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6日，上海市核心价值创新基地主办的“哲学视野下的文化自信”学术研讨会在闵行校区顺利召开。来自校内外的20余位专家和学者出席了会议。
在华东师大哲学系郁振华教授简短的开幕词后，同系的郦全民教授率先发言。他指出，党的“十九大”在“十八大”提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统一的四个自信，所强调的正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文化自信”。在跨入新时代之际，我们需要在世界的大格局下，从哲学的视野来探讨文化自信。这是本次会议的主旨。
郦教授接着就“自信”这个概念进行了阐发。他认为，对于个人而言，自信是对其潜能的充分肯定。在这个角度，自信和行动相联系。他认为，个人的自信有两个条件：一是对个人以往成功的认知与肯定；但仅有这一点，却有夜郎自大的危险，因而健全的自信还须满足第二个条件，即我们必须在一个开放的环境、视野下，以他人作为参照，以此来形成客观判断。对于民族而言，情况是类似的。一个民族以往的文化历史，是健全的文化自信的条件之一，但它同样可能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形成的。中国人如今的文化自信是以往从未有过的，它满足了健全的自信的开放性条件。“十九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进入了新的时代，在新时代的文化比较中，我们更有理由建立健全的自信。
随后，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孔文清副教授进行了发言。孔教授同样指出，十九大报告中被列为第四个“自信”的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的“更基本、深沉、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民族的灵魂，但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根源何在？三个可能的答案是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孔教授认为我们的文化自信更深刻地来源于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传统文化作为根基。传统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经历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其文化却仍一脉相承，这为今天的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孔教授
认同认为过往的历史只能代表过去而非现在的观点，而认为我们须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其独特的思维方式、问题框架，这是我们文化中更深沉、更基础的东西。这同样呼应了郦教授指出的健全自信的第二个前提：文化自信是比较的结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潘斌在发言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哲学视野中的文化自信与西方哲学中的文化自信的差异在哪里？这提醒我们，在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仍存在如何区分文化自信的背景资源的问题。潘教授进一步认为，文化自信要解决几个关键性的现实关系：个体与整体，社会与国家，市民与公民的关系问题。今天，我们的国家是自信的，但个人似乎不够自信，而如果整体自信，个体却不自信，这也是不完整的自信。例如，中国学者在西方学者面前仿佛不够自信，我们总要学习英语以进行沟通，但哲学是否有讲汉语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文化自信的问题。潘教授接着指出另一个问题，文化自信不是否定文化反思、文化检讨与文化批判，但批判与反思的标准、尺度如何确立？潘斌谈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化自觉不一定能导致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必定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之上。有的学者提到，习总书记的文化观可以用“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来概括，所谓文化自觉，是指其对中华文化的地位、作用、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的自知之明，以及对于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就是其在对时代发展潮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刻把握中，对中华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以及对中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在习总书记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深刻把握，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厦门大学信息学院教授、人工智能专家周昌乐教授亦进行了简短的发言。周教授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信是很重要的一点，从禅宗就强调自信、自立，自信才能开悟；又如王阳明心学的基础也是自信。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到全世界，在基础上我们不但要有这份自信，而且中国古代关于自信的理论也是可用的资源。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朱晶则从中医的角度进行了阐发。从网络上，我们能看到不同群众对于中医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对于中医的文化自信是依赖于现代科学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不依赖现代科学。我们应当与知识的地方性、多样性相结合，去看待传统医学。朱教授认为，比起从“精神关怀”这类概念着手，也许从传统医学角度着手探讨文化自信问题是一个更好的角度。因为医学是与我们的具体、物理的身体存在——我们的身体健康直接相关的，传统观医学是凸显我们文化自信的一个着眼点。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朱菁教授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上深刻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天，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的认识和肯定，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在更大的视野下考察世界中的民族、社会的兴衰，我们会发现其背后深沉、持久的力量是文化自信。朱教授以犹太民族、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以及多民族的美国为例，认为它们走出困境、迎来复兴的基础都是文化自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深刻的基础来建立文化自信。过去一百多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今天，这一历史或许更值得我们去挖掘。最初的共产党人，其实很多人家境是不错的，但为了底层劳苦大众，他们献身革命事业而奋斗，他们在共产主义理想、家国情怀的推动下来发展事业。而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提供给我们的是充沛的当代的文化资源。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我们应当从多角度进行研究，阐释、挖掘传统文化的宝库，使我们有更全面、丰满的认识，从而使我们对这一理念的理解更加清楚，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人文学者在文化自信方面应当大有可为。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梁剑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先前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应然的角度上，这实际上暗示着我们尚未具有相当的文化自信。他认为，文化自信有两种方向：向后看的文化自信，和向前看的、开新意义上的文化自信。在如今的语境下，后者也许更加重要。当我们在寻找文化自信时，也许并不是要向后看地去比较，而是要看我们能否对未来历史的开展提供新的东西。我们需要自问，面对将来我们的文化自信能够提供什么？中国现代的精神传统有别于西方，强调的是面对将来、敞开的意义。刘教授认为，谈论文化自信时，我们要超越中华民族的复兴的视域，我们应当先有文化自信、有所开新，然后再反过来看。另外，自信与反思相关。我们必须具有文化反思、批判的能力，这是一种“我知道我的缺点或错误，但我自信我能改正”的态度。我们的制度设计应当使得反面的、批评的表达成为社会中的一个良性机制，相反，害怕批评恰恰是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最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郁振华教授进行了发言。他认为，考察自信问题，历史的视角很重要。回顾鸦片战争以来的血泪史，我们甚是感慨那段历史的国运不济，这时候的中国在文化心态上是非常糟糕的，胡适曾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在文化心态上我们曾经历过这样一个低落的时期。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我们讲包括文化自信在内的四个方面的自信，这背后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心态的大转进。所谓消极心理和积极心理的差异，同样适于国家和个人，生活中我们都能体会到消极心理是行动的障碍，而积极心理则是我们事业的极大动力。在国家层面，现在我们蓄势到这样一种状态，这种以自信为标志的心理势能是现在中国各方面事业的极大动力，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种可见的发展指标之外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应当充分肯定。郁教授接着讲到第二点，也是大家已经意识到的要警惕自信走向自负，而如何克服自负？之前郦教授所谈的在开放的环境中形成健全的自信，都是这方面的思考。而郁教授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关于论辩合理性问题。郁教授在挪威的老师希尔贝克教授在讲北欧的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提示了论辩合理性的重要性，整个北欧文化走向现代性的核心在于论辩合理性。而论辩合理性有一个前提，就是有限的、可错的主体，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从个体、民族讲，都是如此。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也有论辩合理性的传统。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就是论辩合理性的充分展开，汉代独尊儒术之后，虽然主流是经学文化，论辩合理性受到抑制，但其内部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宋学、汉学之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论辩合理性的体现。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论辩合理性得到了充分展开，我们的红色文化中同样包含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传统。在今天，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资源。
郁教授进一步指出，在开放的环境中，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学习文化。从世界文化的格局里看，历史上中华文化对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的学习与创造性转化都有特别成功的经验。当我们讲自信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是一个特别乐于学习而且善于学习的民族，这意味着理智的谦逊是我们应有的一种规定性。在我们的自我认同里，这种理智的美德，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最后郁教授呼应了刘梁剑教授的观点，一方面对历史文化的回溯式的自信是重要的，但我们的文化自信更应当是面向未来的。我们要在为世界文化未来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基础上，来建构我们的自信。
最后座谈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