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如何哲学地言说庄子——《庄子内篇释义》的启示
作者：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哲学分析》，2022年第1期。
在众多中国哲学经典当中，《庄子》一书有着独特的魅力，不但一般爱好者喜爱，专业研究者也青眼有加，单是书名中包含“庄子哲学”字样的，仅北京大学哲学系不到二十年时间就贡献了五部，按出版先后，依次是：王博《庄子哲学》（2004），韩林合《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2006），郑开《庄子哲学讲记》（2016），章启群《渊默而雷声：〈庄子〉的哲学论证》（2019），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2020）。其中，韩林合、章启群两人的专攻方向还不是中国哲学。庄学之热，即此可见一斑。
虽然都冠以“庄子哲学”之名，但这些著作呈现出来的庄子哲学几乎是一书一面。比如，韩林合认为，《庄子》一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人生意义问题和如何治世问题。两者之中，人生问题又更为根本。人生问题主要有：如何找到绝对的价值（诸如至真、至善、至美）？如何享有绝对的自由？如何享有绝对的安全？如何生活于绝对的幸福之中？如何生活于永恒之中？只有体道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郑开则提出，庄子哲学包括了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两个部分：思想世界是指可以思议、可以诉诸概念语言表述和把握的思维内容；精神境界则逸出了可思想、可思议、可名言的思想世界之外，超绝名相，不落言诠。思想世界和精神境界大致可以分别对应于“物的世界”和“道的世界”，它们既是庄子哲学的两个部分，也是其理论结构的两个层次，而“道物关系”是老庄道家哲学的重要基础。
而在章启群的理解中，庄子哲学包含了七个方面：形上学、知识论、语言哲学、存在论、伦理学、自然哲学、美学。除了逻辑，庄子哲学几乎覆盖了哲学的绝大部分领域。这样理解的庄子哲学，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哲学体系。
王博则从个人体验与感悟出发，认为《人间世》才是理解庄子的枢纽所在，庄子对个体在人世间的种种苦痛与危机洞察入微。在他另一本有关《庄子》哲学的讲义《无奈与逍遥——庄子的心灵世界》（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中，王博说，庄子的哲学很显然地就是他给自己的生活提供的理由，就是他所塑造的一种心情。庄子的心情可以说是始于无奈而终于逍遥，但终于还是没有摆脱开无奈。由此可以看出，大体上，王博是把庄子哲学理解为人生智慧。
相对于其他四位作者，杨立华在对庄子哲学的表述实验上走得最远。整部书的章节标题完全出自《庄子》。这种研究方式，可谓彻底的“以庄解庄”。这不是无意之举，而是对他所主张的方法论的一种实践。在书中，杨立华警告读者，要提防“科学世界观”：
在理解和探寻古代哲学家思想的时候，应时时留意不要落入近代以来形成的科学世界观的笼罩性影响所造成的各种“历史错位”当中。1
虽然“哲学”是近代翻译philosophy的产物，且是日本舶来品，但杨立华并不抵制“庄子哲学”这样的说法，只是他理解的哲学显然有别于章启群那样包含形上学、知识论种种。跟章启群、韩林合等人更重要的区别也许在于，杨立华固然无法避开诸如“概念”“哲学”“必然”“主体”“客体”“经验”“存在”“个体”“真理”等现代词汇，但他坚持认为，庄子哲学是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更多是相对于西方或近代而言的。杨立华说：
庄子在思考心、形关系的问题时，不可能有将心灵视为大脑的物质结构功能的观念。2
庄子是将心灵看作与身形并存的实体性的存有。用将心灵理解为物质结构的功能的物理主义的心灵观，是无法理解庄子的哲学的。3
这种“中西不兼容论”，不止杨立华，郑开同样有。
从哲学上分析庄子的“逍遥”还是比较困难、棘手的。因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参照系还是西方哲学。应该说，比较典型的哲学形态，比如古希腊哲学，都意在强调知识而不是意见，强调获得真正的知识，而不是被意见所支配，并由此形成比较精确的概念和严格的论述方法。然而，按照这样的哲学传统，参照这种理论范式阅读庄子的《逍遥游》篇，分析和把握“逍遥”的精神实质确实相当困难，我们常会有怅然迷惘、无所适从之感。4
郑开的潜台词是，西方哲学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庄子哲学的参照系是不合适的。所以，后面他干脆宣称：
“逍遥”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自由”。换言之，庄子的“自由”理论，交涉于心性论、精神哲学和境界理论等多个层面，这是我们理解庄子自由理论的基础，而心性论与境界说作为某种哲学理论又是中国哲学所独有的，是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明确对应物的。5
对于心性论和境界说的探讨与把握，是孤军深入，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参照系，也找不到一个与它相似的理论形态可以互相比照。6
中国哲学、庄子哲学是独特的，是西方哲学不能把握的。据此得出的结论至多不过是：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庄子哲学，不必借助于西方哲学。然而，无论杨立华还是郑开，他们似乎并不满足于此。“中西不可比”，最后演变成“西方比不上中国”。这种中国优越论，在他们的字里行间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如杨立华表示：
在物理主义心灵观真正有效地证明其为真理之前——这在哲学上恐怕是不可能的，庄子的相关思考是值得以最庄重的态度面对的。7
而郑开则说：
参照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论视角，我们越发觉得庄子哲学已然显示出复杂的面向，越来越倾向于心性论、精神哲学和境界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8
从“不可比较”到“无法相比”，这两个判断之间存在着不容逾越的逻辑界限。其实，哲学比较不应该沦为一种哲学竞争，更不应该沦为一种自我优越性的证明。说一种哲学传统不能理解另一种哲学传统，不应当成为停止哲学比较（更准确地说是彼此为鉴）的理由。既然承认哲学（philosophy）是从古希腊传来，既然不反对用“哲学”这个词叙述中国思想、庄子思想，那么，就不存在彼此不能理解的情况，所谓“无法理解”，它的真实含义不过是“无法认同”。即使是像杨立华这样对运用西方或近代哲学能否理解中国哲学、庄子哲学充满疑虑，他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忘记西方或近代哲学的存在。事实上，感觉到中国哲学、庄子哲学独特，必然是在比较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就此而言，哲学地言说中国思想、庄子思想，必然离不开西方哲学的比较视野。比较已经成为当代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一种宿命，在庄子哲学研究上也不例外。
当我们说哲学地言说庄子思想离不开西方哲学的比较视野，很容易被误解为这是在主张要将庄子思想纳入西方哲学的视野。事实上，在庄子哲学研究中，也的确有人那样做。比如，郭勇健的《庄子哲学新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作为项目“现象学视域中的庄子哲学与美学”的最终成果，据作者本人介绍，该书“使用现象学的一些观点对庄子思想加以重构，使之获得现代化，纳入当代学术的语境”。郭勇健当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在台湾，赖锡三《〈庄子〉的跨文化编织：自然·气化·身体》（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9年版）即“尝试将海德格的诗意存有、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本雅明的灵光气韵、伯梅的气氛美学等当代跨文化资源，择取合宜脉络植入《庄子》文脉肌理，形成差异重复的思想接枝试验”。而在海外汉学家当中，这样做的似乎更为常见，比如，福永光司《庄子内篇读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是以存在主义观点解释了《庄子·内篇》的思想精髓。汉斯—格奥尔格·梅勒（Hans-Georg Moeller）与德安博（Paul J.D’Ambrosion）著的《游心之路：〈庄子〉与现代西方哲学》（Genuine pretending:on the philosophy of the Zhuangzi）（郭鼎玮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版）将《庄子》与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流派作比较，阐明《庄子》中的讽刺批判性、身心治疗、幽默的哲学意义。
以西方哲学的一种或几种来解释庄子哲学，与杨立华、郑开那样因为认定中西不兼容而反对以西释中，似乎正好构成分化的两极，但在方法论上其实都可以归为一种“独白”（monologue）式的研究，而与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philosophy）原本内含的“对话”（dialogue）精神相去甚远。在我们看来，能够体现这种“对话”精神的庄子哲学研究，最近的一部新书可以当之无愧，虽然书名没有冠以“庄子哲学研究”，这就是杨国荣教授的《庄子内篇释义》（中华书局2021年版，以下简称《释义》）。
这部书篇幅不大，包括《庄子》原文在内，不到二十万字，它是对内七篇逐篇逐段的疏解。熟悉杨教授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他第一次与《庄子》结缘，早在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曾推出他的《庄子的思想世界——一种哲学的阐释》一书（以下简称《阐释》）。从体例上看，《释义》近于传统的分段注释，而《阐释》则是以问题为导向的一种系统建构。就作者本人而言，《释义》的工作显然是《阐释》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释义》的出版要比《阐释》晚很多。
韩林合曾指出，迄今为止，关于《庄子》一书，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研究路径，其一为分段注释，其二为系统解释。第一种方式主要流行于清代以前，第二种方式主要流行于民国以后。前一种方式往往失于支离，后一种方式则常常失于空疏。
这个观察实有所见。韩林合自己试图探索一条中间道路：按照自己先行确立的解释框架给予《庄子》一书以一系统的哲学解释，同时又力图将这种解释建立在对文本的全面、系统、严谨的解释和分析基础之上。为此，他在《虚己以游世——〈庄子〉哲学研究》一书中采取了这样一种写作方式，即：打破《庄子》原书的形式，将其中所有相关段落重新排列于自己解释系统中的相关部分，并在这样的系统中给其以相应的注释和解释。韩林合自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其实还是属于他所说的第二种方式，只不过他把第二种方式简单地理解为不需要建立在“对文本的全面、系统、严谨的解释和分析基础之上”。正如第一种方式并不必然就陷入支离，假如作者对于庄子哲学已有一种系统的理解。如前所述，杨国荣在《释义》之前已出版《阐释》，换句话说，他是在对《庄子》做过系统哲学阐释之后再来分段注释《庄子》内篇，所以，《释义》从研究路径上看虽然属于韩林合所说的第一种形式，却能避免清代之前《庄子》注释诸书的支离之弊。作者在后记中交代：“本书略人所详、详人所略，主要侧重于《庄子》内篇哲学意蕴的诠释和阐发，而非具体字、词的训释。”9不妨说，在《释义》之前，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一部着眼于哲学的《内篇》分段注释。
所谓着眼于哲学，意思是：关注《庄子》文本中的哲学内容，并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言说。既然学界目前还不存在统一的关于“哲学”的理解，那么，无论是把它理解为人生智慧还是所谓心性论、境界论，抑或形上学、知识论，都无可厚非，《释义》一书最值得表彰的是它“哲学的”言说方式。如前所述，发源于古希腊的哲学（philosophy），一个根本的精神是“对话”（dialogue）。顾名思义，“对话”就不是“独白”，也不是声音及其回声。所以“对话”必然是反思，是批判，是辨证。“哲学地”（philosophical）言说《庄子》，不是代《庄子》宣叙，而是首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解释者，将《庄子》作为对话的对象，作为讨论的文本。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我们所说的这种“哲学”言说方式，下面我们想做一个对比。
我们先来看这样的表达。
通过消解、摆脱种种世用之束缚，敞开了一个“其远而无所至极”的眼界。在这一眼界中，原本习以为常的知见的无根基性被揭示出来。只有破除没有根据的习常之见，才有可能找到通向真知的道路的坚实基础。10
这里只有叙述，甚至连庄子本人的名字都没有出现。作者仿佛庄子再世，用现代汉语将他在几千年前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庄子原有的概念（“真知”）没有得到任何解释，反而增加了一个从海德格尔那里学来的新词“无根基性”，至于何为“无根基性”，同样没有解释。
再来看《释义》的表述。
庄子以“齐物”立论，要求扬弃“以物观之”的视域、超越分化的存在图景，其中蕴含了值得注意的形而上立场。世界本身无疑包含多样的形态，但如果将多样的形态理解为彼此分离的界限，则容易导致分裂的存在图景。存在形态上的界限，常常逻辑地对应着存在视域中的划界，分裂的存在图景与划界的“观”物方式，也总是相互交融，而当界限被理解为存在的主要规定、划界成为把握存在的主要方式时，世界的真实形态便难以呈现。当然，在肯定道通为一、要求超越界限的同时，庄子似乎对存在的相对确定性未能予以充分的注意。对“齐”“通”的强调，使庄子对具体事物自身相对稳定的规定不免有所忽视。当“莛与楹”“厉与西施”都“道通为一”时，大小、美丑之间相通的一面，似乎多少掩蔽了其各自所具有的不同规定，而存在的多样性、差异性，往往也不易获得适当的定位。与之相联系，庄子提出了“不同同之”的主张：“不同同之之谓大。”这里既体现了超越划界的立场，又蕴含着以“同”“一”压倒“多”“异”的可能，它与“德”所确认的个体性原则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从这方面看，庄子之齐物，显然又未真正达到存在的具体统一。11
在以上这段文字中，作者紧扣庄子本人的言说（齐物、以物观之、道通为一、不同同之），对其哲学意涵做了具体而明确的阐发，“分化的存在图景”“划界”“具体统一”，等等，都是哲学表述，它背后有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哲学的支撑，但具备一定哲学常识的读者都能看懂它要表达的意思。
不是说用一套哲学行话对庄子进行“翻译”就叫哲学评论，所谓哲学评论，是指：剥开自然语言的表面揭示其中蕴含的哲学洞见，进而将其置于哲学史的长河中比量参校，指出其所见所蔽。
在上举的这段文字中，杨国荣一方面看出庄子的“齐物”主张包含了值得注意的形而上学立场，即：超越分化的存在图景，以呈现世界的真实形态。这是对庄子有所见的一种肯定。但这种肯定不是以质朴的自然语言表述的，而是用专门的哲学概念表达的，这显示了哲学的素养，更具体地说，显示了对形而上学历史与观念的熟练运用。不止如此，杨国荣同时也看到庄子“齐物”主张的所蔽，那就是：超越划界与个体性原则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张力。能看到这一点，表明杨国荣是站在一个比庄子更高的位置。所谓更高的位置，不是说杨国荣天生比庄子高明，而是说他拥有一种哲学史的高度，他是站在古今中外哲学巨人的肩膀上。
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的比较并不公平，评论性的文字不是《释义》独有的，即以上举那本著作而言，其中不仅有评论，而且也有比较。诸如：
既强调天人之辨，又超越天人之辨，才是真正正确的态度。荀子批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庄子。……在真人与真知的层面上，天与人是不相对立的。12
的确，这是评论，也涉及荀子与庄子的比较。但不是一般的评论，也不是一般的比较，而是对真理的宣谕，是把庄子作为唯一真理而加以维护的一种判教。为什么说是“真正正确的态度”？为什么说是“从根本上误解了”？作者没有论证，只有论断。而所有论断最终都指向一个结论：庄子是唯一正确的。
如果觉得一段不具有代表性，那么我们再看一段。
哲学以真知为目标，那么，何为真知呢？对这个问题的领会，决定了不同的思想方向和路径。在庄子哲学里，何为真知的问题是以否定的方式解答的。……以潜能与现实或与之相类的思路来给出尝试性的回答，并不是庄子的道路。因为，潜能与现实的结构一定会引入某种形态的目的论。如果真知是个体心灵的种种知的形态辩证发展的最终目的，……都是庄子哲学所反对的。13
在这里，作者仅仅指出其他的思路（诸如潜能与现实）是庄子所反对的，却没有（似乎也无意）说明为什么其他的思路是不好的。显然，作者默认：凡是庄子反对的，必然就是不好的。尽管作者也承认，存在与庄子不同的思想方向和路径，但似乎一开始就已经认定，庄子的思想方向和路径是最好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故而作者的主要任务是介绍庄子的思路。
但是，不说明其他思路为什么不如庄子优越，就无法真正凸显庄子的优越，因为所谓优越总是相较而言的。就算站在捍卫庄子的立场，深入了解与探究其他思路也是必不可少的。重复一百遍“庄子多么高明或正确”，并不能让人对庄子哲学的胜义有切实的了解。对庄子哲学胜义的揭示，即便从数量而言，《释义》也大大超过了同题材的其他很多著作。通过《释义》，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庄子哲学进路有如下两个特点。
(1）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释义》指出：
不难注意到，对庄子而言，认识论的进路和本体论的进路是相互统一的，他一开始说“其知有所至矣”，似乎更多地涉及人的认识所达到的境界，然而，这一问题同时又与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联系在一起，亦即和本体论的问题相关联。同样，是非之辨在狭义上本来属于认识论的问题，但庄子却把是非之辩放在本体论的领域来加以讨论，也就是说，存在的图景和对存在的认识彼此互融。总之，在庄子那里，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和本体论问题的讨论总是相互交错，而非彼此分离。这样的进路也许会使认识论本身不能充分展开，但就其拒绝将认识的问题和存在的问题截然分开而言，无疑又不无所见。14
(2）对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重视。《释义》写道：
考察庄子的论证，可以注意到，其整个分析、推论过程的基本特点，在于仅仅限于主体之间的关系，不管是你与我，还是你、我、他，都只涉及讨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亦即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庄子试图在主体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的标准，其前提是：是非之辩不超出主体间关系的论域。……可以注意到，庄子把主体间的关系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并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把主体间关系在认识论中的意义突显出来，这在先秦哲学中是比较独特的，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也有其重要的意义。15
注意到这一点，无疑是很重要的创获。但杨国荣并未因此陷入对庄子这种独特性的盲从，不像有的论者那样把独特性混淆为无与伦比性，而是基于哲学史（尤其是现代哲学的进程）对这一独特性的得失加以检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要请读者原谅，我们不得不再次对《释义》进行大段的征引：
庄子的内在局限在于仅仅囿于主体间关系的视野考虑问题，亦即把是非之辩完全限定在主体间的关系上，如此考察，必然难以找到普遍的是非判断准则。从广义的角度看，认识论固然应关注主体之间的关系，但同样不能忽视主体和客体之维，主体、客体、主体之间这三重关系是认识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基本关系。仅仅执着于客体这一端，将导向机械论或直观的反映论；单纯地局限于主体这一面，则可能走向先验论；同样，仅仅停留于主体间的关系上，也会陷于庄子在这里所讨论的情景：消解普遍的判断准则。合理的进路在于主体、客体、主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最终又应置于实践的层面。庄子在这里所涉及的理论局限，对我们考察、评判现代哲学的某些思考也具有意义。在现代哲学中，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列维纳斯等哲学家，往往比较多地关注主体间或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视野所及，往往未能进一步超越主体间这一狭隘的论域。仅仅限于这样的领域，确实会面临很多的问题，包括普遍准则何以可能等等。相应地，对庄子的批评，也在某种意义上适用于以上现代哲学家。16
可以看到，作者从现代哲学那里借鉴了“主体间关系”这一概念工具用以凸显庄子哲学的睿识。在使用这个工具时，作者并没有陷入那种常见的工具崇拜之中，相反，在以“主体间关系”这一视角界定庄子哲学的特色后，他又基于雄厚的哲学史功底（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的实践观），发现这种“主体间关系”视角的问题，然后回过头来，对“主体间关系”视角大行其道的现代哲学展开反思。整个过程可以描述如下：借鉴西方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获得一种全新的认知，然后基于这种认知的全面评估，反观西方哲学，从而洞见西方哲学之蔽。
杨国荣所做的这种工作，可谓“中西双遣”，尤其是他出入西学而能对西学有所“反哺”。凭借这样的思考，他不仅可以使自身免于“以西释中”“反向格义”的指控，同时，也完美地证明了他一直以来倡导的“学无中西”、“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的论断并非言之无物。
如何哲学地言说《庄子》？杨国荣的《释义》给我们做了一次教科书级的演绎。我们当然无法期盼每个作者都能像杨国荣这样游刃有余地穿梭于中西哲学之间，但无论如何，丢掉“中西不能兼容”的成见，拆除画地为牢的藩篱，试着拿起哲学的概念工具，站在哲学史的山顶上，与古人对话，这才是一个哲学从业者该做的工作。
注释：
1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7页。
2同上书，第53页。
3同上书，第154页。
4郑开：《庄子哲学讲记》，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
5同上书，第231—232页。
6同上书，第232页。
7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第154页。
8郑开：《庄子哲学讲记》，第227页。
9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293页。
10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第83页。
11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第9—10页。
12杨立华：《庄子哲学研究》，第221页。
13同上书，第299页。
14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第73—74页。
15同上书，第105页。
16杨国荣：《庄子内篇释义》，第105—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