告不理，本人没有坚决要求离开的，不处理，也处理不了”。
曾彦修的例子表明中国东西部的呼应、弥合和改造既是自辛亥革命起20世纪中国革命的宏伟目标，亦是自辛亥革命起20世纪中国革命的长期任务。辛亥革命开启了革命“下乡”的大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辛亥革命的一些反思却不免令大门渐渐闭合，甚至达到了需要“告别”的程度。由此在“延长线”上思考辛亥革命乃至20世纪中国革命，需要研究者在持续开启大门的前提下，回到“革命”本身来施展拳脚。
1914年，杨昌济批阅学生作文，说其中“多仍用君主时代之语”，可见当时部分读书人心中已横亘一个“共和时代”在焉。不过“横亘在心”的东西不等于“清晰明白”的东西，其间的错位让辛亥之后“国民多猖狂之行、奇诡之说，对于旧有之道德既存蔑视之心，而于东西各国民所以立国之根本复无所闻知”。但另一方面，其间的错位也让辛亥之后的中国成为了思想文化、政治建制等方方面面的全面“试验场”。
“全面试验”意味着其中一部分尝试不免会偏离革命之本心，但至少它们能够起到“指北”之作用，继而提供一些在竞争互动中“不期而出”的积极元素。更多的尝试则会发展、发扬革命之本心，不断改变旧的中国。正是在这既秉持本心，又全面试验的历史过程中，辛亥革命的大意义方能真正得到凸显和纪念。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