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追寻过去的不确定的答案——《天下为学说裂》补言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3期，转自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
摘要：重构提出历史学形形色色问题的不确定的答案，正是目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可深入的方向之一。这要求新的史料观和方法论。新的史料观一方面要求对漫无边际的“史料扩充”抱有警惕，但另一方面相当鼓励在一个全息性的、不分畛域的视界里阅读和讨论各种史料。从方法论来说，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目前最可提倡的方法乃是“捕风”，即捕捉时代的“真趋势”、“真相信”、“真压抑”和“真情态”。
关键词：思想文化史；不确定；史料观；“捕风”；
拙著《天下为学说裂》自2017 年10 月出版以来，收获了不少来自学术界和文化评论界的宝贵意见，实乃一刚起步之史学工作者的幸运。在这些意见里，豆瓣上敏锐的维舟兄有一个评论非常有意思。她说：“你能看到作者的‘答案’，但不清楚他的‘问题’是什么，这随之造成历史认知的差异。”这个评论相当犀利，也提示我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讨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过程里，“问题”和“答案”的关系是什么？
吕思勉曾言：“中国民族之由来，昔人无道及者，此无怪其然也。盖古之人率以其国为天下，又开化较晚之族，其古事，率有邻近之族，为之记载，足资考证，而中国又无之，此民族由来一问题，所以无从发生也。”吕思勉的话告诉我们历史学中的“问题”大概很多时候和社会科学中的“问题”是不同的，尽管吕先生相当认同“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历史学的“问题”经常是：在一个时代里为何没有那样的“问题”提出，而到了时代转折的时候为何那样的“问题”被提出了。比如吕思勉就对“中华民族之由来”这一问题为何被提出做过一番解释：“自世界大通，欧人东来，震于中国立国之古，文化之伟，竞思研究其起原，而中国人亦知本国以外，尚有极大之土地，于是中国民族，究为土著，抑自外来，如其土著，本居国内之何所，如自外来，来自国外之何方？此等问题，相继而起矣。”
这番解释大致说明了历史学中“问题”和“答案”的关系，往往是先有“答案”即那段历史独特的背景、情势和氛围，然后才会冒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而当时的种种问题像中国民族是否“外来”，如何“外来”，今日的讨论大概早已不是为了回应吕思勉征引的曾松友、安特生、卫聚贤、缪凤林、金兆梓等人的具体研究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追溯这段历史很多时候是为了以此为抓手，了解和讨论清末民初思想界的思考背景、面对的情势和思考时的整体氛围。不过这种对百多年前之“答案”的追寻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历史是“一趟过”的，“不可能将人们与过去发生关联的方式定于一尊”。因此重构提出历史学形形色色问题的不确定的答案，正是目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可深入的方向之一。
从史料来说，近年来不少名家都从各个角度提示我们要重审史料，如王汎森就提出了“史料的层次性”问题，罗志田要求看重“史料的形成及其保存和流通的经历”，郑振满则提出：“ 文献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有怎样的制作过程、内容、组织形式和社会控制途径。‘文献’在历史情境之下所包含的层累的历史意义需被剥离，其所涉及的制度、人名、地名、社会关系、传承系统需被一一定位，如此‘文献’将萌生一个‘意义的网络’，这是一种‘厚阅读’的功夫。”
以上诸大家之言，以我个人浅见，说的都是因过去“答案”的不确定而需要新的“史料观”。以往我们常认为历史真相的不可得是因为留存史料不足，其实即使先前的万千史料都留存了下来，我们就能得到或逼近历史真相吗？这也是一种太乐观的想象。这些年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可谓“急剧膨胀”，但这种如海啸般扑面而来的“史料扩充”，一方面当然是带来研究的便利，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或感觉到被海啸淹没其中，而非成为了能驾驭海啸的波塞冬。
具体到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以往有一大致的感觉是，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是在读书人的“全集”或文集中讨生活，因此推进研究似乎常有三条出路，一是寻找“佚文”，使“全集”更全或文集更厚。二是拿借来的“问题意识”去套，找舶来的时髦概念来串联史料，解读文本。三是远离巨型知识分子如胡适、梁启超、钱穆、章太炎等人的全集或文集，一头扎进中等读书人或基层读书人的材料之中，特别注重的是他人不见、自己独见的“孤鸿秘本”。
这三条出路除了第二种外，其实都分享着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史料扩充”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推进的途径，但新的“史料观”大概要求我们调整思路，我们需要注意到全集更“全”，文集更厚的“妨碍”。从一般意义上说，全集“全”，文集厚当然是编者追求的目标，也是研究者的福音。但正如胡适对杨联陞所言：“学生整理先生的文稿，不可贪多而收录未定之稿，或先生自己以为不应存之稿。”
这里的“未定”和“不应存”说明胡适已清晰地看到，自己各种文章的“差异性”和“层次性”一旦被统统收入“全集”，就会泯然一体，个性涤尽，活性荡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集越“全”，越要注意到它在这一向度上的“妨碍”。而要减轻这种“妨碍”与第二点相关，即努力让史料进入“活动状态”。
所谓让史料进入“活动状态”大致是指把史料当做活生生的植物，将其放入原生的“花盆”和“花圃”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读书人的文章从全集、文集或是史料数据库中抽离出来，放到它的手稿形态去探索，放到它最初发表的报刊中去考察，放到它最初收入的书籍和之后陆续收入的书籍中去研究。这并不仅仅是版本目录学意义上的考察，而是我们相信这些手稿、报刊、书籍的原生态和历史感能提供更多的史料讯息。
这些史料讯息是多面相解读文章的有效通道，是使得史料联成一片，打通关节的强大助力，因此在这个以“大数据”为时髦的年代，历史学大概有时要反其道而行之，重新强调通读全书和整部报刊的重要性，重新强调初学者大概不宜“趋排印之易而避读手迹之难”，“趋数据库之易而避读原书之难”或“趋全集之易而避读原报、原刊之难”，应切切实实给自己“找麻烦”，做厚积薄发的笨功夫。
此正如钱穆所言：“每读必从头到尾竟体读之，一书毕，再及他书，有一读者，有再读者，有三四读者，并有三四读以上者… ˇ余之稍知古今学术之门径与流别，胥于此数年树其基。”
在让史料进入“活动状态”的同时，我们还要努力做到史料的“上下联动”。王汎森在其名文《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结尾处曾特别指出：“虽然我在前面谈了这么多，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对于一群又一群思想家们的原典的阅读与阐释，如果把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从近代历史上抽掉，那么，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对于重要思想家的著作进行慎密的阅读，仍然是思考思想史的未来发展时最优先、最严肃的工作。”
从这段话引申开去，王先生为何要在一篇谈“中层的思想文化史”、“私密性史料”、“在地的读书人”的论文里特意谈到重要思想家，此问题正和史料的“上下联动”相关。“民史”的发展让史学家“在教马丁·路德们的时候，不再会不考虑到或涉及马丁·盖尔们”，但另一方面确实“马丁·路德是不可替代的,而马丁·盖尔则是可以替代的”。
以五四运动为例，我们当然需要关注五四大风如何在地方刮过，风起时、风过后，地方的读书人如何反应，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不去读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看似已被读得烂熟、反复征引的文章，相反对他们的思想研求越深，了解越细，就越可能看清和把握地方上的情形。
因为当我们考察地方读书人对形形色色思想的吸收、改写和“使用”时，若对这形形色色的思想本身都没有深入认识，如何可能？这是“上”对于“下”的帮助。同时如果我们能转换研究的主题词，透过地方读书人的眼睛去讨论这些巨型读书人的文章，而不是用“自由主义”、“启蒙先声”等后设逻辑去串联分析，也一定会有和从前不一样的结论，这是“下”对于“上”的反思，因此新的“史料观”一方面要求对漫无边际的“史料扩充”抱有警惕，但另一方面相当鼓励在一个全息性的、不分畛域的视界里阅读和讨论各种史料，无问西东，不分上下。
从方法论来说，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目前最可提倡的方法乃是“捕风”，这一方法已多有学界大家展示其门径和用途，这里综合各家意见，继续申论一二。
第一，如何捕捉历史发展的“真趋势”。解释历史发展的长程趋势大概是所谓“问题”导向最为擅长的。以“专制”一说为例，一百多年前这一概念和国民、国家、群等概念一起，经梁启超等发挥、传播，迅速笼罩史学研究。凭此概念历史学衍生出对秦至清两千年历史的无数“新”问题，并给予了连贯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力看似强大，却并不代表着它对其笼罩下的每段历史都能有贴切的读解，有时在关键处都有所疏失。
像中小学教科书中常说的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为了有利其专制统治，吕思勉就曾针对此说做过清楚的反驳，其中吕先生特别说真趋势乃是“自然之趋势”，乃一种时代之风的顺向推演，而非逆向倒溯：“世谓武帝之崇儒，乃所以便专制，非也。……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皆儒家义也，其便于专制之处安在？后世儒家之尊君抑臣，岂汉武所能逆睹哉？然则汉武之崇儒何也？曰：崇儒乃当时自然之趋势，特文景等皆未及行，至武帝乃行之耳。”
第二，如何捕捉一个时代人们的“真相信”。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关键经常不在研究者相信什么，而是在揭示你研究的对象相信什么。
胡适在谈“历史的眼光”时曾强调：“蒲松龄相信狐仙，那是真相信；他相信鬼，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前生业报，那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妻是休不得的’，那也是真相信；他相信家庭的苦痛除了忍受和念佛以外是没有救济方法的，那也是真相信。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普遍的信仰，都是最可信的历史。”
这种对于研究者或“不相信”，但研究对象之“真相信”的捕捉，大概先要做到喧腾于人口的“于古人处同一境界”。这并不容易，若还要加上基于或回应某个“问题”的研究目的就更难。胡适就直陈：“他（蒲松龄）要是谈遗传，谈心理分析，就算不得那个时代的写生了。”而现今不少历史研究的“问题”好像正来自遗传的问题，来自心理分析的启发。
第三，如何捕捉时代洪流下被裹挟的人们的“真压抑”。时代洪流对人心的压抑无处不在，不要说中国近现代史上那些无所适从、随波逐流之人，即使是那些胸有定见、学有所成者都不能逃离，而且这种压抑当事人一般是不会明确说的，或要到几十年后方有机会表达出来。
1965 年钱穆对杨联陞谈“子学”，涉及到《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评价时就说：“（当时）震于时论梁胡之见，下笔太啰嗦，不敢从扼要处深下砭箴。”这句话让钱穆刚出道时那种对梁启超、胡适既深深揣摩又常思反对，既欲成就己说又恐是非深陷，既想直抒胸臆又得曲笔迂回的复杂心态跃然纸上。这种“真压抑”给无数“震于时论梁胡之见”的作品披上了朦胧难解的薄纱，却又更吸引后来人进入其中，条分缕析，各自玩味。
第四，如何捕捉人物和时代的“真情态”。历史学除了“时空序列”的真实外，亦有情境、情态的真实，而此种真实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呈现于文字的与作者内心所关注的，读者所接受到的，他们所共同面对的很多时候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经常要面对的是：如何通过“无”来呈现“有”，如何把握惯性来推断日常，如何经由片言只语来感受其欲说还休，如何观察蛛丝马迹来印证密密麻麻。这种捕捉大概与科学离得较远，而与艺术走得较近，宗白华曾以王昌龄的《初日》诗和德国画家门采尔的油画为例给予了我们跨学科的提示：
“诗里并没有直接描绘这金闺少女（除非云发二字暗示着），然而一切的美是归于这看不见的少女的。这是多么艳丽的一幅油画呀……我想起德国近代大画家门采尔的一幅油画，那画上也是灿烂的晨光从窗口撞进了一间卧室，乳白的光辉漫漫在长垂的纱幕上，随着落上地板，又返跳进入穿衣镜，又从镜里跳出来，抚摸着椅背，我们感到晨风清凉，朝日温煦。室里的主人是在画面上看不见的，她可能是在屋角的床上坐着（这晨风沁人，怎能还睡？）。”
总之，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目前还远没有到提“问题”的时候，而处在追寻过去的不确定的“答案”的阶段。这种对过去的“不确定”的追寻除了表现为史料观、方法论外，更表达着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表达着研究者对于过去的人和事的敬畏、尊重与理解，另一方面展示着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自有其理”。
有朋友提醒我在观察思想革命、文化运动这样的历史之表层波澜时，也要多看看社会、经济等历史的“河床”部分，对此提醒我当然觉得有其道理。但另一方面，我恰恰觉得这个意见大概把历史的“河床”看得太过固化了一些，把“河床”与波澜的关系看得简单了一些。近现代中国的一面是各种实际行动源自于繁繁思想和纷纷舆论，一面是发生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和经济变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繁繁思想和纷纷舆论就一定扎根于社会变动、经济变动的“河床”。很多时候其实是“交互激荡”，甚至是相反。比如有学者就发现清末十年朝廷施政方针实“视舆论为转移”，“办事者政府，而使之办此事之原动力，实舆论也……所办之事，有一出于政府中人自己之意思者乎？设学校也，办实业也，造铁路也，驯至预备立宪也，何一非当时舆论所目为应行之事，而政府乃迫不得已，从而行之者”。
此种“舆论”真的生成于社会变动、经济变动的“河床”吗？无从证实，亦无从证伪。但可以看得清楚的是思想催生“舆论”，舆论则在制造虚幻的“河床”和产生超乎原本预期的“河床”。以清末练兵为例，“作战之事若能仔细考虑，直虑到开战之时，则自有种种之问题相连带而起，断无如清末之一切不提，而可先张皇言练三十六镇者……今日之军阀，非即前清末造之军人乎？前清末造之军人，非因清末之练兵，而后为军人耶？清末之练兵，非因当时朝野主张练兵之人甚多，然后获行之而无阻者乎”？
这一串问题讲的是由“欲强国则练兵”之简单思想出发，鼓噪舆论，进而在人心中产生普遍幻象，最终咽其恶果的诡异故事，又直现了受舆论之鼓动、遭有事又生非之妄灾的时人的巨大苦痛，所谓历史教训大概正在于此吧。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