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深刻而复杂的双向互动，以耶稣会传教士为主要媒介，深刻影响了双方的社会与思想。这一交流并非单向输入，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东西方文明在科技、宗教、哲学、艺术等多个层面发生的碰撞与融合。传教士们为在中国传播基督教，采取了“书籍传教”的策略，翻译和撰写了大量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中文著作。面对西学，中国社会展现出复杂的接受与拒斥态度。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 ，试图以西学“补儒易佛”。方以智则主张“坐集千古之智”而“折衷其间”，对西学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清初的康熙皇帝本人对西学抱有浓厚兴趣，并推动了《数理精蕴》等著作的编纂，尽管他也提出了“西学中源”说以维护文化主体性。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西学。出于维护儒家正统、政治安全以及传统知识体系的考量，部分士人如杨光先、王夫之等，对天主教教义及某些科学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与拒斥。
这场文化交流经历了从明末的初步发展，到清初顺治、康熙时期的繁荣，再到雍正、乾隆时期因禁教政策而日趋衰落的过程。其历史作用深远：西方先进科技的传入促进了中国传统科学的转变；实证重用的西学方法冲击了明代空谈心性的学风，为清代朴学的兴起准备了条件；同时，“万国”观念也动摇了传统的“华夏中心”的天下观 。本期选取了林延清、宋巧燕、伍玉西、纪建勋、吴根友几位学者的文章，就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展开进一步探讨。
《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林延清教授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以传教士为主要媒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析了其特点和历史作用。第一阶段（1582-1644年，明末）为初步发展期，利玛窦等传教士引入西方科学文化，天主教在中国内地初步立足。第二阶段（1644-1722年，清初顺康时期）为发展和繁荣期，清政府政策相对宽容，西学应用成果显著（如《时宪历》、康熙《皇舆全图》），中国学者如梅文鼎等也积极研究西学，力图“汇通中西”。第三阶段（1723-1795年，雍正乾隆时期）为日趋衰落期，因禁教政策，文化交流重点转向宫廷内的艺术、建筑等领域，整体影响减弱。此次交流的特点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双向交流，不仅西方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经典、工艺美术）也通过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引发了“中国热”。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刊刻与流传》发表于《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6期。宋巧燕教授考察了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著文献的刊刻地点、刊刻者以及流传特征。宋教授指出，利玛窦等传教士确立了“书籍传教”方针，利用中国发达的雕版印刷术传播西学。这些文献的刊刻地点以北京为中心，并分布于东南沿海城市（如杭州、福州）及西北的绛州、西安等地，反映了耶稣会士的活动轨迹和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韩霖）的支持。刊刻者主要是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亦有教徒和书商参与，多为个人文化行为，官方参与较少，明末《崇祯历书》的修纂是一个重要例。文献流传呈现复杂特征：版本多样，包括抄本、多版重刻、甚至被译成满、日、安南等文字。宗教类文献种类多、刊刻量大，初期流传广泛，但因禁教政策日渐衰微并遭毁禁。相比之下，自然科技类文献虽种类有限，却因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得到官方一定程度的认可（如被《四库全书》收录），影响更为巨大深远。
《明清之际士人对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的协助》发表于《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伍玉西教授探讨了明清之际中国士人在天主教传教士中文著译活动中所扮演的关键协助角色。传教士为推行“书籍传教”，撰写和翻译了大量“天学”书籍，而中国士人的帮助是这些著述得以完成并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重要因素。文章将士人的协助具体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为传教士的中文作品进行文字润色和修订，使其语言更典雅流畅，如冯应京修订利玛窦的《天主实义》。第二，在合作翻译过程中担任口授笔录工作，将传教士的口述内容准确记录并整理成文，如徐光启协助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第三，将传教士传授的“天学”知识记录、整理并编撰成书，如福建士子集体合作编纂艾儒略等人言行的《口钞日抄》。第四，在传教士的指导下编写“天学”书籍，如尚祜卿在利安当指导下撰写《正学镠石》。
《方法与问题：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华史研究相关论题分析》发表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纪建勋教授对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来华史的研究进行了深入的梳理与反思，强调了问题意识与方法论的重要性。纪教授指出，随着大量新史料的涌现，该领域研究已从早期的“传道学与欧洲中心”转向“汉学和中国中心”，不再局限于白描式叙述。文章以李天纲等学者的研究为例，展示了从交流史到思想史，乃至跨文化诠释的深化过程。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方法论上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结合、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兼顾，并处理好“外史”（器物制度层面）与“内史”（思想文化层面）的辩证关系，通过“外史”的深入推动“内史”的方法论转换。他还强调了“上下求索观整体”的视角，即将研究时段（如1540-1840年）置于更长远的历史进程中考察其迭代性影响。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发表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年第一期。吴根友教授分析了16至18世纪明清之际中国社会面对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欧洲文明（科学知识与基督教教义）时所表现出的拒斥与接受并存的复杂态度。拒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安全考量，如徐昌治编纂《破邪集》、杨光先著《不得已》，认为天主教及其教义破坏儒家纲常伦理、威胁国家安全。二是基于中国固有知识体系的学理批判，如王夫之从儒家经学立场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等天文地理知识。接受的立场则呈现多元化：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主张学习西学以“补儒易佛”，并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方以智则倡导“坐集千古之智”而“折衷其间”，对西学采取审慎吸收、批判借鉴的态度，视之为“郯子”之学。吴教授认为，这段历史揭示了文明交流中“硬知识”（科学）较易被接受，而“软知识”（宗教、伦理）易引发冲突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