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文-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书讯】走向思想深处——《杨国荣著作集》(增订版)出版

发布日期: 2021-08-10   作者:   浏览次数: 10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原文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PkyGMQbUxJ3IeUYWcHMprw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重点人文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出版学术著作近20种,多种论著被译为英文、韩文,在Indian University PressBrill等出版。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SM)主席、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中国哲学史学会(ISCP)会长。

杨国荣著作集”(增订版)作为杨国荣著作的汇集,比较完整、具体地展现了作者迄今为止的学术历程。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主要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主;第二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这一时期,作者更为注重哲学的理论思考。以“史思互动”的观点来看,前一阶段主要关乎“史”,后一阶段则首先涉及“思”。当然,“史”和“思”是始终互动的:前一阶段也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论性思考;同样,后一阶段并非与历史的关注无涉,两个阶段虽各有侧重,但非严格分离和对立。



哲学的视域



在人与世界的互动中,人总是面临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问题。从早期的神话、巫术,到近代以来多样的知识形态和学科,都以各自的方式努力敞开未知的领域。无论是神话、巫术,抑或科学,都可以视为理解世界的特定进路,它们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人在理解世界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展现了人探索世界的不同方式。

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视域。“视域”既渗入了多样的观点,又蕴含了考察问题的不同角度,后者具体表现为经验与超验、技与道等分野。以智慧的追寻为指向,哲学的视域首先展现为以道观之,这一意义上的“观”,不同于以“技”观之或以“器”观之:“器”“技”领域的“观”,体现的主要是知识的视域。从更内在的层面看,哲学的沉思一方面以世界之“在”与人的存在为对象,从而具有普遍的品格,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个性化追问。与此相联系,哲学的视域也包含普遍性与个体性等不同向度。

德勒兹曾认为“哲学是涉及创造概念(creating concepts)的学科”,黑格尔则将哲学与理念联系起来,认为哲学家研究的是理念,而不是单纯的概念。从现实的形态看,哲学既构造概念并分析概念,也关乎理念。概念可以从不同方面理解:宽泛意义上的概念本身涉及理念,但当概念与理念相对而言时,则概念侧重于分,理念更多地指向合。在后一意义上,从概念出发与基于理念,似乎体现了哲学的不同视域。广而言之,在哲学对世界的把握之后总是可以看到不同的视域,这种视域在将哲学之思引向世界的同时,也使世界呈现多方面的意义。在本体论上,应该承认只有这一个世界,就此而言,也可以说,真实的世界是共同的。然而,世界的意义却因视域的不同而呈现多样形态。

从理解者的相互关联看,一方面,每一理解主体的生活背景、价值观念、认知取向都存在差异,与之相联系的理解视域也非彼此同一,由此生成的意义之域,往往具有不同特点,后者每每使主体拥有“不同的世界”。另一方面,理解的主体又需要基于视域的交融,不断达到一定层面的共识,以走向“共同的世界”,后者构成了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前提。生成“不同的世界”与走向“共同的世界”,构成了人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两个相关方面,而与这一过程相联系的,则是视域的相分与视域的交融。

就个体而言,视域既构成了其把握世界的背景,也可能对这一过程带来某种限制。作为对世界较为一贯、稳定的看法,视域不仅包括认识论意义上对世界的理解,而且也涉及价值观意义上对待世界的态度。认同某种哲学立场,便容易仅仅从这种立场出发,由此忽略其他可能的理解角度。在这里,关注视域的转换和扩展,无疑是重要的。单纯地基于一定的视域,往往将限定对事物的理解,视域的转换或视域的扩展,则为克服视域凝固化可能带来的限定提供了前提。事实上,前文提及的“以道观之”,便意味着不断超越视域的单一化和凝固化,通过视域的扩展而走向具体、真实的世界。

何为哲学?在哲学史的衍化过程中,往往不断面临以上问题。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之一在于:它不仅面向世界,而且反思自身,何为哲学的追问,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哲学对自身的这种反思。近代以来,哲学的衍化似乎呈现专业化的走向,哲学家也渐趋职业化、专家化;20世纪初以后,随着对形而上学的质疑以及语言学的转向,以上趋向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之相联系的是智慧的退隐和遗忘。这里也可以看到哲学视域的某种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似乎更多地趋向于从智慧走向知识。对哲学本身的进一步反思,无疑需要重新关注哲学作为智慧之思这一内在品格。



就中国哲学而言,其面临的境遇又有自身的特点。自中国哲学取得近代形态以后,关于中国哲学的身份认同便成为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从普遍性、特殊性等不同的视域出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定位也往往各异。对中国哲学的真实把握,既需基于中国哲学,也应回到更广意义上的哲学本身。这里同样涉及视域的转换和视域的扩展。哲学既具有共通、普遍的品格,也呈现多样的、个性化的形态。中国哲学很早就区分了“技”与“道”、“为学”与“为道”,在以上分野中,“技”和“为学”涉及经验领域的对象,“道”和“为道”则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属于广义的智慧之域。以性与天道的智慧之域为内容,中国哲学无疑属于哲学的形态。在此,需要形成认同与承认二重视域。承认意味着对哲学形态个体性、特殊性的肯定,其实质是尊重多样性。与之相辅相成的是肯定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特定形态所内含的普遍意义:认同的背后,是对这种普遍理论意义的确认。

从历史的层面看,中国哲学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多样的论域、多重的问题,具体理解中国哲学,需要进入相关论域,对其中的问题作多方面的考察,本书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以上的研究旨趣。从人性,到人格;从认知,到政治;从学派,到人物,等等,这些不同的论域都构成了本书讨论的内容。当然,所有这些讨论都围绕着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其主题没有离开天道与人道这两个基本的方面。进而言之,尽管涉及论题具有多样性,但研究的进路则相对一致,后者具体表现为学无中西、史思统一。学无中西意味着避免囿于某种封闭的学术传统,从开放的学术立场出发考察中国哲学;史思统一则侧重于哲学的历史与哲学的理论之间的沟通。


——摘自《哲学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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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荣著作集”(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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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杨国荣著作集”(增订版)作为杨国荣著作的汇集,比较完整、具体地展现了作者迄今为止的学术历程。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到20世纪末,主要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主;第二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在这一时期,作者更为注重哲学的理论思考。以“史思互动”的观点来看,前一阶段主要关乎“史”,后一阶段则首先涉及“思”。当然,“史”和“思”是始终互动的:前一阶段也包含了对历史的理论性思考;同样,后一阶段并非与历史的关注无涉,两个阶段虽各有侧重,但非严格分离和对立。

作者早年主要研究王阳明的心学,研究的进路既涉及王阳明心学本身,也关乎其历史的演化,收入《著作集》的《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可以视为其结果。王阳明的研究结束后,作者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想中的实证主义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体现于《著作集》中《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一书。稍后一段时间,作者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入手,对从孔子到现代新儒家的儒学演进过程作了整体的考察,《著作集》中的《善的历程》以及稍后的《孟子的哲学思想》,可以视为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前一书(《善的历程》)大致延续了王学研究的进路,即主要从历史的脉络进行考察,而不是关注某一个特定的人物或特定时期。之后,作者再度转入王阳明的研究,这次考察的重心是王阳明哲学本身,而非其历史衍化过程,《著作集》中收入的《心学之思》这一书名也体现这一特点:尽管对象是历史上的人物,但是对其考察更侧重理论的关注。此书之后,作者曾对中国近代的科学主义进行了考察,这一工作可以视为此前对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延续,其成果则是收入《著作集》的《科学的形上之维》。

近代科学主义的考察结束后,作者以“历史的进路”为主要侧重点的研究工作就大致告一段落。此后,其关注点转向理论性思考。首先考察的是道德哲学或伦理学,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则体现于《著作集》中《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一书。与“伦理与存在”这一书名相应,作者对道德哲学探索的特点在于不是就伦理学而谈伦理学,而是在道德形上学的视野下展开思考。但是,与康德哲学的道德形上学不同,作者所理解的道德形上学与人自身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相关性:作者试图回到人的现实存在、现实关系(包括伦理关系)中进行考察,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儒家的传统。比较而言,康德更多是从先验哲学的前提出发,进行形式层面的阐发。

在此之后,作者又转向了更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性问题,后者体现于对形而上学本身的研究,其结果主要体现于收入《著作集》的《道论》。该书在200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标题是《存在之维》,从中不难看到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其副标题则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这一副标题有其特定含义:如所周知,实证主义和20世纪初西方分析哲学兴起后,形而上学一直被视为没有意义的理论形态而备受冷落。后来在分析哲学中虽然也呈现形而上学的某种复兴,但仍主要停留在语言分析的层面上。他们所指向的并不是语言之外的现实存在,而是在言说“存在”时面临的各种问题,总体上没有超出言说过程本身。后来哈贝马斯提出“后形而上学思维”,其前提是将现在的时代视为“后形而上学时代”。作者的“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形上学”则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终结的,在所谓的“后形而上学时代”,作者们依然离不开形而上学。在作者看来,重要的并不是要不要形而上学,而是如何理解形而上学。作者在书中对不同时代的形而上学作了区分,首先是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和具体形态的形而上学。抽象的形而上学,主要表现为从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代以来对存在的各种思辨性考察,其特点是在人自身存在之外观照世界,离“器”言“道”,离开“过程”谈“存在”,这样的形而上学确实是需要超越的。从近代哲学来看,不仅分析哲学对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评,而且海德格尔等人也从不同角度对其加以抨击。同样,作者对形而上学的研究也意味着与传统形而上学保持距离。大致而言,在这一方面,作者着重作了二重超越:一方面,联系“人自身存在”考察世界、从“过程”中思考“存在”、即“器”言“道”,由此走出传统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超越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全面否定,亦即扬弃离“道”而言“器”。作者的《道论》一书主要便体现了以上进路,书中所阐述的形而上学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不同,主要抓住一些核心问题,包括如何理解存在、如何考察世界这些基本问题,并联系人自身的存在去理解人生存于其间的世界。

当然,作者对道论、对道德哲学的理论性思考,始终没有脱离历史的视野。事实上,对每一个问题的考察,作者都试图以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的演进为背景。同时,在研究对象方面,也没有脱离历史的视野。在形而上学的研究告一段落后,作者的研究重心开始转入道家哲学,主要是以庄子为中心。之所以选择庄子,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作者早期对历史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儒家和近现代哲学,对道家这一本土哲学的重要系统缺乏具体的考察。同时,研究道家和庄子也可以看作是“史思互动”的进一步深入。收入《著作集》中的《庄子的思想世界》,大致体现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在此之后,作者的研究转向了“意义世界”。“意义”是20世纪以来不同哲学思潮共同关注的问题,然而,在如何理解“意义”方面则有不同进路。作者对“意义”的讨论不限于抽象的语义或其他思辨层面,而是从“意义世界”这一角度入手,这种考察同时结合了中国哲学“成己”和“成物”的传统。如所周知,分析哲学对“意义”的考察主要囿于语义层面,其侧重之点是“语言的意义”。他们关注的是人们在谈论对象和存在时的语义,包括可能出现的言语错误,由此,甚至将哲学理解为一种语言的“治疗”工作。在这方面,分析哲学同样没有越出语言的界域。现象学则由注重意义的内在赋予(意识赋予)而引向生存意义(海德格尔)的关切,这种生存意义又主要与精神层面的体验(烦、畏等)相联系。与之不同,作者认为,“意义”离不开人的存在,而人的存在归根到底展开于“成己与成物”的现实过程,对“意义”的把握需要回到人成就自己和成就世界的过程,事实上,“意义”本身最终也来源于“成己与成物”:离开了这一过程,便不存在“意义”的问题。对意义世界的以上考察,集中体现于《著作集》中《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一书。

成己与成物”同时包含行动和实践的指向,作者后来转向人的行动和实践的考察,也与之相关,后一方面的研究,大致接续了作者之前基于“成己与成物”对意义世界生成的思考。作者对“意义世界”的讨论同时是对当代哲学的回应,同样,对行动的考察,也与当代哲学具有相关性:事实上,对行动的考察,便构成了分析哲学的重要方面。当然,如何理解人的活动,也有不同的进路。分析哲学的讨论没有离开语言之域;作者则更侧重于回到人的现实活动过程中去理解行动,并将行动的考察与“实践智慧”联系起来。对人的行动和实践智慧的系统研究,主要展开于《著作集》中的《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

以史与思的互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交融为进路,除了以上比较系统的专题性研究之外,作者而从不同角度、层面对相关问题作了考察,这些考察首先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尔后又汇结为多种文集,收入《著作集》中的《历史中的哲学》《再思儒学》《认识与价值》《哲学的视域》《政治、伦理及其他》《哲学:思向何方》诸书,可以视为其多方面的体现。总体上,在《杨国荣著作集》中,专题著作与论文集彼此交错,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作者的学术进路。



历史中的哲学

杨国荣 著

978-7-5760-1249-1

89.80


作为历史中的哲学沉思,以往出现的各种学说、体系,同时表现为一定历史时期的哲学理论或学说。也就是说,它们首先是哲学,而后才是哲学史。就中国哲学而言,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其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内涵,当它成为历史考察的对象时,则又开始获得了哲学史的形式。在哲学与哲学史的以上演变与互动中,历史上的哲学系统本身也呈现了哲学与哲学史的双重身份,并取得了历史中的哲学这一具体形态。



孟子的哲学思想

杨国荣 著

978-7-5760-1248-4

79.80


孟子的历史影响首先与儒学联系在一起。在上承孔子思想的同时,孟子又从不同方面对其加以引申和发挥,并使之进一步系统化。正是在孟子那里,以善的追求为轴心,强调人文价值,崇尚道德自由,注重群体认同,突出理性本质,要求人格完善等儒学思想取得了更为完备的形式,并趋于成熟。当然,较之孔子,孟子更多地向人们展现了一种内圣之境,而儒学的内圣走向,也由此获得了其历史的源头。



认识与价值

杨国荣 著

978-7-5760-1247-7

89.80


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回避认识与价值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认识既以敞开世界为指向,也包括对人自身的理解,价值则首先涉及世界对于人的意义。一方面,广义的认识不仅以认知为内容,而且也关乎评价,后者与价值具有切近的联系。另一方面,价值向认识过程的渗入,则使认识一开始便不仅仅涉及本然的对象,而是与人自身的存在息息相关。在认识世界与认识人自身的过程中,世界之在与人的存在、知识与价值难以彼此分离。



实证主义与中国近代哲学

杨国荣 著

978-7-5760-1271-2

79.80


实证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西方,自19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西学的东渐,实证主义亦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传统哲学冲撞交融,成为近代中国引人瞩目的哲学流派。作为一种哲学思潮,中西实证论无疑存在一系列共同特征并有其相近的哲学史意义。然而,中国近代所处的历史背景以及哲学、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又有着重要的差异,它使实证论思潮在东渐之后,不能不发生某种折变,对思想与社会的衍化,也相应地形成不同的历史影响。



王学通论

杨国荣 著

978-7-5760-1270-5

79.80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学曾留下难以抹去的历史轨迹。具体而言,从认识发展的逻辑行程来看,王学究竟提供了哪些环节?它何以能取代正统理学(程朱理学)而蔚为一代思潮?为何在王阳明以后,王学又展开为一个“一本而万殊”的演进过程?它何以在清代一度沉寂以后,又能再度复兴于近代?对王学的历史回溯,一再地指向上述问题,本书也以此为考察的对象。



再思儒学

杨国荣 著

978-7-5760-1246-0

89.80


儒学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把握儒学?今天这依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论题。儒学既有其相对确定的内容,又在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变迁、衍化的过程,从而不同于凝固、封闭的体系。儒学的这种开放性,也使之在今天面临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对儒学内涵的以上把握涉及情感认同和理性认知的合理定位,并在更广的视域中指向现实存在的规范和意义世界的重建。



哲学的视域

杨国荣 著

978-7-5760-1269-9

89.80


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视域。“视域”既渗入了多样的观点,又蕴含了考察问题的不同角度,后者具体表现为经验与超验、技与道等分野。以智慧的追寻为指向,哲学的沉思一方面以世界之“在”与人的存在为对象,从而具有普遍的品格,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对性与天道的个性化追问。作为对世界较为一贯、稳定的看法,视域不仅包括认识论意义上对世界的理解,而且也涉及价值观意义上对待世界的态度。



科学的形上之维——

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

杨国荣 著

978-7-5760-1250-7

79.80


科学主义可以看作是哲学观念、价值原则、文化立场的统一。在哲学的层面,科学主义以形上化的世界图景和实证论为其核心;在价值观上,科学主义由强调科学的内在价值而导向片面的人类中心论(天人关系)与技治主义(社会领域);在文化立场方面,科学主义以科学化为知识领域的理想目标。在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过程中,科学主义同样构成了中国近代一种引人注目的思想景观,后者包含多重历史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