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选取了杨国强教授围绕科举制度进行的一些研究和思考。
《士人政治：科举制度下的权力与文化》一文发表于《学术月刊》2021年第11期。与此前的察举相比,这个过程把取士的重心由地方官手里移到了朝廷手里,又夷平了曾经存在的势家和巨族,因此这个过程已直接地促成了士大夫与君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相为依傍。于是而有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士大夫与帝王共治天下,以及文化主体和政治主体合一的士大夫政治。科举制度以文化的统一助成了历史中国的政治统一。
《从合一到断裂：科举停置之后的政治和文化》一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21年第9期。在科举制度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里,士大夫既是文化主体,也是官僚主体。由此形成的两者合一,使权力（政治）因文化而有了正当性与合理性;又使权力因此而在文化的规范和制约之下。这种文化与权力的深度交集,便构成了长久延续的文官政治。自科举停置,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合一随之断裂。与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下的文官政治相比,文化主体变,权力主体也变,与之相应的则是中国社会的大幅度震荡。
《科举与民治》一文发表于《安徽史学》2021年第6期。1905年朝廷停科举,旨在为学堂让路,造就新学新知的人才。其时朝野的关注和认知都交集于此,又都止乎此。而后是已经停置的科举制度又被引来论说古今之政体,并因之移到了那代人的重新认知之中。于是有西方人说的科举制乃与民主精神深相契合和中国人说的科举制度尤为民治。借助于这种民初不同于清末的眼光和认知,一千三百多年间,科举制度以其自下而上的怀牒自投和自上而下的以试为选维持了一个文官政府的过程,便因之而由一千三百年间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和自上而下的政府开放,显示出前现代的选官制度里所内含的与现代民主精神可以对应的一面。
《千年历史的一朝终结：科举造就士人和士议倾覆科举》一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千年之间,科举制度的延续和非科举的论说便长久地共存于一个一个王朝的兴衰起落之间,成为一种恒定不变的历史现象。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西交冲于西人的苦苦逼扼之下,中国人引来西人的新学新艺说富说强,直接冲击了中国的义理之学,其推论演绎又最终归咎于科举取士的不能应对世变,并匆迫地促成了兴学堂,停科举。当日的匆迫改变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又为后来的历史留下了种种矛盾。时人谓之世事原随士议迁,眼前推倒三千年。
《论科举制度力尚公平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矛盾》一文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与由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察举制度相比,科举制度既用以试为选变以人选人为以文选人,又用怀谍自列变少数人受选为多数人受选。选官过程的广泛性、普遍性、公共性和公开性都使得公平成为这个过程里的要义和要害。然而,贤之为贤和能之为能皆以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为存在方式和表现方式,因此,铲平一切单面优势的过程,则不能不以其选出的人物因越来越普遍化而普通化,又因越来越普通化而均等化,最终走向尚贤的反面。与之相类的,则是一种最开放的选官制度与最不开放的思想环境同存于一个过程之中,以及用知识为尺度的选官为了维持公平而内生出的反知识的倾向。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