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中国哲学的世界性参与——看待“海外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视角
作者：朱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海外中国哲学研究”，顾名思义，即发生在海外的、以中国哲学为对象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其形式往往有翻译中国哲学经典著作、介绍中国哲学思想、考察中国哲学家思想历程及其学派师承、反思中国哲学思想与世界哲学思想的同异、利用中国哲学思想回应世界性现实问题等等。最近一两个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明沟通的愈益频繁和不断深入，海外中国哲学研究成为一个现象，其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丰富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启迪了中国学术界的思考，同时更是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启发了世界各国学者对于中国思想的认知。
另外，最近几十年来，研究“海外中国哲学”也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生长点，对于史华兹、狄百瑞、列文森、安乐哲、孔汉思、郝大维、孟旦、墨子刻、朱利安（于连）等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者及其成果的关注和研究，逐渐登堂入室。这与传统以中国学者及其成果为中心的中国哲学研究，显然有所区别。同时，像陈荣捷、杜维明等一大批长期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面对海外受众所做的中国哲学介绍和研究的外文学术成果，又反过来进入并影响中文世界，为中国哲学界所关注。这些情况都说明了“海外中国哲学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那么，该如何看待“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这一现象呢？
以哲学思想、哲学研究的发生地来命名“哲学”，是哲学史研究上的一个通例，如我们常常以“希腊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英美哲学”“中国哲学”等名称来指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哲学思想。这种以地域来进行命名的方式不禁使人联想到金岳霖先生的著名论断：“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当我们在以某个地域来命名哲学形态的时候，似乎倾向于以“发现于某地的哲学”来予以认知，其实质在肯定哲学的普遍性以及这种普遍性在特殊地域所表现出的特殊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说“某地哲学”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阐述哲学的共相与殊相之关系如何在“此地”表现出来。如“中国哲学”就是“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德国哲学”就是“发现于德国”的哲学；同理，“海外中国哲学”则是 “发现于海外”的中国哲学。
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我们把“哲学”当作共相，那么“中国哲学”则是“哲学在中国的殊相”；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把“中国哲学”当作次一级的共相，那么“海外中国哲学”则是“中国哲学在海外的殊相”。由是观之，海外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哲学应该是递进的“包含于”关系。换言之，海外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的特殊形态，中国哲学是哲学的特殊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中国的德国哲学研究”“中国的法国哲学研究”“中国的希腊哲学研究”“中国的英美哲学研究”一样，“海外中国哲学”是普遍性哲学的一个特殊表现。既然如此，“海外中国哲学”依旧是以普遍性的哲学问题为其关注内容。其逻辑蕴含应该是，“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又“被发现于中国以外的地方”。这样，海外中国哲学既具有普遍性的哲学特质，又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质，还具有“中国以外的”特质。
既然海外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普遍性哲学的特殊形态，因此有必要关注中国哲学的问题、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着力推进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与解答。质言之，“海外中国哲学”是普遍性哲学的一种形态，其核心关切依然应该是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就此，海外中国哲学不能仅停留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文本翻译和思想介绍，而应该融合世界哲学思想资源、利用中国哲学独特的思考方式去反思普遍性问题，以此融入世界哲学发展的潮流中，回答人类遭遇的普遍性问题，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冯契）。海外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发展的独特样态，其关注点不仅仅是“思想的历史”，而更应该与“发现于世界各地”的原创性哲学思想一样，去关注“思想的本身”，在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互融共通的背景下致力于“思想的创造”，以一种新的视角来回应哲学意义上的普遍问题。
过去，我们常常强调中国哲学家要“学贯中西”“打通中西”，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现在，各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也就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者”。这些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者往往具有丰富的世界哲学背景，又兼具“同情地理解中国哲学”之情怀，在文本上、语言上更是中西兼通，这种反向的“打通西中”有利于中国哲学更好地融入世界哲学中去，也有利于世界哲学吸取中国元素。
概言之，我们看待“海外中国哲学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中国哲学独特性立场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怀，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中外哲学史比较性考察的研究视角，而更应该在世界哲学发展背景下，从普遍性的人类命运角度理解中西互通、中国哲学的世界性参与，从“天下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的角度，将“海外中国哲学”当作推动世界哲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和资源。中国哲学家要积极吸收世界哲学资源，世界各国的哲学家也要更好地吸取中国思想和智慧，以共同回应人类生存发展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如此，海外中国哲学及其相关研究才会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更为宽广的发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