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视野下的文学动迁：从“新东北写作”到“新南方文学”
地域这一维度无论在文学作品、文学史，还是文学批评中始终都是不容忽视的构成要素，对于地域的讨论也向来纷纭繁复、缠绕混生。文学中的地域作为一种开篇引言和始终贯彻的方法，指引我们从凝结在现实和历史之中的地理坐标出发和深入，进而探寻到更具普遍性的群体境遇、延伸出更加深远广阔的思考。
近年来，以不同的地域为基底，新的汉语文学创作和文学群体在产生和发展，尤以“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为代表；与这两种现象相关的理论批评和文学评论也在不断地对之进行解读和阐释。
今年六月，《文艺报》连续刊发了关于“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文学”的两期专访，导语中提到：
在《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袂开展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中，“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成为唯一入选的文学话题。“新东北”与“新南方”，这两种从地域出发的文学写作，是否能为当下文学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想象力？
就“新东北文学”而言，东北这个地域是原点，同样也是归属。双雪涛、班宇、郑执聚焦90年代至新世纪初的沈阳，以悬案作为切入的窗口，揭示了东北老工业区在历史洪流滚滚浪潮下的创痛伤痕和群体记忆。“东北”的意涵在他们故事中出现的面目，是真切怀念的原乡和灌注成长经验的容器，也是容纳故事生长延伸脉络的背景与材料。
城市的动迁与文化的变革始终是双向的对话关系，“新东北写作”重回90年代国企下岗大潮的历史现场，书写彼时语境下特定群体的幽微人性和复杂命运。他们不局限于自怜怀恋或是扼腕叹息，于新的世代对自己的长辈一代进行回望和描摹。这让上世纪东北的变革期不再只是一宗单薄干瘪的历史事件，而是包含了丰厚具体的人与事和变迁。
在对此现象的研究里选取了四篇相关论文进行介绍。首先是黄平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此篇文章首次对“新东北作家群”进行了命名，并谈及“新东北文学”和现实主义写作的关系；刘岩的《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是“新东北作家群”的核心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在学术研究中的第一次集体出场。而后是质疑和回应：丛治辰对“东北文艺复兴”概念的定义是否严谨明确进行了追问；黄平、刘天宇的 《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对此进行了解答和进一步的概念阐发。
大众文化和新型媒介的影响，导致我们对东北的印象肤浅化刻板化；跨过江南，华南、岭南及东南亚等“新南方”的历史和动荡对我们而言相对更加陌生，于是这两处不同的地域同样都覆上了一层摩耶之幕。“新东北作家群”以他们的创作破除刻板印象，“新南方写作”同样不只是把新南方作为一个地理符号，而是具有现实的及物性和广阔的历史容量。
关于“新南方”，选取了杨庆祥教授的《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此篇文章对“新南方”的地域性进行了描绘；王德威的《写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块，走廊，风土》提出“南方之南”的命名，认为“新南方”的精神可以跨越地理意义的局限，延伸到更深广的意涵。
地域叙事在文学层面上始终是不容忽视的向度和构成要素，在新世纪的文学版图，“新东北文学”和“新南方写作”遥相呼应。就二者比较而言，地理的区隔和界限是南北文学气质迥异的诱因。东北代表着广袤雪原浑厚土地，坚实冷峻的气质，严酷命运的交错动荡；新南方代表的地域界限相对含混，更有异质性，色彩更驳杂，奇诡瑰丽，如幻境般的氛围。
而地方性这一概念存在于写作事实和批评阐释之中，往往又能超越具体时地的所限，潜隐着深沉的普遍关怀和人文特质。单纯以地域进行约分，以现实主义对这些文本进行阐释和构建，容易忽视文本潜隐的丰富内涵和多重张力，地域视角下的讨论只是探讨和思考的其中一个最张显文本特质的向度。和“新东北”与“新南方”相关的创作和批评超越畛域的分界，蓬勃壮大，跨越原有的地理意义和文学意义的边疆，抵达普遍和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