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知识付费节目：知识下行与精神开放
作者：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转自中国知网
现在我们讲的知识付费节目，基本上指的是通过网络平台播放、收取费用的知识节目。因为涉及网络媒介，就要对网络媒介有个基本认可度。
媒介发展推动知识传播
无论是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来看，出版媒介的发展都是一件好事。晚清至民初的媒介发展，是推动文学转型和教育转型的重要因素。单从文学转型的角度看，鲁迅和沈从文是两个典型。文学家鲁迅的诞生，外在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白话文的提倡；二是报纸刊物的出版。鲁迅在晚清时期主张文学救治国民性，但他的理想没有实现，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出版媒介的有力支持。后来经过钱玄同的劝说，以及《新青年》杂志的吸引，他重新开始创作。第一篇作品就是在《新青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之后《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多篇小说、杂感以及少量的白话新诗。可以这么说，没有《新青年》这样的刊物，文学家鲁迅恐怕难以诞生。沈从文在北京考不上大学，无以谋生，就开始写作。陆续有习作发表，依靠稿费逐步站稳了脚跟。他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创作，作品不断在报刊发表，声名日隆。他还与丁玲等人创办文学刊物以宣扬自己的文学主张。尽管他与上海出版商之间闹得很不愉快，但他还是在上海最火热的出版时代成为了文坛大家。可见文学的现代转型与媒介的现代发展密不可分。
另外，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让知识传播变得更加容易。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印刷技术的发明以及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图书的出版以及知识的传播，从而为文艺复兴的出现准备了物质基础以及知识储备。18世纪中叶，带动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的出版，也得益于印刷技术的发展。这么大部头的作品，如果没有先进的印刷技术，是不可能这么快完成出版的。恩格斯曾经高度评价印刷技术：“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1]20世纪互联网的出现与推广，更是让世界进入了“知识爆炸”的时代。媒介的发展，让知识传播往下走，不断下行，不断扩大，从上层往下层走，从国内往国外行。现代化的过程，也可看作媒介不断发展、知识不断下行的过程。而知识不断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精神不断开放的过程。
多样化的付费形式
知识节目付费是否合理？核心是要不要付费、谁来付费。笔者认为，知识节目付费是合理的，至于谁来付费可以讨论。个人知识转化为知识节目，需要成本。成本谁来付？有人可能会说集体或者国家负担。确实有些知识节目的费用是大学这样的机构在支付，比如大学录制慕课课程，往往是大学自己投资，一部分支付给超星公司这样的制作公司，一部分支付给讲课教师，上线后成为免费知识节目。但是，这种投资是有限的。而且，大学制作慕课课程，目的也不是单纯要制作一些免费知识节目，而是为了获得教育部的网络精品平台课程称号，因为在学科评估中，这个平台课程也许能加分。慕课课程的受众预设还是大学生或者有能力、有兴趣学习这些课程的人士。而社会对各类知识的需求是丰富多样的。有限投资与大众需求的丰富性相比，远远不够。因此，如果有公司愿意先制作知识节目，让有需要的人付费购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例如，笔者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三四个小伙伴端午节那天到一个小镇上去玩。这个小镇是隔壁县的。大家从早晨开始步行，走了大约三十里才到那个镇。买了几个包子吃了，就去新华书店，只为了买那几本连环画，其中有一本就是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现在的小孩如果想要提高英语水平，只需要在一个付费平台听各种原版的英语节目即可。对于一个有点求知欲的人来说，他会节省一些费用来获取知识。如果我们有最简便的方式获取知识，即使付一些费用又有何不可呢？因此，从获取知识的角度看，知识节目付费是可行的。当然如果有机构能提供免费的节目，那更好。但是能否持续下去，能否保证节目的质量又是一个问题。
其次，知识的创造者享有知识产权，知识的传播者也需要有报酬。从历史来看，获取知识，尤其是获取高深的知识或者独特的知识，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需要付费。人类历史上传授知识和获取知识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师徒式。模式是1对1，即1个徒弟面对1个师傅。方式是在实践中学习，边实践边学习。费用由徒弟支付，或者由徒弟的劳动折合成费用支付。第二种是学校教育式。模式是1对多，即1个学生要向多名老师学习。方式是先学习知识，然后去运用，也有实习的，比如医学院的学生。费用由国家支付或学生自己负担。在中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生的学费由国家负担；大学教育是由国家和学生共同支付费用，大学生支付的是一小部分。第三种是网络知识节目付费式。模式是1对无限多。在网络平台，知识节目的大量存在，使得1个学生可能选择无限多的老师。与学校教育相比，学校教育的老师明确固定，但网络知识付费节目的教师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些网络知识付费节目的讲课教师来自不同学校或者部门。这样的教育，由学生支付费用。
我并不是说非收费不可，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我想免费知识节目时代在不久的将来会到来。但是在现有阶段，不妨多渠道发展。一是免费的，通过官方机构制作的一些知识节目可以免费开放；二是收费的，通过企业制作的一些知识节目收取适当费用。这样能丰富知识节目的多样性，同时也能提升知识节目的质量。毕竟，要想获得好的评价以及收益，还是要靠知识节目本身的质量。
提高付费内容的质量
知识节目既然需要付费，就尽可能是优质的知识节目。那么，什么样的知识付费节目才是优质的节目呢？知识付费节目一般是企业在制作。虽然不能排除有些企业确实有人文关怀与服务公众的意识，但整体而言，利益驱动仍然是最大的动力。因此，为了获得利润，知识付费节目有可能走向庸俗、低下、滥情等极端。不过，有时为了获得持久的利润，也会将节目制作得很好。作为大学教师，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如果参与到知识付费节目的制作，有责任将节目做成优质的节目。
首先，注重知识付费节目内容的原创性。通过网络的各种搜索引擎可以搜到很多信息，这些信息中有些也可称为知识。这些知识是世界共享的，比如某些地理知识，某些植物知识，等等。而我们参与知识付费节目，就要注重节目内容的原创性。我们理解原创性，可以稍微宽泛一点。以前只有在大学课堂讲授的内容，现在转换为知识付费节目的内容，算不算原创性呢？只要在大学课堂讲授的内容本身是原创性的，我们不妨视之为原创性的。教师在大学课堂讲课，确实有一种原创性的重复，不过每一次听讲的学生不同，有些重复也是允许的。当然，知识付费节目内容本身需要是新鲜的，原创的就更好。就笔者参与的《文学与人生》课程为例，每节课的内容都是根据课程目标设置的。有很多篇目是以前没有讲授过的，比如杨绛的《我们仨》、马原的《牛鬼蛇神》、张洁的《方舟》等。有些是以前大学课程里讲过的，但是内容的设置根据新的课程重新设计，比如吴组缃的《菉竹山房》，侧重揭露礼教对爱情的压制，但又注重二姑姑的爱情悲剧到叙事者“我”的爱情成功之间的社会变化。傅雷的《傅雷家书》放在人生课中，我的设计是侧重讲怎样做好一个现代父亲。现代怎样做父亲的问题，鲁迅先生就曾经写过文章，大意是要做父亲的肩扛住黑暗的闸门，放子女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而傅雷的家书则体现了一个父亲是怎么样成为子女们朋友式的父亲的。这一点对我们当下做父母的都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其次，注重知识付费节目的生动性。生动性很容易与娱乐性混淆。古代就有寓教于乐的说法，这里的“乐”是快乐的意思，但也有娱乐的意思。娱乐一词带有一些负面意思，比如庸俗。人的活动，在谋生、发展之中如果能包含快乐，那是最好的事情。如果教育者自身能享受快乐，又能让受教育者在快乐中接受教育，那就是最完美的教育。尤其对受教育者来说，在教育中享受的快乐，将成为持续学习的动力源泉。小学和初中阶段的课堂教学会掺入很多让学生参与到教学环节的活动，实在是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快乐指数。高中阶段会逐渐减少，但并不是不重要。到了大学阶段，也要让学生感受快乐。或者是教师讲述的生动给予巨大的吸引力，或者是借助于视频、音频等技术手段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愉悦，或者是讨论激发出思维与辩论的兴趣。这些都能增加大学课堂的生动性。知识付费节目，因为时间有限制，不能离开主题而增加生动的内容，避免节目为娱乐而娱乐。我在设计“文学与人生”课程时，考虑到每节课时间短，就以引用原文的精彩段落来增加讲课的生动性，比如，讲萧红的《呼兰河传》，就朗读其中描写“大花园”的段落；讲吴组缃的《菉竹山房》，就朗读二姑姑窥房的场景。这样的引用，既能切中讲课的主题，又能增加讲课的生动性。
另外，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知识付费节目只是学校教育的补充，不能取代学校教育。知识付费节目做得再好，也仅仅是教育的补充。第一，知识付费节目给人的知识是零碎的，大学教育是有系统、有层次的。大学的课程经过一代一代的专家研究，已经体系化。就拿大学中文系课程设置来说，是根据培养目标设置了课程体系：语言类课程与文学类课程并重，语言类课程包括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文学类课程有文学经典导读、文学作品分析以及文学史课程。这些课程有阶梯性：大一以文学经典导读与文学作品的分析为主；大二课程的难度逐步增加；大三就开始学习选修课程，这样就更专业化了。它的完整性、系统性是知识付费节目达不到的。第二，知识付费节目的学习者往往出于现实需要来学习，缺乏长远考虑。大学教育当然要考虑现实社会的需要，但同时不缺乏未来性。比如，中文系本科课程里有许多古代汉语方面的课程，这些课程在学习的时候，用处并不是很大。但是毕业之后如果从事语文教育以及出版、编辑等方面的工作，就非常实用。第三，面对面的课堂教育当中有更丰富的内容，比如说形象、眼神、手势。更重要的是，人格教育在知识付费节目、音频节目中学不到的。因此，知识付费节目只是在我们学习方式多元化中的一个方式，并且不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主要方式，主要方式还是学校教育。
注释：
[1]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7页。
本文编辑：陈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