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李孝迁教授有关清季外国史书籍在中国的译介情况的一些研究成果。
《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一文认为，清季对日本之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的介译，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产物，对清末早期新式学堂的历史教育，对国人自编本国史教科书的出现，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支那史、东洋史的介译亦是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介译支那史、东洋史之主旨在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功利色彩。
《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初探》一文发表于《东南学术》2003年第6期。清季汉译西洋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为解决学堂教科书剧缺矛盾，翻译了大量西洋史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不仅对当时学堂的历史教育，对改造普通中国人的“世界”观，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都有重要的影响。在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语境中，汉译西洋史教科书还具有“救亡”的资鉴意义，表现出了强烈的功利色彩。
《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发表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英国史家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与中国近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追求有相当关系。是书以探求历史如何成为一门科学为主旨，在20世纪初年曾出现了四种中文译本，对当时新史学思潮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五四以后，巴克尔史学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介绍和探讨，而且《英国文明史》又被重新译刊，说明它对中国史学科学化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及回应》一文发表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清季日本文明史作品的译介，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和学堂历史教育推动下的产物;中国从日本翻译了为数不少的文明史著作，如《中国文明小史》、《万国史纲》、《支那文明史》、《世界文明史》等，在学界和教育界都发生过重要影响;它对更新近代学人的史学观念，推进新史学思潮的深入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日本式的文明史编纂形式对近现代中国的史书撰写尤其是自编历史教科书，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教育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一文发表于《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魏晋玄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历来学者对魏晋玄学存有门户之见，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评价有失公允。至20世纪初，章太炎、刘师培才恢复了魏晋玄学的历史地位，而后魏晋玄学的研究蔚为大观与他们的提倡不无关系。刘师培是近代一位有争议的学者，他因后期的政治态度而被世人所唾弃，使人们淡化了他在魏晋玄学研究领域的开风气之先的地位。刘师培的魏晋玄学研究虽然只是起步阶段，有些学术观点有待进一步的探讨，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应该给予肯定。
《刘师培论学观初探》一文发表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5年。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问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以其骇人听闻的书名轰动一时。五四前后留德中国学生将德国史学界最新学术动态及时向国内作了报道。此后我国学界对斯宾格勒的思想一直持有浓厚的兴趣加以介绍和研讨。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史学界出现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战国策派。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的传播和影响，先行成果虽然不少，但有参考价值的却不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斯宾格勒在华早期的传播语焉不祥。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中文世界中的流程，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清理。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