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现代名教批判的“破”与“立”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读书》2020年第3期，转自中国知网。
现代文学史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颇多领域可以对视，也有不少方法可以互鉴，所以笔者常读且乐读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基于此种兴趣，笔者也有机会听到一些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对自身学科困境的反思。在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看来，祸福从来相倚，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困境”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破迷”之道。因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目前恰恰缺少标准和尺度，甚至不以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议题过于分散，一些本来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与远未说清楚的事件却乏人问津。从更大范围来说，若历史研究仅仅出于个人情感、私人兴趣，而不考虑其他人、其他学科“共情”“同读”的可能，则其前景不容乐观，所以我们不仅要努力写出和寻找挖掘自家学科能让人“共情”“同读”之书，也要看一看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类似著作是如何做的，金理的《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下简称金著）在笔者看来，能让文、史、哲等各学科读来都有颇多思考和回味。
金著是一本典型的从问题入手的著作，其通过数个思想人物的个案，直指一个中国近现代思想研究的关键问题，即在传统名教消逝的时候，现代名教如何形成？其如何以各种方式笼罩读书人的心灵而使其不自知？在现代名教渐成迷障而致人丧失“实感”的过程里，我们在历史中能找到哪些反思的资源与破解的可能？作者虽以文学史介入，但已绝不仅限于文学史，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两处可供各方研究者借鉴。
第一，金著再一次证明，中国近现代思想的研究需要不断回到那些“关键人物”。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尤其是“关键人物”自身和周边史料的发掘)和伴随时代问题对他们的思考的不断“重启”，其言说和思路出现了基于种种现实语境的“浴火重生”般的焕发，让我们感受到思想史何以重要。
第二，从写法上说，金著以在精神谱系上成连环之扣的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主线，附以胡适这一条既有差别亦有交错的辅线，这种安排实有深意存焉，即写一个思想人物，既要铺陈、理解其言论和思路，更要展示、剖析这些言论和思路的源流地位。金著并没有让研究“只变成一套方法，一堆材料”，而是能够在书中呈现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那些既做学问又认真思考问题的人。
金著问题重要、格局宏大，所以可往复讨论处也不少。需要强调的是以下不是指谬和阐失，而只是阅读一本精彩著作所激发出的一些个人见解。
第一，传统名教带来的各种张力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传统名教需要定名分而立教化，名分和教化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存在内部的种种张力。一方面，从权威而言，名的神圣得自于天，通过圣敬畏，几千年间“新名”基本无从发明，而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名教的稳定性(这是和现代之“名”尤其不同的一点，现代之“名”的特点，最简言之为层出不穷、彼此踩踏)。但另一方面，今人想象中的“不变的传统”又是不存在的，中华文明的稳定与延续恰恰是因为其遵循“在传统中变”的动态平衡。那么，现代名教是否已在其诞生的三四百年间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还是其每次变化都要以彻底砸烂前身为起点？若这样的现代名教的出现方式有问题的话，这究竟是名教的问题还是“现代”的问题？
就读书人的社会上升而言，名教与清议直接联系，清议优劣对仕途有关键影响。藉名之“名士”和破名之“豪士”之间的张力，一直延续到清朝嘉道年间，遂有“不拘一格降人才”之说，至同光年间则有清流与洋务对峙。但正如杨国强教授所指出，当“不拘一格”演变成“不断破格”，进一步变化成“选人无格”后，清末最后十年遂成糜烂之局。（1）“这背后的深层问题是，入仕之人的“德性”需不需要考量？应该如何考量？反思现代名教，“德性”问题大概需费更多思量。
第二，对形成现代名教的“技术”因素需要加以更多重视，进而从多个面相推进“实感”问题的讨论。
现代社会、现代政治关系的形成与报刊、书籍、广播等载体性“技术”因素以及学校、传媒、社团等建制性“技术”因素直接相关。胡适《名教》一文的出现就是一例。胡适写作此文的一大资源是江绍原发表在《贡献》上的系列“小品”。江绍原写“小品”的讯息收集方式，除自己读书外，最重要的是请各地友人迅疾写信告知和阅读大量报刊，可以想见，若无现代邮政和现代传媒，这些学术“小品”就难以生产出来，或者生产出来也是另一番模样。而这所谓“另一番模样”，既是古今之变的观察要素，又是反思现代名教的起点和基础。
从前一面来说，钱穆即指出：“旧书都用大字木刻，普通人不去读。新的书，铅字小本子，大家都看。所以老的书不流行，而新书尽流行。大家又都以书的流行量来定书的价值，这实是学术上一件无可奈何之事。”（2）钱穆的话表明新旧从来就有，但新旧成为如此显明且固化的价值标准却是“现代”的产物，这种新旧的泾渭分明成为“现代名教”的一大凭借。而要跨过这条“楚河汉界”，我们当然可以尝试去招揽旧物、吊祭亡魂，但却不免是以“复古为解放”，尽管这也有反思现代名教的价值、但变形的旧物和着新衣的亡魂亦有可能进一步固化“新旧”之强势分野，遂成一复旧而更加固新的诡论性局面。
对更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未必研究、皈依学术，但都要实实在在地面对20世纪初开始确立的学校制度，在学校中被灌输以分科之学。这种制度和学问方式经常塑造出一批只读教科书而不及其他之人。他们天然地希望把学问读本化、条块化、简单化，从而也就渐渐丧失了反思、抵抗“现代名教”的能力。
从后一面来说，金著已经注意到“气禀未失之农人”与知识生产的“非观念性”等重要问题，（3）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指向破“现代名教”的关键所在——“实感”。“实感”一题牵涉面甚广，若落实到中国近现代史的具体历史，可具体概括为城乡之感、精英大众之感与沿海内地之感。这些感觉在100多年的发展中最大的特点是“分裂”。而金著所挑选的人物正是一些能够在“大分裂”中做沟通、来往于广阔中国的多个世界的人物。正如霍秋白评价鲁迅，“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得他真像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他能够真正斩断‘过去’的葛藤，深刻地憎恶天神和贵族的宫殿”（4）。
但也需注意，正因“分裂”如此深刻，所以并非所有人都对鲁迅等人的沟通努力和来往表现满意。茅盾就特别指出：“……何以鲁迅要在‘五四’的前后特拣那死水似的乡村来描写，给乐观太甚者一个深刻的反讽，同时也和那些被‘五四’的怒潮所冲击的都市人生作一个辛辣的对照。我以为我们应该这样地去了解《呐喊》的内容，虽然同时亦不能不指出《呐喊》是很遗憾地没曾反映出弹奏着‘五四’的基调的都市人生。”（5）“鲁迅未能反映“都市人生”，而深受鲁迅影响的霍秋白则发现自己虽然“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但是当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有三四年，农民的日常生活和生活感觉发生了具体变化的时候，他只去考察了一两次，且一开口就与农民没有“共同语言”，“终于一无所得”。（6）“鲁迅和霍秋白一厥失于都市、一迷茫在乡村，正说明了整体性塑造对于中国的“实感”的巨大困难，其原因大概在于当时读书人的普遍状态是“舍弃了乡村，失掉了和乡村的关系，但却不曾在城市把生活固定”（7）。与之相对照，另一些人物在“实感”的生成和练就上或做得更好一些，而这需要具备一些条件，“破落的士”出身和贫无立锥之地，其实都会对“实感”的生成和练就产生一定障碍。
“实感”的生成和练就、关键在于如何去理解现代中国里那个“欧化之外”的世界。这里的“欧化”和“欧化之外”主要不是指民族主义和欧西价值的对峙，而是指“天下”与“世界”这两种普遍性的对话可能。当瞿秋白指出那些“欧化之外”的中国人脑筋里尽是“剑仙在统治着”的时候（8），大概他并未充分意识到“剑仙”们也可能是反思古代名教和现代名教的入口。不过至今为止“入口”绝不是明晃晃地敞开着，它的浮现既取决于我们的思想对某种“普世幻景”的扬弃，也取决于脚踏中国土地的现实“践履”。
注释：
（1）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268-269页。
（2）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64页。
（3）金理:《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1、232页。
（4）（6）（8）瞿秋白:《多余的话》，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第26页，第61页。
（5）茅盾:《读〈倪焕之〉》，《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68页。
（7）宋云彬:《鲁迅先生往那里躲》，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3页。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