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钱穆与《学灯》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于《读书》2018年第10期，转自中国知网。
研究民国著名史学家钱穆最常用的史料是他写的著名回忆录《师友杂忆》。这部回忆录提供了大量钱穆的生平经历、生活细节和思想演变过程，若说钱穆之历史形象大半由《师友杂忆》所塑造亦不过分。但正因为《师友杂忆》在钱穆研究中占据了过于重要的位置，所以它也可能让人忽略了钱穆生活和思想中本应被注意到的一些东西，比如钱穆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文的经历。关于这段经历以往研究多依据的是《师友杂忆》中的一段描述，因后文均从此段文字出发，所以全录如下，重要部分以下划线标出：
余之来校之第一上半年冬季，一夕，余与若泰、英章三人聚谈。时李石岑自欧留学返国，以哲学名，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主编。每作一文，必以大一号字登首幅，其余皆小一号字排。余告两人，石岑文亦自语简意远，较胜它文。余当试投一稿，看其亦能用大一号字刊之首幅否。二人亦加怂恿。余撰一文，长可三百余字，题名《爱与欲》。投去。是为余生平在报纸上投稿之第一篇。越日，余文果以大一号字在《学灯》首幅刊出。若泰、英章大加揄扬，促余续为文。题已亡，忆是论希腊某哲学家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稿既成，寄去，不数日，又以大一号字登《学灯》首幅。乃为《学灯》上刊载大一号文字李石岑外之第一人。若泰、英章倍加兴奋，又促余撰第三文。时《学灯》忽刊一小条，曰：钱穆先生请示通讯地址。两人更兴奋，谓兄自此获知于当代哲人，通讯久，当有前途可期。余复函，写后宅镇第一小学地址。若泰、英章曰，君学问高出人一等，然奈何愚蠢若此。余问，何愚蠢。若泰曰，当待通信久，乃可让彼知君底细。若如此寄出，我敢打赌，必无通讯希望。余曰，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所作文字与所任职务乃两事。宁如君所想，余不愿打赌，但亦不愿不以余真相明白告人。若泰曰，图书馆址即在侧，不如用图书馆字样，彼或疑君乃一宿儒，如此或可有通讯希望。余不从，并附第三文去。不久，此文改小一号字体，刊入青年论坛中，亦终无来信。若泰曰，果不出我所料。因告余，倘不信，可续投他文，将绝不会再用大一号字登首幅。余似又寄第四文，续登青年论坛。自是遂绝不再投寄。
这段文字情节生动起伏，地方读书人渴望获交于海上新文化闻人的心态跃然纸上，实为不可多得的反映他们与全国性大报如何交往互动的史料。不过若仔细对比钱穆在《学灯》上的发文情况，则会发现这段回忆的错误之处相当多，因此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根据钱穆的叙述对其回忆进行一番辨正。
一
据笔者考察，《师友杂忆》中的错误之处有：
第一，钱穆在《学灯》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不是《爱与欲》。而是《意志自由与责任》，《爱与欲》为他在《学灯》发表的第三篇文章。
第二，钱穆在《学灯》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无关“希腊某哲学家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而是名为《因果》。论希腊哲学家与中国道家思想异同的文章名为《伊壁鸠鲁与庄子》，是钱穆发表在《学灯》的第十九篇文章。
第三，钱穆在《学灯》的发文并不是在第四篇后就“自是遂绝不再投寄”。而是继续发表有十六篇之多。
第四，李石岑请钱穆示以通讯地址的信发表于钱氏第三篇文章《爱与欲》之后，而非《师友杂忆》中说的在第二篇与第三篇之间。此后的情况也不是钱穆所说的“终无来信”，以李石岑个人名义和《学灯》编者名义对钱穆的复信公开发表的即有两次。第一次复信在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此时钱穆已在《学灯》发表六篇文章。内容为：“钱穆君鉴，足下谓本栏宜辟儿童文学一门，甚恰鄙意，惟此资料尚缺，足下能供给少许乎？此复，石岑。”
第二次复信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内容为：“钱穆先生，大稿原文已为排字人毁去，恕不能检还，先生来信未曾声明不准删节，故我们遂把不紧要的地方删去，以后寄稿，请存副文，如不欲删节，也请先行声明，免得再有这种错误。编者。”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月四日《学灯》的通讯栏，四封复信都与稿件的接收、退还、删改和登载有关，为此《学灯》特别发表了一篇启事：
近来写信来要还稿子的极多，甚且有以谩骂出之者，我们对此，不得不特别声明一下：
稿件的退还，本没有必然的义务。本来我们也想每篇稿件都寄还，但在实际上却绝办不到，每天我们所收到的稿件，总有二十多封以上，如果都要寄还，非至于把编辑时间的全部来应付在收发稿件上不止，所以只好择长篇的退还。
以后我们对于（一）诗及短篇小说、评论概不退还。（二）一千字上下的长稿，如附有邮票，当即寄还，如未附邮票，当代为保存，以待索还，这种不得已的办法，乞大家能加以原谅。
而自这封复信与《学灯》启事发表后，钱穆大约有整整十个月没有在《学灯》发表文章，此或是钱穆到晚年仍对《学灯》有些耿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五，钱穆从发表《意志自由与责任》开始，《因果》《爱与欲》《力命》《新旧》等五篇文章都是在《学灯》“评坛”栏目以首幅头篇大一号字登出，非如《师友杂忆》所说“第三文（寄）去。不久此文改小一号字体，刊入青年论坛中”。之后钱穆一些文章刊发的栏目也并不叫“青年论坛”，而名“青年俱乐部”。
“评坛”与“青年俱乐部”均为一九二一年一月起《学灯》新设之栏目。对载于“评坛”的文章，《学灯》要求“此类文字，不求长冗，如有精彩，少至数十字亦佳。无论记者或读者对于各种社会问题或学理问题之意见与对新出各种杂志或丛书之批评，均可随时发表”。据笔者对《学灯》的阅读，一九二一年三月缪凤林发表在“评坛”的文章已因篇幅较长，而非大一号字。四月李石岑自己在“评坛”发表的两篇文章也非大一号字。
而对载于“青年俱乐部”的文章，《学灯》要求是“登载青年自出心裁之文字。本栏接收外间投寄各稿，以此门为多”。
足见《学灯》编辑并非因钱穆为乡镇小学教师就将其文章贬入“青年俱乐部”，发表于哪个栏目取决于钱穆文章的长短、题材和《学灯》当期的整体文章布局。而且若以首幅头篇论，钱穆一九二三年发表的《斯多噶派与中庸》《伊壁鸠鲁与庄子》也均以首幅头篇的位置刊出，这或是造成他错记《伊壁鸠鲁与庄子》为他在《学灯》所发第二篇文章的原因。
二
钱穆在《学灯》上发文甚多，已有学者注意，因为《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下册有《学灯》的详细目录。但至今还未有学者对这批文章做过较为系统的梳理，这除了与《师友杂忆》实在太过著名和易于获得有关外，还和以下几个原因相关。
第一个原因在于《时事新报》的保存和流通状况。《时事新报》属于典型的“灯下黑”型史料，即很多研究者知道，貌似脍炙人口，耳熟能详，却少有研究者真正翻看过。这和《时事新报》的保存和流通状况有关。据笔者了解，《时事新报》原件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有收藏，上海图书馆有缩微胶卷可以阅览。目前在民国报纸的四大副刊中，《晨报副刊》《京报副刊》《民国日报·觉悟》均有影印本和电子档，唯独《时事新报》没有。
第二个原因在于《钱宾四先生全集》的编辑和利用。《钱宾四先生全集》是一个编得非常全面，嘉惠无数学者的集子，足有五十四册之多，基本搜罗完整了钱穆的各类作品。但正因为其编得甚“全”，有时反而影响了我们对于钱穆佚文特别是其早期佚文的关注与搜寻。这是因为首先，甚“全”常会令研究者觉得已无太多佚文留存，通读全集已经足够。其次，钱穆在《学灯》上发表的部分文章确实已收在《钱宾四先生全集》中，但这些文章进入全集的方式恰如一本本有独特价值的书被扔进了冰冷阴暗的保存大库房中，其“湮没”在了五十四册全集的各个角落。《学灯》上“原始状态”的它们和全集中的其他文章大概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加上有的文章是钱穆生前编入《全集》的，有的是钱穆身后由辑者收入《全集》的，而这些文章一旦进入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中，它们被选择、添加、再添加的过程就被隐藏了起来，从而也就“渐渐泯除了原来的样状”。
第三则在于目前钱穆研究的一些惯性和定式。由于钱穆留下的史料非常丰富，同时其与民国“考据派”主流相异的历史观又特别引人注目，因此目前钱穆研究常偏重于“义理阐释”和“史学论述”，而少见重新做史料检讨的钱穆“生命史重建”。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在一些研究里他好像从来就是那个写作《国史大纲》时的钱穆，其思想和心态要么是一以贯之，要么就是围绕那个关于“温情和敬意”的历史观做线性变化。如果说曾几何时中国近代史的不少论著只有肥瘦的差异，而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那么一些钱穆研究则表现出太多辉格史学式的诠释，而少有时代变迁与其个人命运如何交互激荡的绵密讨论。其实钱穆曾坦承自己对于新文化“一字、一句、一言、一辞，亦曾悉心以求”。不过我们却经常被他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凡立一说总要树“五四运动”和“新文化”为标靶所迷惑，从而对钱穆如何倾心、投入于新文化运动的状况知之甚少。
三
正是在钱穆与新文化如何互动这一背景下，他在《学灯》上发表的这批文章的价值才能被充分估定。
它们的价值首先在重新认知钱穆与西学的关系。傅斯年曾嘲笑钱穆“世界知识仅自《东方杂志》得来”。如果将《东方杂志》视作民初各种著名报刊的代表，傅斯年所言并不全错。钱穆虽懂些英文，但他的西学知识确实绝大多数是从阅读中文报刊和翻译书籍而来，这和胡适、傅斯年、周作人、鲁迅等很不一样。问题是一九一〇至二十年代的钱穆作为一个未走出过国门的读书人，他的西学知识不从《东方杂志》等中文报刊和翻译书籍中来，又可以从哪里来呢？在此前提下，我们要厘清的是钱穆对那些报刊和书籍读得怎么样，而他又凭借什么在理解和吸收报刊和书籍上的那些西学资源。
就所读报刊和书籍而言，从钱穆在《学灯》上发表的文章看，柏格森、罗素、杜威等当时流行的西哲学说他都有所涉猎，精研过张东荪翻译的柏格森《创化论》，对罗素、杜威的各种文集也下过功夫。
从钱穆的凭借看，正是由于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儒学、子学、文学（此时恰恰不太有文章与史学直接关联）兼治，因此他才能借助杜威的言说论王船山的思想，利用自己对希腊哲学的一些理解释读《中庸》和《庄子》。钱穆之学问日后能开一个新境，正与其已引进了西学的不同视野，但又不是对西人亦步亦趋，而是用这种不同的视野来激活其本已有相当基础的中学资源有关。
第二，通过这批文章，我们对钱穆在二十年代初的“趋新”程度会有一个更确切的估计。像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新旧》一文就说“世之喜新者，或有荒荡忘家之虞。笃旧者，更多杜门僵卧之辈，此所以生事之多乖也”。已可以证明在其内心新旧的钟摆显然更偏向于“新”的那一边。而《柏格森沙中插指之喻》与《性理》这两篇文章则更能看出当时钱穆对于具体的传统礼教和经典学说的看法。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传统礼教有相当的依恋之情，如谈到婚制时就说“时社会风气已日开，方群趋西化，即荡口一小镇亦然，离婚再娶，乃人生正规，被认为开通前进”，言下表露的不满之意非常明显。但在一九二一年发表的《柏格森沙中插指之喻》中钱穆利用柏格森所言沙堆自有其本身形成之理，指出：沙中插指，沙堆看似由于手动，“实则沙堆非（由）手动也”。于是他联想到“世乃多有斤斤于婚制丧礼之间，而曰：‘斯人之爱情哀思，举在此矣’，是则指堆沙而谓之手，真所谓‘焦明已翔乎寥廓，而罗者犹视夫薮泽’也”。
在《性理》一文中，钱穆则直接提出：“理、性要有辨：性者，向前之活力；理者，落后之死式；以理为性，是桎梏桁杨其性也”，因此“‘性即理也’，犹若云‘物即事也’……性可导而不可任，理可创而不可恃”。这种将“理”理解为“落后之死式”，并认为“理可创”的看法与宋儒将“理”置于性之先，性源于理的基本架构大相径庭，也与钱穆日后将理学看作其学问的“根本处”有很大差异，其此时的“趋新”可见一斑。
在钱穆本人的文章之外，通过钱穆在《学灯》的发文量和他与编者的密切互动可以判断钱穆是《学灯》和《时事新报》的忠实读者、常年作者和地方上的联结者。这些身份的落实可以延展出不少钱穆研究和以钱穆为代表的江南地方读书人研究的可能性。
钱穆没有留下日记，原来只能通过《师友杂忆》和其他零星的文章来拼凑其早年阅读的情况和受新文化影响的程度。当《学灯》以及《时事新报》与钱穆的关系建立了比较牢固的联结后，若通过钱穆之眼来读《学灯》和《时事新报》等，大概会有一些更丰富的历史面相浮现，具体有：
第一，我们或能发现不少钱穆能读到的，读过的，至今未得到充分讨论的趋新人物的文章。比如前文已揭钱穆给《学灯》投稿和李石岑对《学灯》的主持和发文有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是什么？至今未有厘清。目前各种李石岑的文集也未收李氏在《学灯》时期发表的文章。而仅一九二一年一月（即钱穆开始在《学灯》发表文章的那个月），李石岑在《学灯》就连续发表了《广义的堕落与狭义的堕落》《评“南风”》《杜威与罗素》《罗素与柏格森》《柏格森与倭铿》《两种预备工夫》《文人无行》《获得性之遗传》《思想家与时局》《爵尼索斯之皈依》《活动影戏之两种看法》《存在与价值》《介绍“小说月报”并批评》（上）十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有些从题目看就与钱穆文有直接的联系，而有些则需要更仔细的对读，经过二人文章的对读之后，钱穆的思想资源，兴奋之点与对话对象当能有更清楚的呈现。
第二，《时事新报》特别是《学灯》副刊发布了大量和新文化书刊有关的广告，这些广告占据篇幅之多，文字冲击力之强，对读者的诱惑力之大都会给读过这一时段《时事新报》的人以极深印象。钱穆与这些新文化潮流之间的互动或可想见。
第三，我们或可借此来重新还原钱穆日后著述的形成过程与理解他政治立场的选择。从钱穆著述来说，已有学者指出一九二三年一月《学灯》发表的《屈原考证》一文（完成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是他的“首篇考据文章”，主要是为了驳斥胡适“屈原并无其人”之观点而作。继《屈原考证》之后，钱穆在《学灯》上的各篇文章均能在其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中见其一部分，或寻觅其痕迹，但这些文章进入《系年》后，丢失的往往是《学灯》原初状态中表现出的直接对话的犀利和报章文体的独特风格。
从政治立场的选择看，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曾说：“足以鼓动全国，开未来学术思想之新机运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说“于中山学说为透辟的发挥者有戴季陶氏”。虽然钱穆大概在一九二六年才读到《三民主义》，但这些话都需要在整个二十年代中钱穆的思想演变与生活历程里去获得理解。否则就不能回答钱穆自己提出的问题：“《三民主义》乃国民党之党义，何以编入《国学概论》中，不伦不类，君将作何意图？”
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提到孙中山哲学的基础为“行易知难”。但在钱穆的思想里他认同的其实是“行难知易”，一九一九年十月他就曾直接对好友朱怀天说：“修身在功夫上着力，若论吾等，智识不能算下等了，即是知易行难也。”一九二二年九月前引给钱基博的信中钱穆也指出：“中国哲学，根本重一‘行’字……今日而言古学，当首重行。”这种重儒者之“行”的思路大概决定了钱穆和当时众多讲求“心力”“理想”之革命青年的思路乃至气质的不同。在重“心力”“理想”的革命青年看来“僻儒所患能知而不能行者，非真知也。真知则无不能行矣。此谭复生贵知不贵行也之说。此与陈独秀《与人书》谓重现象而轻理想，大非青年之所宜之意相同”。因此钱穆与“三民主义”的契合点不在知行关系，也不在民权共和，而在“民族自信力”的建立，即如钱穆所言其对孙中山是“为中国人尊一中国当代大贤，弘扬中国民族精神”。钱穆如此强调“民族自信力”，除了来源于他的生命历程，其学问中对中国传统的体认，也在于他曾深深卷入了二十年代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浪潮之中，进而对各种新文化的流弊有着切身的体会和了解。而钱穆的这种“卷入”不能仅仅视作文化的“卷入”和学术的“卷入”，更是一种政治的“卷入”。
《时事新报》和《学灯》中已有大量的政治性内容，特别是日本学者如河上肇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著述的译介，这些译介其实提示着钱穆与社会主义思潮之间有着错综的联系。戴季陶、沈定一等主持的《星期评论》《建设》《民国日报》等国民党系报刊在上海周边和江浙地区亦极有传播、阅读的市场，这大概是钱穆成为戴季陶作品“持续追踪者”的原因之一。而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青浦、松江、吴江、无锡等江南各处更有各种以宣扬新文化为表，以政治拓展为里，以组党、建党为目的的学校、社团和地方性报刊。这个“主义”在江南无处不在的氛围对钱穆的政治理解和政治选择的影响目前仍比较混沌，如何研究一个既生活在“新文化时代”，又生活在“主义时代”的钱穆将是吾等今后长久思考和着力的有趣问题。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