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葛兆光教授围绕中国、日本和亚洲思想世界进行的一些研究成果。
《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一文发表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这是一篇通过比较中日传统政治文化，来分析中日政治文化结构性差异的历史学论文。论文从三个角度讨论这些结构性差异及其带来的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如何影响日本、中国以及欧洲的各自走向，并且型塑了现代日本、中国以及欧洲政治合法性的不同基础。
《以亚洲作为历史视野——<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前的开场白》一文发表于《读书》2022年第10期。《亚洲史的研究方法》是一门给博士生开的课，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这门课的三点目的和意义。
《亚洲史的学术史：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学与中国的亚洲史研究》这篇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葛教授指出：回顾亚洲史或东亚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我们看到，这一学术潮流是先从东洋和西洋开始的。我们先从东洋说起。明治维新刺激了日本的世界潮流与亚洲意识，也塑造了日本的普遍价值和日本主义，形成非常纠结的国民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有关亚洲/东亚的学术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型。其中，有三方面表现得格外明显，即学术取向上的“趋向现代”、解释亚洲上的“与欧人争胜”，以及政治与学术的合流倾向。
《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蒙古时代之后的东部亚洲海域》一文发表于《文史哲》2022年第4期。蒙古时代之后亚洲东部海域或环东海南海区域，可以作为一个相对完足的历史世界进行研究。由于蒙古时代之后，特别是15世纪起中国与西部世界相对隔绝，原本蒙古时代连成一片的欧亚大陆又成为“东是东，西是西”。恰好大航海时代后的全球交通上，海路逐渐超越陆路，因此，“东部亚洲海域”尽管也有海禁与倭寇、壬辰之役、明清易代、大航海后西人东来等扰动，但在19世纪中叶西方的根本冲击之前，它仍然勉强维持了大体稳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而从这一秩序的形成、动荡与瓦解过程中，正可以看到东部亚洲海域从传统到近代的历史过程。之所以要把环东海南海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进行研究，不仅为了回应和补充传统历史学界的“东亚”研究范式，以及新近流行的“中央欧亚”或“东部欧亚”研究思路，也是试图打破东北亚和东南亚研究之间的鸿沟，以更大的联系的视野，改变这一区域历史研究的局限。
《难得儒者知天下——侧写朝贡圈》一文发表于《读书》2021年第12期。作者讲述了明朝万历年间中国间谍探访日本国情并带回国内的历史事件，通过一位明朝士人的微观视角观察东亚朝贡秩序内部的变动。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