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01期，转自中国知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意义深远、继往开来的重大命题,为“四史”和中华文明史的研究开启了更深入的诠释空间和更深刻的理解维度，目前很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关于中国革命，习近平在2018年1月5日的一次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我们没有区分“革命党”和“执政党”，“并没有把革命和执政当作两个截然不同的事情”(1)。这段话将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点和大格局都揭示了出来。本文拟从此基本点和大格局出发，对这一重大问题作出进一步讨论。
一、现代化与革命的交融互汇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先要厘清的是现代化与革命的关系。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二者的关系被部分学者认为是分离甚至是对立的，这突出表现在所谓现代化史观与革命史观的对峙、现代化研究范式与阶级革命研究范式的对峙之上。形成这些对峙和一些历史原因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看，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道路多样，各有其发展的因缘。多样的现代化道路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多样化革命道路紧密联系。因此，要懂得和推进一国一民族的现代化样态，革命就既无法忽视更无法“告别”，对其的思考和定位应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之上，而不是脑海中虚空的玄想。在中国的早期现代化阶段，清末改革未能持续，五四时代的某一种启蒙未能推进，本该追问的是王朝急于自救的改革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某一种不接地气、与群众相脱离的启蒙产生了什么弊病，而不是掉转方向，去追因卸责于顺中国现代化潮流而生的革命与为了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而去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救人民于水火的救亡运动。更重要的是，将现代化与革命分离甚至对立起来，其实是大大窄化了现代中国革命的丰富意涵和巨大范围，更不能真正理解现代中国的革命实践，尤其是中共党人的革命实践。“革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含义是“改朝换代”，因此现代中国的革命就绝不会停留在“改朝换代”上，在政治革命发生的同时必然要发生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为了创造“新天新地新世界”，必有其“翻天覆地”的一面，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但是，社会革命并不止这一面，创造“新天新地新世界”一定也要有建设的、创造的、宏远的一面。百余年来，中国各种类型的改革、真正的群众启蒙等都代表着社会革命的建设性、创造性和宏远性，它们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革命有着远比“暴烈行动”多得多的内涵与内容。革命的破坏是要为社会建设创造前提条件，在有了前提条件之后，革命推进与社会建设实为二位一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3)。
总之，现代化与革命不是二分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交融互汇的关系。一方面，现代中国革命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它是“中国式现代化”各个关键进程启动、推进、转换的枢纽。若无中国革命，“中国式现代化”便难以真正启动，即使启动后也难以持续推进，更遑论取得辉煌成果。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塑造着现代中国革命的面貌与样态，本质是一场持续百余年的无所不包、遍及东西、普受其惠的“大革命”，其建设、创造、宏远的一面在中共历史中已充分表现出来。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憧憬与实践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时代。因此，改变中国国家的状态、改变中国大地上芸芸众生的状态、改变中华文明存续的状态，就成为各有其特点又构成整体之各层次的三重历史任务，摆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革命者的面前。
就改变中国国家的状态来说，中国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半殖民地”国家，这决定了改变中国国家状态的基本历史任务是主权独立和民族解放，但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半殖民地”的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完全殖民地”的国家有所不同。它需要考虑各帝国主义国家及其代理人在中国的联合、分歧与矛盾，需要思考当时的中国政府“尚有一定主权”但又实际软弱无力的既存状态；需要辨析在革命进程中谁是可以团结的朋友、谁是必须要打倒的敌人。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构成了中国革命在这一层次上的特点。
就改变中国大地上芸芸众生的状态来说，这项历史任务的主线是先要让中国人民能够吃上饭、穿上衣，能够不再日日生活在军阀混战的阴影和剥削阶级的压迫之中。但如何进一步在中国建立起真正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如何让这个国家在一个超大规模舞台上不断提升数以亿计之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水准，显然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模式可循，其间的艰巨和超越决定了这一层次上中国革命的特点。
就改变中华文明存续的状态而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中国和中国人屹立于世界的基础和根本。但当历史时间进入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屡遭战争失败，中华文明的存续遇到了严重危机和挑战：一面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和文化侵略，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言论和思潮甚嚣尘上，中华文明被唾弃为不值一提之物和需要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东西；一面是面对西方的步步迫来，一些中国人进退失据、乱了方寸，全盘拒斥所有的现代潮流，试图以封建性的复古和守旧来维系中华文明。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之所以“开天辟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自觉将前述三重历史任务真正地结合在一起，试图做一揽子的“总体解决”，做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不断解决”。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憧憬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不断推进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伟大复兴的影响面和惠及面不局限在一国、一民族之内，而是影响世界、惠及天下。在中国革命的憧憬里，从来既有追寻主权独立、民族复兴的国家图景，又有四海皆同胞、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世界追求。
在国家图景和世界追求的交织互动中，中国革命的实践一方面是驱逐和清除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势力，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新中国，另一方面则始终关注和支持着世界弱小国家、民族尤其是亚非拉弱小国家、民族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独立解放运动。恽代英就曾言：“我们诚心地赞美列宁……因为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是一个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奋斗的人。他不但是俄国平民的英雄，亦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前驱者。”(4)这不仅仅是对列宁领导下的苏俄革命在世界变革中实现国家变革的生动写照，更是百余年来中共党人在世界变革中实现国家变革的生动写照，中共党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进程正在飞驰突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的福祉，始终紧密联系人民，与人民在一起，又在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中担当起先锋队的角色，无惧牺牲、吃苦在前，成为楷模和榜样。“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成为中国革命最伟大和最宏远的憧憬。
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福祉，始终坚持科学地判断中国社会性质，不拘泥于别国别地的理论教条和现成经验，坚持实事求是，既敢于突破框框，亦不急于求成。在中共党人的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是放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趋向中去把握的，即一个古老文明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相对不成熟，但为了给“人类之未来种下一粒美丽的花的种子”，正全力追寻着“社会主义前途”。正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趋向下，胡绳方才指出：“成熟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基石。但成熟与发达是相对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或者说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开始，决定于许多方面的因素，而不只是决定于资本主义成熟和发达的程度。”(5)“决定于许多方面的因素”当然来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所强调的“历史合力”的作用，但这“许多方面的因素”不是没有区别的，而是有轻重高低之分的，其中最重要、最高层次的因素是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中国人民认同什么、中国人民向往什么。中国共产党用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回答。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全力促成中华文明的连绵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在中国近代全盘西化和全面反传统的大氛围下，毛泽东在1917年就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很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6)。而自1921年起，在中共文献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与新的表述、新的理论和新的憧憬不断结合，产生化合反应，为中国革命提供着前进的丰沛动力。
在革命实践中，与中国共产党同时而起的各种政治力量也信奉和传播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有的甚至信奉和传播着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所信奉与传播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要么是纯粹停留在书斋里的学说，与真实社会没有也不能发生任何关系；要么是食洋不化，完全不顾实际地将其生搬硬套到中国，最后一败涂地；要么是远离众生，成为只在小圈子里传播和施行的东西。与他们相比，中共党人时刻注意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贯通，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在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着牢固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中共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中国牢牢扎根的马克思主义，也正因如此，其领导下的革命是在中国牢牢扎根的革命。
三、永远在路上的“中国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创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的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那么在新的征程、新的百年之中，新时代的“中国革命”如何推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和科学的指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现代化需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成功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正是由“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推出的新时代“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从此前进方向出发，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与在此基础上引领的社会革命如何实现，就是需要学术界全面深入学习、领会的关键问题。
学习和领会这一关键问题，首先需要确立指导新时代“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这个基本原则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不间断的、继续向前的中国化时代化。早在1921年，李季就指出：“那些新顽固多半是自命为深通西洋情形的。他们所以说必定须资本主义发达到极处，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大概自以为是根据学理的……他们(指马克思、恩格斯——引者注)著书立说的时候，为当时的环境所限，他们依照这种环境的趋势，推测将来的情形，后来时过境迁，自然是有些不大中肯的地方。”(7)这段话告诉我们，从党的历史起点到当下的历史锚点再到下一个历史锚点，党始终坚持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只有如此，新时代“中国革命”才能持续推进和获得成功。
其次需要深刻认识基本制度建设对新时代“中国革命”的决定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这个答案直接相关于基本制度建设的不断加强，表现在坚持和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等方方面面。正是基本制度建设的不断加强，既让新时代“中国革命”有了制度力量的依托，也获得了新时代“中国革命”走在正确道路上的制度制约。
再次需要全面认识新时代“中国革命”的基本展开方式。这个基本展开方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义无反顾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之所以是新时代“中国革命”的基本展开方式，是因为中共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同时有着深深的忧患意识，时刻考虑的是“一个政权建立起来后，要保持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是很不容易的。如果
自省、不警惕、不努力，再强大的政权都可能走到穷途末路”。(8)而自省、警惕、努力既是“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秉持的态度，又是需要达成的目标。新时代“中国革命”会在“伟大斗争”中不断前行。
最后则需要真正树立对新时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信念。对此，习近平强调说：“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也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党员要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9)因此，新时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信念应是：我们是革命者，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继续推行下去！
“中国式现代化”贯穿着百余年历史道路，中国革命也蓬勃于百余年历史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昂扬推进，中国革命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但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而懈怠，也不能因为中国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而骄傲。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中国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以贯之，在新的百年历史道路上一定会展现出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注释：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页。
代英：《列宁与中国的革命》，《中国青年》第16期(1924年2月2日)。
《胡绳全书》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41、22页。
《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李季：《社会主义与中国》，《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4月1日)。
习近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求是》2022年第18期。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