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助产“主义时代”:《中国青年》的定位、推广与阅读(1923—1927)
作者：瞿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6期，转自中国知网。
摘要：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刊物，从1923年到1927年的《中国青年》既是中共革命推进和壮大过程中的标志性宣传品，也是中国社会从“新文化时代”进入“主义时代”的重要推手。在这样的视域下，《中国青年》的定位、推广与阅读都值得进行更加细致的审视，以探究中共党、团中央机关刊物的政治性定位以及在此定位下推行的政治动员，其推广于全国的方式、过程和效果，其在组织内外阅读的开展、机制与反应等一系列问题。在厘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或能看出中共“善于宣传”的原因与动力，进而更准确地呈现1927年前后中共革命在宣传模式上的延续与差异。
关键词：《中国青年》；定位；推广；阅读；“主义时代”
关于1923年至1927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下非特别说明，均简称“团”(1))的“机关报”——《中国青年》，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就笔者有限阅读范围所见，有若干篇学位论文专门以其为研究对象，还有若干论文发表(2)。另外，王汎森、王奇生、姜涛、程凯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对笔者启发甚大，但总体而言推进余地也不少。
在史料方面，《中国青年》七册汇刊本于1966年影印出版(3)。这是研究者的便利条件，但也会造成一定阻滞，因为汇刊影印本的存在，常常让研究者觉得读《中国青年》本身已经足够，缺少另辟史料来源的内在动力，一些与《中国青年》关系密切的史料如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的“群团文件”就鲜见使用(4)。
在研究思路方面，既有成果常用相似方式处理《中国青年》《新青年》《少年中国》《东方杂志》等刊物，即依顺序论述刊物缘起、出版发行、作者群体、文章意涵、刊物影响等。这种研究方式对把握刊物整体面貌有一定帮助，但也带来两个隐患。一个隐患是“文字化”处理史料。因史料不足，刊物文字成为重要研究对象本无可厚非，但研究者在处理刊物文字时，一定要考虑到它永远在“进行时”里，经常是未定型的、处于变化中的。办刊特别是主办《中国青年》这样的刊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研究者既需要关注刊物文字，也要揭示出文字的前后左右，尤其是文字后面的人及其行动。(5)另一个隐患是把《中国青年》与其他刊物简单类同，多少忽略了它是一个中共党、团组织逐步趋向严密化进程中的政治刊物，而不是一个同人论政刊物或商业性刊物。《中国青年》与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紧密联系尽管是不争的事实，但二者的“紧密联系”并非不言自明，而是需要更加细密和更多维度的论证，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正因为《中国青年》是团中央机关刊物，所以围绕它的选稿、发行、宣传、使用、阅读、影响等都有史料留存。其中，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的“群团文件”使得《中国青年》有自己的“纳沙泰尔图书馆”(6)。正如有学者提醒指出，这批史料不宜按照地域来孤立地使用，即把这些文件仅仅用来研究地方革命史(7)。笔者认为，这些相关史料应该在整体的历史视野内，利用它们来审视中央机关刊物如何进行政治动员、如何向全国推广、读者怎样去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第二，《中国青年》《向导》等党、团书报正是中共“善于宣传”的主要载体与主要表现。这一特点既体现在中共初兴的20年代，也体现在中共日后的发展历史进程中。目前一些研究成果评判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颇类似于另一些研究对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判断，常因结果的一时“不如人意”而看轻既有的巨大努力，常因短期“失败”而忽视长程“成功”。这样的“看轻”和“忽视”令一些有关30年代都市革命的研究常常误把“非新”当作“新”，把“不太成功”当作“非常成功”，从而切断了中共革命过程中一些本该以长程眼光来考察的重要问题。
一
从1920年8月起，团的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逐步成立。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在近一年时间里，全国有18个城市建立地方团组织。由于其时团中央没有正式成立，自然谈不上团中央机关报的出版。不过，事实上的团中央机关报已经出现。1922年1月，北京地方团创办《先驱》，出版三期后被北京政府禁止。4月，中共中央局决定由上海地方团代理临时团中央局职权，施存统任代理书记，《先驱》移至上海，由临时团中央局出版(8)。当期《先驱》第5号发表《今后中国的青年应当怎样的运动》一文，认为此前的青年运动存在忽略政治、误听零碎解决、迷信绝对自由等三大问题，为解决问题，今后青年运动的第一步是“组织”，“由种种的小组织起来进而为地方的，全国的大组织”，在组织过程中“把共产主义尽力地去宣传，以求主义的普遍”(9)。这一愿景已较为清楚地阐明了《先驱》作为事实上的团中央机关报的定位和功用。
1922年5月，团一大在广州举行，正式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的章程明确由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机关报(10)。机关报的职责是当国内外发生重大问题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须详细分析，议决应对办法和宣传方针，通知团全国各机关一律执行，进而组织演说、集会、印刷出版物，在必要时组织大示威(11)。及至6月，《先驱》宣传的内容和目标更加细化：“对于半封建的武人势力，绝对的取攻击态度，对于小资产阶级(主要要素为商人，厂主等)取激刺他们继续民主革命，不要在现状下梦想和平，梦想妥协，梦想废督，裁兵(的)可能，梦想建设好政府(的)可能。”(12)
团中央机关报的组织方法和宣传目标虽然得到明确，但其落实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一年多后即1923年6月，施存统撰写长文谈“本团的问题”，批评《先驱》几乎成了“不三不四莫名其妙的出版品”。这一严重的批评具体指向三个方面。首先是《先驱》的内容办得“太无精神”，不讨论实际问题，不注重青年工人，没有实际的统计和记载(13)。其次是发行不畅。这一方面源于外部压力，因为刊物的政治色彩，它在好多地方无法发行，经常被扣留禁发。另一方面源于内部运作。1922年7月，团中央发通告，要求必须使《先驱》“深深印入大多数青年脑中”，各地方团需委派人员推销《先驱》。识字团员除每人必须订阅一份外，至少代销两份，同时要在各地方团的机关报及“与我们表同情之出版物”上多登广告，广为介绍(14)。可是，以上目标大多没有落实，具体表现在《先驱》的报费收支上。《先驱》出版19期，收到报费30余元，赔了800余元。主要原因是不少团员认为阅读本团刊物是不应该出钱的，地方团也多不肯认真督促，觉得区区几枚铜元不好意思去收(15)。最后是供稿不勤。团中央要求各地方团通信员每月通信一次以作为《先驱》稿源，地方普通团员也要积极为《先驱》写稿(16)。但事实上，自《先驱》创办后，除衡州、太原、上海发过一次通信外，其他地方并无任何响应。团中央催促各地投稿的正式通告发了两次，但不应者如故。(17)
考虑到上述问题，施存统认为团中央今后应办两种出版品，其中一种为周刊，完全对外公开，成为“日常奋斗的指导机关”(18)。也有人指出：“应当办一不误期的煽动的与实际生活相关联的定期刊物，这种刊物要使他发行得宜，行销普遍。”(19)
1923年8月，团二大召开，此时《先驱》已经停刊(20)。在二大的决议案中，《先驱》的表现成为第一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涣散、不能切实执行职务的一个案例(21)。这种批评除了源自前述《先驱》自身的种种问题，也源自党、团关系的复杂性。相较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更。邓中夏、刘仁静成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施存统因病向大会辞职。施存统辞职除了健康原因，还因他存在使团“独立”的倾向。1923年6月，邓中夏在给施存统的信中即说：“闻兄在京有S.Y.向共产党宣告独立的主张，是何异封建督军向中央政府宣告独立一样，谬误荒唐，莫此为甚，望兄力改之。”此信公开发表在《先驱》，不啻为党组织对团领导人的明确警告和表现论定，而施存统在回信中似仍不以为然。(22)
1923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合组成教育宣传委员会，规定在宣传上和“政治上的指导直隶于C.P.中央，并对之负责”(23)。同月，《中国青年》正式创办，成为新的团机关报。恽代英、林育南任主编，二人都是第二届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团中央局成员；团的新领导人邓中夏、刘仁静也深度参与《中国青年》运作，为其大量写稿。这四人组成《中国青年》初创时的基本班底。(24)新班底组成后，《中国青年》的宣传目标相较《先驱》，既有延续的部分如学生团员工作仍为重头，又有一些变化特别是增加了与青年工人相关的内容。这既与邓中夏历来的工作重点有关(25)，也来自国际少共的影响。《中国青年》日后宣传的基本思路和举措，则体现在团二大的各项决议案中，基本思路可概括为：实施革命教育，防止青年受旧宗教、旧道德、和平主义、狭义爱国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恶化与传染；向青年宣传以改善目前状况为起点，如宣传青年工人和学徒的苦况、学生在学校内所受的不良教育；进而引导他们改造社会，学习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各种宣传举措大致可归纳如下。(1)反对英美的武力干涉、财政共管与铁路共管，激烈反对英美外交举措如片马问题、威海卫问题，对于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等势力特别注意攻击。(2)对封建旧道德和旧习惯痛加攻击，进行新文化的宣传。(3)推动青年参与罢工、募捐、示威活动，矫正学生只读书不问社会的心理，使他们参与平民学校、演讲团等活动。(4)排斥坏教员，改良学校不良制度，提倡学生自治。(5)攻击提倡个人主义的竞赛运动，攻击在基督教会及其学校领导下的种种体育运动。(6)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通俗地宣传共产主义基本原理。(7)介绍其他殖民地被侵略的状况和当地革命运动的情形。(8)介绍唯物主义学说，编译革命文艺。(26)
以上以条条框框形式出现的思路和举措，组织中人会有形式化的理解，但未必能运用自如，也未必能深入贯彻，这就需要《中国青年》将条条框框具象化、情境化，以推动宣传。恽代英就立足学生团员，谈假期中要做的事。在这一具体情境中，恽代英号召学生看报、读杂志，但不是随便一读、泛览无归，而是要把“一些常听说的事情，弄一个清楚的观念”，比如什么是“金佛朗案”？什么是“粤海关事件”？直系究竟有多大的势力？国民党改组现在是什么状况？究竟联省自治是否适用于中国？何以许多人说中国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为什么一些人反对基督教？中国究竟为什么负了那么多的内外债？负债的数目究竟有多少？土耳其复兴的情形怎样？德国赔偿问题现在怎样？何以英国、美国现在待中国比日本待中国还凶恶？究竟俄国内部现在是什么样子？“国际联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27)可见，《中国青年》依托日常生活开展政治动员，努力在读者的脑海中设定基本的思考方向，然后将文字背后党、团的宣传思路和具体举措传讯给他们。
在传讯基本思路和具体举措的同时，《中国青年》也要向组织内外的青年展示哪些具体党派和人物是需要迎击和进攻的对象。1923年11月，邓中夏撰文谈如何打倒张君劢、梁漱溟的“东方混乱思想”(28)。到11月底，他更明确了“东方文化派”这一概念。在此概念统摄下，邓中夏将梁启超等人归为一系、梁漱溟为一系、章士钊为一系，认为三系各有不同，但都有“进攻的必要”。1924年1月，邓中夏发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集大成地提出要对国内诸种反动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如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迪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29)
上述党派和人物成为被迎击和进攻的目标，具有当时思想界科玄论战以及希望联合胡适一派的背景(30)，但他们在《中国青年》里屡屡出现，更多是出于党、团的宣传需要。因此，他们就不止出现在《中国青年》，也会出现在《中国青年》作者于其他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里，像恽代英在《少年中国》发表的文章就明确批评梁漱溟(31)。在《新建设》《学生杂志》《民国日报·觉悟》《民国日报·评论之评论》《青年工人》等报刊上，恽代英、邓中夏等人也发表了大量具有针对性的批评文章。
《中国青年》的稿件除编辑部成员依据宣传思路和宣传计划亲自撰写外，也依靠向各地方团的组稿和各地方团的来稿。随着团中央对各地方团整合力的加强和各地方团自身力量的扩张，《中国青年》收到、发表的各地稿件相较《先驱》时代多了不少。1925年3月，团武昌地委报告他们正在组织“编辑处”，由专人负责编辑地方团刊物的文章和团员撰写的论文以投稿《中国青年》(32)。5月，在武昌的林育南又致信团中央报告当地的青年联合会成立，《民国日报》已经报道，希望《中国青年》能进一步扩大影响，登载青年联合会的成立宣言和组织大纲(33)。当然，《中国青年》的组稿也仍有被拒绝的情况。1926年2月，张家口地方团被要求来稿登《中国青年》，当地领导人认为其自办刊物《西北向导》不久将出版，无暇供给(34)。
在这内外联动、多管齐下的政治动员过程中，各地方团的宣传工作也越来越紧密地跟随团中央与《中国青年》。1924年6月，团湖南区委在教育宣传工作计划中就强调要做“立于唯物史观上面之文化运动”，反对东方文化派，反对宗法社会的旧教义，反对基督教教义及其组织(35)。8月，团重庆地委发现当地梁漱溟的信徒颇多，在与他们的辩论中，团的言论多被骂为“浅薄”。团重庆地委由此认为这不是重庆一地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希望团中央在《中国青年》上展开切实讨论和批评。(36)
上述《中国青年》带有强烈政治性的办刊方式，当然会招致一些批评。1925年4月，团济南地委就认为《中国青年》政治色彩太甚，不切青年实际利益，较空洞(37)。5月，团九江特支提出，《中国青年》较少关注青年的切身问题，多半做主义的介绍，希望《中国青年》能多载一般青年的写实生活(38)。
对于这些批评，《中国青年》做过一些正面或侧面的回应。如编辑部会直接表示，要使《中国青年》的内容更接近一般青年群众，“不仅是一部分比较进步的青年”(39)。当保定有学生(实际就是团员)询问邓中夏，何以《中国青年》对恋爱自由问题一点都不表示？邓中夏回答道：“这并不是我们忽略了。若照我们的主张，恐怕是现实社会里所不适用，而且人家怕会要大惊小怪罢。若照时下最流行的主张，用不着我们再多饶舌。”(40)
因此，各地方团对《中国青年》的一些批评，后世研究者不必直接拿来作为其刊物质量高低的论证，也不可仅仅以“泛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小布尔乔亚”式的、“人间漫游者”式的“左翼知识分子”眼光来考察《中国青年》的编者、作者与读者。《中国青年》在左翼报刊的光谱中，属于除《党报》《团刊》外最深色的部分(41)。所以，《中国青年》在办刊方式上与一般左翼报刊不同，它的来稿、来信、编排等渐渐褪去其他左翼报刊强弱不等的“小布尔乔亚”色彩，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严密的组织性和越来越鲜明的运作性。要认识其组织性和运作性有两条进路。一条是熟悉《中国青年》的主要编辑和作者的笔名、化名，不至于认为登载其上的头条文章与重要文章为不相干人士所写。另一条是厘清《中国青年》的投稿者和来信者为谁及其与中共党、团之间的关系。研究者的分析不应局限在文章、信件里写了什么，而是要追索这些人为什么要给《中国青年》投稿、写信，为什么会同时给《向导》《中国青年》投稿、写信，如此方不至于简单判定“读者投稿”是随机性的，“读者来信”的背后无深意蕴藏。(42)
只有进行以上研究工作，才能理解《中国青年》会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组织之外的影响力，会说《中国青年》“是为中国的一般青年服务”(43)，但这仍还是表面文字而已。它更关注的是组织中人，是努力让组织中人“时刻不要离开本党与团的机关报”(44)，进而令组织中人在经过规训后，通过《中国青年》上登载的文章来明确目前和今后中央所欲何事、所为何事。
了解《中国青年》自身的政治运作后，作为政治动员媒介的《中国青年》也需要从对手方来考察。20年代，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地方的《中国青年》，受众日多，影响渐大，但也始终在其他各种主义报刊的包围之中。至少在党、团眼中，就有封建势力、帝国主义势力、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派和梁漱溟派等对手的存在。因此，各方的政治竞争是持续的，中共党、团的政治动员也是在不断竞争中得到推动的。1923年，团组织在四川成都、重庆、泸州等处兴起，其所面对的至少有“军政阀普通之阻碍”“孙派民党之扒手”“安派小子之跳梁”等。之后数年，无政府主义派在四川仍然颇盛，还有以川人为中坚力量的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孙文主义学会派)。(45)相较四川，在天津更多的是国家主义派势力与中共党、团的竞争。1925年8月，天津仅南开中学一校销售《醒狮周报》每期百份有余，《中国青年》的销数与之“天地相差”，遂使当地团组织意识到“势必进攻，攻破彼反动的宣传不可！”(46)在江西和四川情况近似，各种政治力量均有活动。1926年11月，据团南昌地委调查，当地除《中国青年》《江西青年》《一师校刊》《新浮梁》《吉光》《吉州学生》《黎明》等革命刊物外，与之并存竞争的报刊亦不少，且销量不低。如《中国青年》的月销量约900份，《江西青年》《一师校刊》《新浮梁》的月销量均为1000份左右，《吉光》的月销量为500份。而无政府主义派的刊物《自由人》月销量也能达到1000多份，被中共党、团视之为“反动”的《新民报》《正义报》《和平日报》等更都能达到月销2000份以上。(47)
不过对手方的“包围”除了意味着挑战，也提供了由“同时性关系密切事物”来深入理解《中国青年》的可能性(48)。以上文提及的《醒狮周报》为例，学界多讨论《中国青年》与《醒狮周报》的论战，而较少注意所谓《醒狮周报》实非单一刊物，而是一个同时性刊物的集合体。除醒狮周报社，至少还要加上社会评论社、孤军社、独立青年杂志社和爱国青年社(49)。这些社团及其主办报刊的立场虽不完全一致，但作为《中国青年》的对手方则相当一致。因此，只有在与它们的错综互动中方能进一步看清《中国青年》是如何进行政治动员的。
比如1925年1月，宁波地方人士董贞柯在《四明报·四明副刊》上发表《共产主义质疑》。这本是一篇地方报纸上的文章，照常理说争论一般会囿于地方。但宁波地方团领导人华岗(少峰)没有将反驳文章发表在当地报刊上，而是通过从宁波向上海的投稿，在《中国青年》发表。这背后无疑有团中央借此题目发挥的考虑。因为在第73期的文章里，团与宁波的新国家主义派的争论已经开始，恽代英撰写的《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一文证明团中央已注意到《四明副刊》后面的党派背景，并准备开展大的行动。(50)到第76期，与华岗文章一起刊登的是恽代英所写的另一篇文章——《评醒狮派》。这是党、团中央对各种国家主义派统一定调的声音，足见发表华岗的文章是《中国青年》编辑者引入地方上之争论并将之放到全国政治斗争舞台，以集束的多篇文章引发更大关注的宣传策略。之后，董贞柯的回应文章发表在宁波地方上的另一本刊物——《爱国青年》，华岗的第二次驳文则发表在第83期的《中国青年》上。因此，要理解《中国青年》的政治动员，仅靠自己发表的“论战”文字和单一对手方的“论战”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在多方的“你来我往”中，才能理解各方的作者意图，定位不同报刊的实际位置，厘清“论战”的台前幕后，进而看出《中国青年》辐射全国的政治眼光和对各类反对派的政治斗争方式。
上文初步厘清了《中国青年》如何出现、基本的办刊方针、整体思路与具体举措等问题，也在多个对手方的交叉视野里，深入认识了20年代的《中国青年》在多党竞逐局面下的宣传策略与宣传方式，但这仍只是它的一部分面相而已，以“推广周知”为视角和以“读者阅读”为视角的《中国青年》依然有待讨论。
二
以“推广周知”为视角考察《中国青年》，目前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厘清。第一个问题是哪个商家、哪些生意与《中国青年》相联系？第二个问题是《中国青年》如何让人们尤其是组织内外的青年知道？最后一个问题是《中国青年》如何散布各地并让人们能够拿到和读到？
从第一个问题说，历史事实从来不是单一事实，而是聚象事实(mass-facts)(51)。研究《中国青年》，除了刊物的文字以及中共党、团组织的变迁和运作，同样重要的还有商家——上海书店的变迁和运作(52)。上海书店开业于1923年11月，自此到1926年底，它是中共党、团书报的印刷发行中心。具体而言，上海书店之于《中国青年》的重要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青年》无论是销量的扩张还是影响的扩张，都必须放在上海书店发行销售近30种出版物的整体状况中加以考察(见下表)。
近30种上海书店的出版物汇合在一起形成规模效应，提升了它们各自的影响力和总体的影响力，这表现在其中不少出版物在市场上的销路相当不错。如《中国共产党五年来之政治主张》一书初版即卖到1万份(53)。《反对基督教运动》一书于1924年12月初版，1925年1月再版，9月出第8版。《将来之妇女》一书以社会主义眼光讨论妇女问题，1925年4月初版，1926年8月出第11版。蒋光赤的诗集《新梦》1925年1月初版，5月即再版。《马克思主义浅说》一书分“资本”“资本主义之发展”“阶级争斗”“帝国主义”四节，附有“名词解释”和“待答问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最浅近而概括的书”，1925年3月初版，1926年1月已至第9版。《孙中山先生遗言》一书1925年3月初版，1926年10月出第5版。
这些出版物的畅销使发行印刷机构——上海书店变得有名起来，也会让上海书店运营的《中国青年》变得有名起来，而《中国青年》的影响提升又继续打开了上海书店其他出版物的销路。比如，上海书店出版的一部分书籍便直接以“中国青年社丛书”的名义出现。1925年，《中国青年》第76期预告“要供给一般青年最廉价而合用的书籍，以便于比较有系统的研究”，上海书店决定刊行“中国青年社丛书”(54)。《中国青年》第93—94期合刊还着重介绍了一套以中国青年社名义印行的书——《青年平民读本》，此书共四册，“能适合平民生活，且可引起一般农工平民对于自己利益的觉悟，远非坊间各平民教育用书所可比”(55)。《中国青年》的广告推动《青年平民读本》获得积极反响，第二册1925年9月初版，1926年7月已达第11版。团济南地委除购买数百册上海书店出版的《青年平民读本》，还向团中央要求直接翻印5000册；团湖南区委也翻印过整套书(56)。
进一步说，《中国青年》和上海书店的互相成就不止于彼此的介绍和联动，它们紧密捆绑，在捆绑中出现了不少细致的推广办法，如购买“中国青年社丛书”，上海书店就有特别规定：“凡青年团体购买此项丛书，在五册以上的，由本社转交上海书店，可特别按照合购一百册之价计算，以示优待。例如《唯物史观》每册只收五分，《马克思主义浅说》每册只收六分，从前出版的《反对基督教运动》，照此法合购，每册只收三分。”(57)之后，《中国青年》的订阅又与上海书店的赠书联系在一起，“凡现在已经订阅本刊半年以上的，都由本社即赠《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各一册；以后对于订阅本刊诸君，当随时寄赠与本社有关各新出版之书或小册子”(58)。
第二，《中国青年》既是上海书店自身出版网络的一部分，也是上海书店庞大代卖网络的一部分。1924年3月至4月，《中国青年》连续推出三份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报目录，分别是第23期恽代英撰写的《怎样研究社会科学》、第24期袁玉冰撰写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和第26期施存统撰写的《略谈研究社会科学》。关于这三份目录，学界虽多有引用，但较少有人注意到它们的推广内涵，即其中引用的大部分书报并非上海书店的直接出版品，而目录会强调或暗示上海书店都会代售这些书报，即使书店暂时无货也可以代为购买(59)。此后在《中国青年》中亦常有上海书店代卖书报的介绍。这种介绍有直接的，如对《新社会观》一书的简介为“用很浅显简短的文字，解释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愿研究共产主义与苏俄情形的人，不可不读”(60)。还有间接的介绍，如在《中国青年》“通讯栏”中有人问：要研究社会问题，哪一本书最好？编辑先推荐了上海书店的出版物——《社会科学概论》，然后指出“亦可参看二十四期、二十六期本刊所开各书”(61)。
以上浮现的是一个以上海书店为中心点的书报代卖网络，这个代卖网络把《中国青年》与上海书店其他代卖书报一起带到全国各地。1925年12月，团山东地委的报告就说收到三期《中国青年》(每期90份)、60本《新社会观》、220本《青年平民读本》和20本《独秀讲演录》(62)。
第三，上海书店的出版网络和代卖网络，使得《中国青年》在读书人尤其是知识青年的阅读世界里留下了较深刻的记忆。据严灵峰回忆，在“《新青年》转变了，《向导》《前锋》《中国青年》也相继出版了”的时候，他看了许多上海书店出版的小册子以及上海书店代卖的书籍，其中陈独秀的演讲集对他最有吸引力(63)。在徐懋庸的回忆里，1927年他初读《中国青年》，同时在读《向导》《共产主义的ABC》《唯物史观》《社会科学讲义》《照妖镜下的醒狮派》《左派幼稚病》等上海书店的出版物和代卖品(64)。
来到第二个问题——《中国青年》是如何让人知道的？《中国青年》让读者所知且渐渐熟悉，大致通过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自家书报系统的努力宣传，其中包括中共党、团和国民党左派的书报，如在《向导》《新青年》《前锋》《民国日报》中就多有《中国青年》和上海书店出版物、代卖品的广告。《新青年》推介《中国青年》的广告就说：这是一种专为青年而办的小杂志，对于世界的和中国的一般文化以及政治上、经济上都给青年们以很有兴味的批评、很有路径的指导；内容精富，篇幅简练——凡是留心“现时代文化”和现实的“社会问题”的青年，均应人手一编(65)。
第二种途径是被貌似不相关涉、实则有内在联系的书报“不动声色”地加以介绍。在这一推广《中国青年》的途径里，不乏全国知名的重要报刊，比如上海大报之一的《时报》、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学生杂志》等。其中，《学生杂志》特别值得关注。自杨贤江任主编后，《学生杂志》已成为中共党、团的隐秘宣传阵地。因此，《中国青年》在杨贤江主持的栏目中频频“亮相”，据笔者统计出现过30余次。“亮相”的方式也是多姿多彩，各种各样。
比如信函往来。杨贤江在给一位青年的信里劝他多看有关社会问题、社会思想、近代中国史和近代西洋史的书，还推荐他阅读评论时事及研究学理的杂志，其中就有《中国青年》。在给另一位青年的信中则说：最要紧还是提倡社会科学，从社会学者的理论中找出改造社会的途径，要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推翻中国进步的障碍物——军阀与列强，然后强调“对于这个问题，我很愿意介绍《中国青年周刊》”(66)。
又如明暗结合的推荐。如有人问订阅《时事新报》《努力周报》《东方杂志》《学生杂志》等四种报刊是否合适，杨贤江的回答是：《努力周报》已停刊，可改定《向导周报》及《中国青年》。又有人问中国现有的报章杂志以哪种最好？杨贤江认为：“单就青年学生应阅读的而论，则可看《东方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学生》及《学生杂志》等几种。”(67)
再如校正读者的视听。当有人问《中国青年》是否系《青年进步》的别号，杨贤江立即澄清道：《青年进步》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出版物，《中国青年》是主张青年自决、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出版物，两者完全不同。还有人问是否有《中国新青年》时，杨贤江也解释没有《中国新青年》，却有《中国青年》与《新青年》。杨贤江的推介得到各地青年的积极回应，如有广东文昌的学生来信说：“你介绍社会科学的书，及《中国青年周刊》等杂志，一以确定人的人生观，一以指示人的教育方针；我领教了……《中国青年周刊》每年报费、邮费，共计多少？希望你一一告诉罢。”又有广东陆安师范的同学问：“《中国青年》不知道可以用邮票代价吗？若以邮票代价，须用邮票多少？哪里有售？”(68)
除了《学生杂志》这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报刊外，帮助推介《中国青年》的也不乏虽然不具备全国影响力但在地方上颇有号召力的报刊。在苏州吴江的地方报纸《新黎里》中就登载《中国青年》的广告，并认为“中国青年的脑与血，都被老年的制度与学说麻醉得停止了，本周刊出来了，誓为麻醉物之死敌！”(69)
第三种途径是《中国青年》转载、改写他刊或他报的文章以及自家文章的被转载、被改写。这种途径已得到相关研究者的充分注意，如《学生杂志》第11卷第5号上澹卿的《向研究文学的青年的谏诤》与《中国青年》第5期秋士的《告研究文学的青年》，在标题和内容上都十分相似；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7期发表的《新诗人的棒喝》一文，后来又署名“安子宣”出现在《学生杂志》第13卷第8号上；萧楚女在《中国青年》第11期发表的《诗的生活与方程式的生活》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也曾以补白的形式，出现在《学生杂志》第11卷第1号上(70)。
这种情况就证明互相转载和改写是《中国青年》较常用的推广手段，此点也充分表露在郭沫若的名文《穷汉的穷谈》上。《穷汉的穷谈》首发于《洪水》杂志，后被转载于《中国青年》，转载时加上了恽代英的附记，说“郭沫若君此文颇痛快，所以转录以飨阅者”(71)。此文本是为反驳《孤军》上的文章而写(72)。自被《中国青年》转载后，引发的讨论更为激烈，继《孤军》而起的《独立青年》杂志至少因此文与《中国青年》论战了三个回合，大大增强了《中国青年》的知名度(73)。
不过《中国青年》光让人知道仍然不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青年》如何能散布各地，让人们拿到和读到？对此，各地方团为顺利拿到《中国青年》想了很多办法，努力拓展各种运送渠道。武汉地方团会多给长江轮船上的茶房几个酒钱，请他们做《中国青年》的暗地交通(74)。青岛的鲁佛民则利用自己督办公署教育科科长的身份，与当地的大书店——青岛中华书局打交道，使得《中国青年》能放入书店代销(75)。长沙地方团也想出了不少推销《中国青年》的办法，如在学校、工厂、工会俱乐部内设立书报贩卖部；在群众集会时，同志持书报当场贩卖；等等(76)。但《中国青年》要散布各地，并在各地让读者顺利到手，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和以下两个困难有关。
首先，此时中共党、团书报的邮递状况相较《先驱》时代并没有太大改观，依然相当不畅。综览《中国青年》出版后各地方团的报告，向团中央要求速寄、补寄书报的请求比比皆是，可见《中国青年》在邮递上存在相当大的问题。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当时邮政系统落后，《中国青年》又常被查禁，所以迟寄、不定期寄乃至停寄的情况经常发生。1925年，保定团员即说：“《中青》忽接到忽接不到，已经把阅者的热烈注意冷淡下去了。”各支部虽然贴出优待订者的广告，但报名交钱者很少。(77)到1926年6月，团天津地委报告刊物推销情形，认为“中青比较最坏”，除了价格昂贵，文字不如《向导》《政治生活》清澈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寄来的太缓”，6月才能开始卖3月出版的刊物，时间差长达三个月。因此，当地要求“寄递快一点，则推销前途尚有发展可能”。(78)二是党、团的交通网络大致要到1926年方有一个基本模样。在此之前，党、团内负责书报交通之人的工作表现时常不令人满意。1925年，团武昌地委就向团中央抱怨道：“寄来之大考试卷七十份未收到，因系刘一华君经手，连同大学、上(海书)店、民智(书局)之物混在一起，几担一大堆，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他亦分不清楚……真是弄得糟糕透了！真不怪我们忍不住要冒火开口骂人！”(79)
其次，《中国青年》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向各地的散布不止是一种“送递事业”，更是一种“资本事业”，正如恽代英所言：“凡是资本事业，无论你开办的目的如何高尚，在事业进行中总少不了受资本主义的支配。”(80)这话依托的例子正是上海书店。因为要受“资本主义”的支配，所以《中国青年》不能顺利散布地方的另一大困难就是书店要盈利与地方团总缺钱之间的矛盾。
各地方团的经济困窘是一个常态，施存统就指出：“无论哪一个地方团，可说没有一处不感着经费困难的苦楚。”(81)他的说法可以得到各处情况的印证。成都地方团领导者王右木就诉苦道，因为组织运转的邮费、会费等都需他自己承担，所以家中的生活开支已减至极致。即便如此，印刷传单费也都无所出。何况每逢组织活动，四五人上街必是半天以上。以成都的生活水准，一餐最廉的过街饭每人须300文上下。众人若在茶铺群聚议事，最便宜一碗茶，茶价三五十文，这些钱无法让团员分担，都得由他出。(82)团九江特支则报告说：“除团费外别无出息，但团费也是有限，每月不过几角钱，不够邮费，如遇什么特别事发生，要印传单宣言那就不可能了。其他的用费更谈不到。”(83)武汉地方团领导人致信中央，也是要求增加经费：“经费实在支持不下了！我在武昌一直到现在尚无妥当住处，现住学舍，不但不妥，而且做事许多阻碍，
租房子，如何能行！但四十元之开支，实在不够租房子，现在至少另支一笔房子费，大概十元。汉特支最近可望成立地方，房子与交通费至少每月要十元，此项请兄担准！又四月份汉特支房租七元及宣传周印刷费十三元，均系特别开支，除(刘)昌群路费十元补贴外，尚不够十元，请兄补贴！四月份学款四十元，望速寄来，以应眉急！！！”(84)团天津地委的情况亦相似，本来每月能收取的团费就不过六七元，1924年受直奉战争影响，团员数量减少，变成“月收三元，尚且不能”(85)。这种困窘情形典型地反映在推行反基督教运动时他们给团中央的信中：
此地简直是分文没有，反教特刊，几乎无法可印，现暂借民校十元垫用，望中央速接济来！无钱直使我们的大好运动机会白过！
速汇钱来！！！(86)
由于各地方团的经费严重短缺，初成立的上海书店日子也不好过。1924年初，上海书店接收了新青年杂志社在各地代售处的欠账，数目不小，且是收不回的烂账。门市营业也非常清淡，经常只能做到四五元一天。经过半年多的运作，书店运营方走上轨道。(87)可以想见，无论在此困难期间还是日后的维持，书店虽然自认出版物利润极薄，但终究在做一个依靠《中国青年》等出版物来盈利之事。书店的为难处，地方团未必了解，其运作却是要与地方团月月直接打交道，很多做法不免让地方团心生怨懑，进而大发牢骚：
上海书店的执事人，想必多是咱们同学喽！现在他们对买书订报的，比营业性的商铺，还不要脸着几十倍。我们校里“书报组”去钱要书，有三次所来的不是所要的，并且书多旧破的和在我们这里不需要不易卖的。我们这里书籍太缺，成为校务进行上一大阻力，校里的钱又极不易凑。该书局这样误人，真恨煞人了。尤其它第三次来书时，发单上扣去我们五角二分的寄书费，这是从何说起？简直没听说过书行里这种不要脸的行为。第四次我们去洋五元订《中青》，他答信说可，可是到现在也没接到过哩！它要不拿良心给照寄，就说寄来着，没接到是邮局扣了……请中兄把你手下这书局监督监督，替我们向它交涉交涉！让它把发行的书，价能定低一点，给我们所要的书。把已给我们扣下的邮费取消才好，并各方面(迟答信、发书等)都要它革新！(88)
在“中央生意”与“地方组织”的多次矛盾中，团中央、上海书店与团湖南区委的矛盾是一个最典型的个案。团湖南区委在组织拓展上本来表现突出，团二大就表扬湘区“最值得大会赞美”，一年中扩展县一级地方团11处，几乎无县无同志(89)。但组织快速扩张意味着当地亟须大量宣传品和更大量的经费，这为几个月后湖南《中国青年》事件埋下了伏笔。
事件始于1924年1月。在此之前，湖南地区党、团书报(以《中国青年》为大头)的代派、销售虽不理想，但区委每月依靠团中央直接津贴、团中央书报津贴和当地团费收入，收支勉强可以持平。可是自1月起，团中央要求各地自负书报代派、销售的盈亏，停发中央书报津贴，区委自此每月入不敷出。(90)这样约过了半年时间，局面愈加不好收拾。6月，区委领导人陈佑魁在给团中央的信中说：“此地书报，现由弟直接经理……请兄向(上海)书店交涉，令其详示办法，弟当遵照，绝不再蹈以前错误。”(91)此处提到的“错误”就是前任谭影竹(叔夷)的书报经营失败。谭影竹在承担湖南地区党、团书报的代派、销售任务期间，经营极度不善，刊物大量滞销，拖欠大笔书报款项。此前问题虽已显露，但因党、团书报业务是团中央与团湖南区委的直接往来，所以尚不至于完全暴露于台面之上。到1924年2月上海书店接手《中国青年》等党、团书报的运营后，矛盾益形突出。
问题焦点集中在如下维度。一方面，上海书店至少部分是一个商业性机构，团湖南区委书报经营不善，出现亏空，书店自然会要求他们赔付账款，况且湖南地方团相较其他地方团产生的是极大亏空。截至6月，谭影竹处存留《中国青年》5737本、《向导》2688本，售出却未收款的账目也“大半错误”，替他善后的同志四处奔走收账，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另外，谭影竹在主持业务期间“贪污挪移”的嫌疑甚大。(92)这些滞销、烂账和可能的“贪污挪移”影响到湖南地方团自身的经费，更造成一段时间内《中国青年》因资金短缺而有“停版”之危(93)。但另一方面，中共党、团书报又不只是生意，它更是政治宣传品。这一认识分歧在团湖南区委6月17日给团中央的信中已有所表露。区委认为：“上海书店是上海书店，钟姊自是钟姊”，“弟若不能照代派方法履行条件时，上海书店即当以依照营业手续责弟，钟姊亦只以宣传上之责任责弟，绝不能书账、津贴混作一谈也”(94)。
区委的辨析不是没有道理，但书报生意与中共党、团宣传间的矛盾不是给团中央去一封信就能解决的。尤其是继1月中央书报津贴停止后，为抵偿书报欠款，团中央于6月又停发当地的中央直接津贴。这对团湖南区委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矛盾继续发酵。
从团湖南区委这一面说，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案分为两路。一路是解决谭影竹亏欠问题，要求他分期偿还书店欠数，但进展不力。此人先是有意回避，“死也找不着他”，找到他后又是以“不负责态度对之”(95)。到7月下旬，区委提出，谭影竹所欠110多元单靠他个人一时无力偿还，希望邀集团内同志20人，每人垫付5元，为他凑钱还债，再令谭影竹分期偿清(96)。不过这一办法到8月中旬宣告失败，“叔夷不肯照办。我们和蔓伯又拟邀集数十同志，以私人情面代垫偿还这笔债款，由叔夷出借条给各同志，以挽校务之危局，对叔夷亦欲收良心感动之效也。无奈叔夷又不承认，不但不承认出借条，连名义都不承认。总之，叔夷对此事，只是一个不负责不理的态度。我们虽想尽办法，却都是没有用的。弟无能力办理此事”(97)。
从上文可以看出，区委第一条解决问题之路走进了死胡同，只能行第二条路——大幅度改变《中国青年》在湖南的销售办法。7月下旬，区委一边解决谭影竹欠款问题，一边明确提出“叔夷为个人事，此后为区会事，请勿以叔夷事为前提，推论以后一切”(98)，接着矛头直指上海书店订立的《中国青年》在湖南的新代派合同。
上海书店的新合同规定：(1)200份内照定价七折，200份外六折；(2)十份起派；(3)概不退还；(4)每四期必须清算一次；(5)如欲挂号寄送，每包加费五分，快信寄送加费一角；(6)如有倒账延欠等情，一概归担保人赔偿。
区委表示接受第二条合同条款，但就其余各条均提出了反驳意见。对于第一条，区委认为要扩大《中国青年》在湖南的销路，每份最多卖到铜元四枚。上海书店只有照定价五折或以下给区委，方能维持目前定价。若是七折、六折，《中国青年》就得涨价，对宣传工作是一大打击。对于第三条的意见为《中国青年》的销数每期一定有多有少，区委无法负担滞销损失，不能接受“概不退还”。对第四条，区委认为长沙与上海的支票汇兑要十余日，从长沙到湖南各地汇兑又是十余日，因此每四期清算一次绝办不到，至多改为每月报账一次，逢端午等三节清算一次。对于第五条，区委提出《中国青年》邮费理应由上海书店负担，邮局如有遗失，区委不能负责。对于第六条，区委要求表述中加上欠款“催索无着”，方能赔偿，而不是一遇延欠即须赔偿。总之，在区委看来，“《中国青年》为团的唯一的一种宣传品，故应努力使之推销到各方面，决不宜视为一种商品。钟兄应付与印刷等费予以津贴，使此书得以极廉价售至极多。对于各地派销，尤应使其极方便，以便尽量销售。各委会均须以销售此书为一种宣传事业，不可视为经商”。(99)
到8月下旬，区委经过多次与团中央、上海书店的交涉，坚持要《中国青年》的代派价格照五折定价，滞销刊物退还上海书店，与书店半年一清账(100)。同时，恽代英也向团中央说明当地实际情况，认为目前湖南地方团的书报销售情况已有改观，亦对过往问题感到创巨痛深，希望以后湖南各县能分销书报，由区委开明份数，请上海书店直接寄去，这样区委仅负担代收账款的责任，可免去中转的拆包、改包之劳和转寄邮费(101)。
可是，区委的交涉和恽代英的转圜都未能解开湖南的困局。因为除了前述的恩怨，这期间还有一个重要插曲。1924年6月，中共湘区委员郭亮陆续从上海书店收到《中国青年》，转交给团湖南区委，达万本之多(102)。这显然是团中央、上海书店从另一种途径试图缓和矛盾。但到7月底，湖南各地领出的刊物将近一半(4864本)，收到的书款却连1/10都不到(照五折计算，应收书款100元，实收只有8.72元)(103)。这种情况无疑令团中央极度失望。自此以后，湖南地方团的状况是中央津贴无着、《中国青年》绝迹。林育南在10月29日写给团中央的信中清楚地描述了当地团员久未见机关刊物的饥渴：“自从停寄以后，他们久未一见中青，其他书店又未代售，致使我们重要宣传之刊物，绝迹于湘中，而素日极其爱恋中青者，竟久不得一瞻颜色，诚大恨事也。关于以后代销问题，他们说无论如何，想中青完全能收现款，不丢账，是做不到的。故扣区津贴事，他们不能承认。”(104)到1925年1月，湖南地方团的报告仍在愤愤地说：“讲到同志读刊物情形，在湘区实在可怜，因为不是同志不读刊物，实在是有刊物而没有给同志读。长(沙)地(方)自谭影竹同志经理书报失败后，总售本团机关刊物之上海书店，则把持几欲与长(沙)地(方)为难的样子。其营业条件，据商业界同志对我们说：全国中总难找得这样的苛刻条件出来。所以本团刊物，竟有三、四月之久而无一本来长沙地方者。同志每要读阅，而无处购买，即(使)非同志有许多想读本团刊物者亦复如是。后虽由中央寄赠各支部《中国青年》一份，为数甚少，同志转阅，多感困难。”(105)
湖南地方团难觅《中国青年》的情形，大概要到1925年5月底《中国青年》重新归由团中央主理后方有改善。该事件日后成为如何处理团中央与地方团之间关系的一个常被提及的案例。1926年2月，恽代英在《中国青年》上的一段话仍能看出此事的后续影响：
有些地方买不着《向导》《中国青年》……同志想筹点款项办一个书店或书报贩卖部，以推广革命的宣传……对于这，我可以说，非绝无他法可想，或确有资力，我终不赞成做。我以为最好是能介绍当地一家书店，使他向上海书店接洽，一切营业的事由书店自去办理，我们的同志只是帮助他们介绍买书的人便够了。若书店没有一家卖这些书，亦可以介绍非同志的同学所办贩卖部让他们做这一笔生意，我们只是要在外面为他们兜揽生意……若必须自己稍负贩卖之责，则我赞成只贩卖必要的书报，而且必须要找一位深沉精细的同志去负责。切不可要那些很富于活动力的同志做贩卖书报的事，这不但牺牲了他的活动力于无益的地方，而且他每因事多而不精细，结果必至将事务弄得一塌糊涂。(106)
三
与以“推广周知”为视角考察《中国青年》相似，以“读者阅读”为视角考察《中国青年》在既往研究中也不多见(107)。这部分面相的基本问题是《中国青年》对读者的影响在既有研究中多少都会涉及，但把读者阅读《中国青年》仅看作“影响”和把读者阅读《中国青年》理解成一整套“机制”，其关注点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小区别。将读者阅读《中国青年》理解成一整套“机制”，需要特别关注刊物能够读起来的原因是什么、读者如何能持续地读下去、读者读了以后如何付诸行动等一系列问题，而刊物如何能够读起来则和五四运动以来“会”等制度性建构直接关联。
阅读《中国青年》大多数时候不是私密行为，而是集众行为和组织行为。组织化的集众阅读是通过办读书会等林林总总的“会”来实现的，这是恽代英、林育南、邓中夏、刘仁静等《中国青年》班底成员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在做的事。在“五四”前后的不少著名大社团和地方性社团里，他们或是主导者，或是重要参与者。如恽代英既创立了武汉互助社、泸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是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成员。在社团活动里，他获得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通过“会”把人聚集起来，一起共同阅读，让参会之人有一个“发表和辨明的机关”(108)。比如泸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有一套明确的集众阅读的程序：先由一人就前次指定阅读研究范围演述其大概，演述由全体会员轮流担任；再由各会员就本星期阅读所得进行共同讨论；最后由书记宣读本日讨论的结论，并指定下星期阅读研究的范围(109)。另外，以办“会”来推动组织发展也是1923年10月起党、团中央的明确要求，如《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就规定“各地方至少当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表面上可取任何名目)。同时可以吸收非同志”(110)。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中则要求各地如有可能，可成立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或者可利用其他已成立的学会，掺入自己的材料(111)。
正因为有以“会”来组织阅读的长期经验，又有团二大后党、团中央的明确要求，所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1期里已开始教导读者如何开会、会上怎样报告、如何记事。他指出，每一团体人数以四五人到十四五人为宜，人数太多可分为数个小组。团体每星期应有一次会议，不必拘定在星期几，什么时间要以团体成员的便利为标准。开会时，团体成员应携带报告纸和记事手册。当报告、讨论完毕，每个人的记事手册要让大家传阅，并于最后所写地方盖印作为已经传阅的证据。在第3期，他希望学生自己组织读书会，“大家互相监视，互相督促，以研究社会学科，切实的找出社会的病根，并怎样救济他的法子”。到第8期，恽代英更是仔细地在谈“读书会”之前个人应如何读书，比如不要再像过去读书人那样一句、一句地圈点；要敢于批评别人的著作；若觉得有反驳或补充的意见，应即刻在书的空白处做批注等。(112)
此后，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与阅读组织相关的文章层出不穷。仅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一类型的组织，《中国青年》上就登载过南京、山东、宁波、河南杞县、陕西正定等地开展的情况，其中袁玉冰主持的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一个与阅读组织相关的典型案例。袁玉冰是南昌改造社的主导者，后来又经李大钊引荐，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在阅读组织上的经验并不亚于恽代英。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会员层次较高，由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学校、南京一中的学生组成。他们除能集众讨论，还能做到会员轮流讲演，经常出现“马克思学说是什么？”“共产主义与中国”“中俄交涉”等需要相当知识储备和理论积累的题目，会员间也常就这些题目展开互相辩论，在大量参考书籍基础上撰写读书报告，前文提及《中国青年》上袁玉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书目就是专门为该会开列的。(113)
这些在《中国青年》上展示的如何组织“会”、如何集众阅读的方案，被各地方团组织、外围组织不断地学习、模仿和改造。不过对地方团来说，他们身处的环境不同，面对的对象也不同(114)。因此，他们要做的工作尤其是“会”的具体流程(115)，与《中国青年》上登载的理想型方案既有一定相似，但也有相当不同。
第一个不同在阅读的“发动”。恽代英、袁玉冰等面对的成员虽然也需要主导者来“发动”，但因为主导者经验丰富，参与者的层次和程度又较高，所以“发动”起来较容易，“发动”后也较能持续。但各地方团首先要解决的是“动”起来的问题。1923年1月，江西地方团创始人赵醒侬就指出在南昌发展团员不易，让团员“动”起来更难，因为信仰新文化的读书人已是少数，而能热心社会主义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116)。到1923年12月，湖南地方团虽有大发展，但区代表大会规定“同志必须看机关报”(117)。这项规定意味着湖南地方团虽然有了组织形式，但组织训练不足。据团株洲特支统计，团员中不读《中国青年》的情况占到70%(118)。所有这些情况都证明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团员阅读《中国青年》的程度不够或意愿不足。针对这种状况，团湖南区委对团员训练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指出每个团员都应阅读党、团出版物，了解党的政策和团的纲领、组织、章程。但具体实施时，尤其是对工人团员宜采用“教书法”，即团员在阅读团的通告和机关刊物时，一定会有很多不懂的地方，需要一一详细说明；每次阅读的材料不宜太多，材料也不要干巴巴地念，要用最通俗的话来叙说内容；不识字者则由识字之人负责讲解。(119)之后，团长沙地委更提出强迫订阅《中国青年》，到1925年4月，长沙的大部分团员已经订阅(120)。在河北，早在1923年末召开的团第一次地方大会，就决议把“必看本团刊物”作为团员守职的一大要求(121)。《中国青年》更属于组织内“强迫阅书”的范围，而既然是“守职要求”和“强迫阅书”，便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当地发动的不易与艰辛。
第二个不同是阅读方式。各地方团的团员人数经常要比研究性社团人数更多，成分更复杂，平均受教育程度亦低。前述如开列大量参考书目、依据重大问题演讲、展开成员间辩论等“研讨型”阅读方式或难以做到，或不能做到。如团绍兴支部就提出，若按照上级要求设立团员训练班，在当地十分困难：一是缺乏担任训练的人才；二是因为种种现实因素，团员并没有条件安分定心地读书(122)。因此，各地方团当然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会”来尝试“研讨型”阅读方式，但更多的是推行“日常型”阅读方式和“强制型”阅读方式，一个典型进路是各种各样表格的使用。
团青岛地委要求团员每周填写自修表。其中，为督促团员阅读《中国青年》，地委特别制订“指篇述略法”，由宣传部任意指定一篇或数篇重要文章，要求各团员以简略文字述其大意，填入自修表。支部书记收齐表格后交宣传部，开大会时做出评论。(123)
团济南地委则有个人报告表。此表分为研究、工作、批评、其他等四大方面内容，与读《中国青年》直接相关的是研究和工作两方面。在研究方面，地委要求团员报告所读刊物名称，摘录重要段落提出疑问。在工作方面，地委要求团员报告对外谈话为何人，向他宣传的内容是什么，宣传经过如何，此人思想倾向如何，是否接受我们的宣传；对内谈话为何人，谈话内容是什么，结论是什么；通信者为何人，与通信人是何关系，信中宣传的内容是什么，推销了何种刊物，份数几多，期数为何。(124)
团唐山地委也设计有《学生每周报告表》，这份表格由支部书记发给每位团员。团员需在每周支部干事会前一日填写完毕，交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详加考察后交地委组织部。表格中把“阅看刊物或新闻”称为“自觉的训练”，要求记录刊物名称、重要内容、阅读心得特别是与本地时事相联系的内容；将“派赠刊物给人”称之为“对外宣传”，要求记录刊物名称、派赠份数、受赠者的阶级成分和受赠者对此刊物的态度。(125)
以上表格说明各地方团对《中国青年》的阅读，相较研究性社团的阅读更琐碎、更重复，但同时意味着更严密、更笼罩，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持续不断的阅读中纠正个人行动思想，使其“团体化”，能在社会生活中认识主义，在实际活动中学习主义，进而严格执行铁的纪律(126)。而要做到这些，除了强迫阅看《中国青年》等书报、坚持各种“会”的开展和日复一日填写表格外，还要辅之以更多办法，以使阅读持续下去、扩展开来，大致有以下三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是从中央至地方，以《中国青年》为平台，发布各种各样的议题以促进阅读。从《中国青年》第55期到第86期，每期会特别刊载四道或五道议题，共119道。这些议题大致可分为国民会议与国民革命的讨论，对阶级的认识与看法，域外殖民地被侵略状况和斗争情形，反对帝国主义、教会势力，打击军阀、学阀，对当前政治形势的引导，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与新文化传播，求学、婚恋等实际问题的讨论，引导、了解和对比各种主义，对各党派的认识与看法等九个类型。从纸面文字观之，这些议题是希望各青年团体能据此开会讨论，实际上就是面向各地方团组织和外围组织的指导性题目。根据史料，各地方团也确实在依据《中国青年》给出的题目进行讨论、做出研究。(127)可见，这些题目的实质是为读者提炼当期《中国青年》文章的核心旨趣，落实内含的宣传目标，以让读者有的放矢地持续读《中国青年》，并继续扩展至其他读物。
第二种办法是从地方到中央，通过地方团向上反馈疑问的方式来推进阅读。1925年5月，团绍兴支部就将阅读《中国青年》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向团中央提出一连串问题：(1)怎样能使每个同学有团体化？(2)怎样能使新同学得着实地训练？(3)马克思哲学是不是根据黑格尔的哲学？若他不是纯粹根据黑格尔的哲学，那么他的哲学史怎样？(4)《共产党宣言》第二页里说：“每次争斗底结局，不是社会全体革命的新建设告成，便是交战的两阶级并倒。”末了一句何解？我们要研究列宁主义应看何书？(5)我们在口头宣传的时候遇着不明世事，却竭力反对革命，且说中国已是无救，我们应该怎样说呢？(虽然我们解释现代情形怎样，趋势怎样，他们总不肯听)。(6)对于不肯接受训练同志应如何处置？(128)12月，团九江地委也向团中央就民族解放运动这一重大问题提出多个问题：(1)民族革命后无产阶级得到利益否？(2)民族革命可否不同其他弱小民族联合？(3)民族革命以何者为主力军？(4)社会革命可否不联合农民？(5)“五卅”案中一般商人因何捐助工人？(6)民族解放运动中阶级分化的因果？(129)
地方团提出的这些问题说明团员在阅读《中国青年》等书报刊时，会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原典理论，受到共产国际政策的影响。但同时这些理论和政策又是被《中国青年》的编辑、作者重新梳理、理解和解释过的，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步。地方团员面对的又是中国各地千差万别的情况，他们的阅读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在现实里，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主动或被动地把中国实际与纸上理论相对比、相参照。在对比参照过程中，他们读《中国青年》时自然会有难以解释的疑问。当疑问向中央反馈，中央的回应来到地方，有时会有上级不顾实际的强行要求，有时也会有地方团硬套理论的蛮干，进而在革命实践中产生种种问题。但只要中共党、团组织具有全国广泛性，且保证“阅读—提问—回应”机制的存在，中共党、团就能依靠机关刊物的阅读不断反思、不断纠错，从长程视野来看，问题将日趋克服，发展也将日趋推进。
第三种办法是多样性转化，即将《中国青年》从一个单纯的刊物阅读变化万千，转化成更多能被读到的形态。不少地方团会在《中国青年》中挑出文章，想方设法使选文进入各类学校的国文教材(130)。他们也会努力将《中国青年》的部分内容放进地方团的宣传材料中。如团豫陕区委就要求区内各地方团自办刊物，以介绍新学术，讨论内部问题，登载和转载新闻，其中特别说明此种刊物不必另加誊写，只要将投稿人的原稿、书报上剪下的文章分门别类，一一粘辑即可，编辑人需要做的只是排列标题。这样既可省下时间发表多数材料，“又有一种参差的美以动观者”。(131)
在讨论了主导者如何推动“读”与读者如何“读”后，亦不可忽视读者读完《中国青年》以后如何付诸行动的问题。这首先关联于《中国青年》“深”还是“不深”的问题。《中国青年》编辑部曾承认：本刊文字理论稍嫌过深，有些不适宜高小学生、初中学生、店员和青年工人的阅读(132)。但这种说法需要更仔细地考辨，所谓“深”还是“不深”都不应是简单直接依据其自述的判断，而应返回历史现场，做出多方向的比较。
从横向比较说，1924年12月，湖南安源的团员都是青年工人，但“喜阅《中青》”，每个支部发到的一两份《中国青年》，难以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团员一致要求多发书报(133)。可见，此地的青年工人可以正常阅读《中国青年》，且有一定热忱与兴味。1925年8月，唐山地方团的报告则指出，在他们办的暑期学校中，学生大半是高小毕业，他们读刊物的口味是《劳动青年》嫌浅，非常喜欢读《中国青年》，理解《向导》能力则略显不足(134)。这两个例子都证明，不能得出《中国青年》不适宜青年工人和高小学生阅读的结论。
从纵向比较说，黎澍曾指出早期的共产党人在群众中进行活动，往往不善于运用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特别是到30年代，不少左翼出版物里塞满了“普罗列塔利亚”“普罗文学”“布尔乔亚”“小布尔乔亚”“苦迭打”“狄克推多”“意德沃罗基”等一类洋名词，让人不忍卒读。(135)黎澍描述的30年代的情况恰恰可以反证20年代的《中国青年》在文字上并不太“深”。与之后那些极度“洋化”的左翼出版物相比，《中国青年》未必做到真正善用“民族语言”，但“完全直译的外国语法”也不常用。据笔者检索，《中国青年》里“苏维埃”一词出现不少，但“狄克推多”只出现过一次，其余黎澍提及的洋名词压根儿未曾出现过。
正因为《中国青年》在横向与纵向的比较中并不太“深”，所以它才有从纸上议论通往实际行动的可能，这样的打通表现在《中国青年》各种类型的文章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青年》关于如何开展乡村运动的文字。
1925年8月，山西稷山的一位读书人致信杨贤江，说自己是一个抱定改造社会宗旨的人，但常在乡间受到“前清戴顶子的举子秀才先生反对”。杨贤江对此的回答是“我们要想革新，不能单凭理想，一定要审察客观界的现象，而定出改造的步骤”，因此不要去怪乡人的反对，而要研究应对的方法，希望他可以参考《中国青年》上从事乡村运动者的报告。(136)
杨贤江对《中国青年》上有关乡村运动文章的推荐，提示了刊物在这方面的宣传确有独到之处。1924年5月，有湖北枣阳的读者致信《中国青年》，说他细读了第13期的《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和第22期的《四川合江县农民状况》后“大为感动”，但又觉得在枣阳这个闭塞地方，农民无一点儿知识，服从地主如儿子侍奉慈母一样，他们将一切不平等付之于运命，不易发动他们有所动作。对于这一问题，恽代英回复指出，从事农村运动要注意两点。一是不能只知道逞个人理想而不问农民心理，把注意力都放在“打菩萨”“放小脚”等做不通的事情上面。二是不能高估农民的地位与实力，盲目发动他们去从事反抗运动，要多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并与他们商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从事农村运动者可以贡献自己的主意，但不一定要完全基于自己的主义，而是要考虑农民是否需要、办法是否可行。(137)
关于这种开展农运的思路，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32期发表的《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到民间去》一文中加以延展，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与农民进行沟通的方法，如“与他们谈话……我们不要自己说得太多了，不要用很多他们不懂的名词，不要说‘革命’、‘流血’等骇人的话把他们吓得不敢亲近了。我们最好是少说，多问询他们，让他们多说。我们要从他们所说的当中，学习他们的生活状况，研究他们说话时所用的话头与格调，亦研究他们的思想，与他们所觉得的问题。我们要学得用他们的话头与格调对他们说话；从他们的思想与问题，以引他们渐渐的与我们表同情。‘我们要教育农民，先让农民来教育我们’”(138)。
以恽代英的系列文章为代表，《中国青年》上刊登的农运报告、介绍的农运方法、传递的农运经验，让各地方党、团组织成员读完后有了付诸行动的凭借或依据。1924年4月，恽代英借举行列宁追悼会之机来到江苏松江，会前与当地党、团组织中人谈话，概括了他在《中国青年》里讲的种种道理，强调一定要注意对农民的“因势利导”，知道什么是他们的苦痛，什么是他们的希望，什么是他们喜欢的，什么是他们不喜欢的(139)。1925年7月，团武昌地委致信团中央，希望按照《中国青年》提供的方法，利用全省旱荒惨象，向农民宣传，尤其是从政治经济角度解释旱荒原因，使农民确认反动势力的罪恶，并借此机会组织农民协会、民食维持会和平籴局(140)。8月，团武昌地委的报告又指出，在天门渔新河地方，该地的青年励进会依据《中国青年》上的农运文章，致力乡村运动有年，已得到乡民拥护与信任，成功领导了数次运动(141)。到1926年1月，团绍兴支部也依据《中国青年》提供的经验，调查农民生活状况，推动农民运动。之后，类似行动更是向浙江全省拓展，团杭州地委明确要求寒假归乡的团员依据地方实际去调查农村、开展行动。他们的蓝本正是《中国青年》第106期上发表的一组文章——《农民中的宣传组织工作》《调查农村经济状况的大纲》《告有志作农民运动的青年》。(142)
四
1924年11月，邓中夏谈论天津团组织发展情况，认为有一些同志极幼稚，“尚在新文化时代，未到主义时代”(143)。这就提示此时“新文化时代”与“主义时代”正处于并存过渡阶段，两个“时代”的最大区别在“新文化时代”并不缺少“主义”。但在那个时代，“主义”经常是几个名词、一些知识和数套观念。而在“主义时代”，“主义”要成为政治动员的有力武器、组织拓展各地的航船与中共党、团强健的支柱。(144)这样的时代因为新文化席卷全国，造就了一批新人而显露端倪，但它的真正降生，则需要更多的时势配合，其中一个重要的助产士就是以邓中夏为主要编辑、作者的《中国青年》，此时它自己的诞生也不过才刚刚一年。
在这一年里，《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应最能感受到两个时代的关联，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五四”之子、“新文化时代”的弄潮儿。同时，他们也最能理解到两个时代的不同，因为无论是《中国青年》的编者、作者还是读者，“大多数为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富有天然的自由思想及浪漫色彩……缺少集体化团结的精神，不能执行团体的纪律，个性不喜容受团体的批评”(145)。
要让有个性的“小资产阶级”融入团体，仅靠文字是不够的，因为有个性的“小资产阶级”擅长的就是舞文弄墨。《中国青年》虽以文字做宣传，在最初的十几期有不少“新文化时代”的痕迹，但随着时间推移，团体日盛，它就不会再仅仅囿于文字宣传，从而渐渐褪去了“新文化时代”的痕迹。以往常言的读此文字就让读者学习了理论，认识了社会科学，进而矢志于革命是一种太过理想化也太过简单化的逻辑。《中国青年》的表面文字有一定政治动员的效果，但归根到底，政治动员的能力不在表面文字，而在文字背后的那个“传讯系统”。党、团中央一方面会发布直接的指示、严格的命令和清楚的通告，以建立和牢固团体，这是一套在明处的“传讯”。但只能执行指示、命令和通告的个体不是合格的“组织中人”，何况不执行的情况在20年代亦
鲜见。因此，在组织中一定存在一套需要暗中练习的“默会秩序”来凝结团体，进而整齐行动。《向导》《中国青年》等中共党、团书报的表面文字期期不同，但“默会秩序”的训练则期期连续。组织中的个体一旦熟悉领会这套“默会秩序”，特别是做到自身情绪和自家情感与团体相连相通之后，党、团书报里小至一词一句的微妙内涵，大至连续数期的编排苦心，都会成为一种“传讯”，从而让政治动员能够真正地精准、内化与有效。
不过由中共党、团书报引领的政治动员仍然不足以完整地推出一个“主义时代”，还有另外两块重要拼图。第一块是经由中共党、团书报之推广而带来的“主义”的全国散布。在这一过程中，书报的推广如水泵一般推动“主义”在各地活泼泼地“流淌”，党、团中央以及各区一级组织、各县一级组织、各小小支部等都因此被书报勾连并活泛起来。中共党、团借助着宣传书报和书报流动的力量，促成“主义”在中国的铺天盖地。不过，“主义”经由书报推广的活泼“流淌”，又清楚地映照出新的组织因中国之大和团体初兴而产生的困局。这一困局的基本形态是党、团中央发出指示有时“嫌大意”，“任说一事，欲率土均能遵行”，结果造成“不遵则违令，遵则明知无益，且或事不可能也”。困局考验着中共党、团，但也锻炼着中共党、团，其重要人物很早就意识到“中央(之)命令务须审虑各地经济状况，非必要且可能时，不宜说过于刚性的话”。(146)这些话正是窥探“主义时代”里的中共党、团何以既能审时度势又能刚柔并济的奥秘所在。
另一块拼图是由中共党、团书报阅读带来的“主义”长效拓展机制。党、团书报阅读的重心不在于具体读到了什么，而是在一起“读”、长期“读”的过程中创造了氛围、成就了机制、形成了风气，进而塑造出大批符合组织需要的个体，所谓“会场空气可以左右人，使各个人团体化”(147)。当个体符合组织需要，则他在各个地方都能成为组织的特派员，会竭尽全力为组织做调查、搜材料，更能无时无刻地帮助大组织建立新的小组织，以便革命时听候调度(148)。
正是由于以上三块拼图的渐渐完整，从1923年至1927年，一个“主义时代”呼之欲出，造就了中共相对其他政治力量的一个长期优势——“善于宣传”。这一优势并不因所谓大革命的失败而被人忘却。1927年6月，顾颉刚就直接对罗家伦说：“近数年来，唯共产党最会宣传，故一班有政治兴味的青年胥崇信共产主义。”(149)陈公博追忆往事时也特别指出：“(国民党)一般元老以为清党便万事皆了，对于共产党的理论和宣传是无人过问的。”(150)
但吊诡的是，中共“最会宣传”的特点在目前一些研究者笔下好像不复存在，大革命的失败似乎带走了中共的一切优长。比如有研究者就认为，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组织扶持多个领域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盟，创建了一种新的城市革命文化，“改变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宣传匮乏的局面”(151)。笔者不禁产生疑问，以1929年为界限，城市革命文化相较之前究竟“新”在何处？中共的“最会宣传”何以在短短时间内变成了“宣传匮乏”？(152)
其实中共的“善于宣传”一方面意味着即时的宣传效果好，另一方面更意味着中共在长时间内宣传能力的坚韧(153)。无论是即时效果好还是长时间坚韧，党、团书报的销售数字和阅读人数固然重要，但根本驱动力仍然是新型的“组织”，此正如胡适所言：“他们的大本事在于有组织，有组织则天天能起哄，哄的满城风雨。”(154)因此，“主义时代”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组织时代”，这里的“主义”和“组织”都不宜看作一个名词，而应看作一个动词。从《中国青年》的个案中，后人看到的是“组织”的持续推动和“主义”的血脉流动，在这推动与流动之中，中共革命成功的长程基因有待更多的破解与理解。
注释：
(1)团组织分区和地方两级，后面行文中若史料有明确名称如“团武昌地委”则如实写出，若泛称或史料不明确则均简称“地方团”。
(2)周树立：《早期〈中国青年〉研究(1923—1927)》，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庄鹏：《创办初期的〈中国青年〉研究(1923—1927)》，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0年；王鹏程：《〈中国青年〉周刊研究(1923—1927)》，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薛相峰：《青年群体的革命动员——1927年前后的〈中国青年〉周刊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安徽大学，2017年；等等。其他论文恕不一一列举。
(3)《中国青年》汇刊影印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关于汇刊本的由来，《中国青年》第25期预告说将有第1—26期的合订本，第51期则正式说：“为便于装订汇刊的原故，决定以后每二十五期合装一集，所以现在从第五十一期起，我们改换了封面，而且把内容亦重新整刷了一番。第一期至二十六期的合装本是久已出书的。以后改订第一至二十五期为汇刊第一集，第二十六至第五十期为汇刊第二集。”
(4)就笔者所见，目前唯一较为充分利用这批史料来讨论中共党、团报刊的是张朋《“人身上的血脉”：大革命时期中共党报发行网络》(《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4期)一文，不过该文将党、团报刊放在一起处理，且重点落在《向导》上。
(5)有学者提示研究者在进行历史诠释时，“不应只聚焦于人们在说什么，而应更加关注他们在做什么，什么可能是他们在说这些话时的潜在目的”。参见〔英〕昆丁·史金纳著，萧高彦编译：《政治价值的系谱》，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30页。
(6)〔美〕罗伯特·达恩顿著，叶桐、顾杭译：《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按：纳沙泰尔图书馆收藏5万封法国大革命20年前从事书籍出版工作的人的通信，其中包括作家、印刷工人、出版商、书商、造纸商、走私犯、马车夫、排字工人、媒体工作者以及大量其他相关人员。
(7)应星：《“地方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的收集与利用：点滴体会》，《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8)《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9)红彩：《今后中国的青年应当怎样的运动》，《先驱》第5号(1922年4月1日)。按：这种思路明显可以看出少年中国学会关于小组织讨论的影响。参见《讨论小组织问题》，《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10)《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11)《关于政治宣传运动的决议案》，《先驱》第8号(1922年5月15日)。
(12)《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6号)》，《先驱》第14号(1923年1月9日)。
(13)光亮：《本团的问题》，《先驱》第20号(1923年6月10日)。
(14)《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第11号)》，《先驱》第16号(1923年2月1日)。
(15)光亮：《本团的问题》，《先驱》第20号(1923年6月10日)。
(16)《济南地方团通告第四号》(1922年12月)，《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17)光亮：《本团的问题》，《先驱》第20号(1923年6月10日)。
(18)光亮：《本团的问题》，《先驱》第20号(1923年6月10日)。
(19)敬云：《二次全国大会的几个实际问题》，《先驱》第24号(1923年8月1日)。
(20)《先驱》第25号即最后一期的标注出版日期为1923年8月15日。
(21)原话为“本团的中央委员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初成立时，便有几人为共产党中央调取兼任，因此以后屡屡变动，使他本身组织涣散，不能切实执行职务；如‘先驱’编辑也屡屡易人，地方通信员不负责任，编辑方法亦不大适宜，发行上也是如此”。参见《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3年8月25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1957年印行，第357页。
(22)中夏：《讨论本团以后进行的方针》、《施存统复邓中夏信》，《先驱》第22号(1923年7月1日)。
(2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25页。
(2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第56—57页。
(25)这从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8—10期连续发表的三篇文章就可见一斑。参见中夏：《革命主力的三个群众：工人，农民，兵士》，《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刊物上所印发日期疑误，此为推算，下同)；《论工人运动》，《中国青年》第9期(1923年12月15日)；《中国工人状况及我们运动方针》，《中国青年》第10期(1923年12月22日)。
(26)《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1923年8月25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365—366、368—369页。
(27)代英：《假期中做的事》，《中国青年》第13期(1924年1月12日)。
(28)这一思路也证明了当时党、团宣传思路的趋向一致。邓中夏的言论源自当年7月陈独秀的言论，陈独秀说：“号称新派的学者如蔡元培、梁启超、张君劢、章秋桐、梁漱溟等，固然不像王敬轩、朱宗熹、辜鸿铭、林琴南等那样糊涂，然仍是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只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参见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而只是三个月前，毛泽东在相关文章里的表述是“最急进的共产派和缓进的研究系知识派商人派都为了推倒共同敌人和国民党合作，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参见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新时代》第1期(1923年4月10日)。
(29)中夏：《努力周报的功罪》，《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3日)；《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按：该期杂志目录误写为《思想的联合战线问题》。《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被收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后又收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足见其重要性。同时，需要注意此文的攻击对象中并没有“国家主义派”，在《中国青年》第8期的文章里，恽代英说的是“我的朋友余家菊”，并引其著作《国家主义的教育》来论证基督教对中国的威胁。在稍后《少年中国》发表的文章里，恽代英也依然是与他们讨论的语气。参见恽代英：《我们为什么反对基督教》，《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1924年1月)。
(30)此次论战大致从1923年5月开始，在胡适看来，“蔓延全国，历时一年而还不能结束”。参见《胡适日记全集》第4册，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81页。
(31)恽代英：《读“国家主义的教育”》，《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1924年1月)。
(32)《团武昌地委训育部报告》(1925年3月31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1983年印行，第39页。
(33)《林根致团中央信》(1925年5月28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第78页。
(34)《章迪芳关于刊物和稿件问题致曾延的信》(1926年2月2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1997年印行，第508页。
(35)《湘区报告》(1924年5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3—1926)》，1983年印行，第11—12页。
(36)《童庸生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8月1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1986年印行，第184页。
(37)《团济南地委宣传部报告第一号》(1925年4月20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卷，第241页。
(38)《团九江特支报告》(1925年5月31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一)，1986年印行，第163页。
(39)《七十一期以后的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第70期(1925年3月14日)。
(40)中夏：《北游杂记(续)》，《中国青年》第15期(1924年1月26日)。
(41)“《党报》”“《团刊》”是在各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屡屡出现的说法，而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来看，的确有一些文章明确选自《党报》《团刊》，证明这样的报刊一定是有的，但笔者未见过原件。
(42)如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7期上发表《学术与救国》，先说“南京朋友效春”的信，“效春”即杨效春，与恽代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又说到“保定一位朋友中秀的信”，“中秀”为王其彭，是当时保定地方团的领导人之一，负责过当地《先驱》《向导》的贩卖。第10期提到“穆济波君屡次嘱我们搜集切实的材料”，穆济波是恽代英在四川泸州川南师范拓展组织时的老相识、少年中国学会会友；又提到李儒勉，他和恽代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友，与张闻天亦关系密切。第11期有徐文台来稿谈社会科学与择业问题，徐文台即徐泽予，浙江临海人，当时是复旦大学学生，组织过中国青年救国团；1925年8月经杨贤江推荐，担任过上海大学附中的老师，后赴广东担任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丛刊》主编、《革命军日报》撰述等职。第23期恽代英作《怎样研究社会科学》一文，回复的是一位名叫刘俊才的山东青年的来信，刘俊才当时为山东青州地方团的领导人。第153—154期合刊有张铨(永年)的读者来信，在《向导》第162期也有这位张永年的读者来信。这些都提供了进一步深入考索的方向。
(43)但一：《读什么书与怎样读书》，《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
(44)《团济南地委组织问题报告之五》(1926年3月)，《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33)》乙种本，1996年印行，第37页。
(45)《王右木给施存统的信》(1923年2月29日)、《泸州团向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3月底)、《泸州地方团向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12月23日)、《裴紫琚给余泽鸿的信》(1925年12月24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第54、233、348、353页；《童庸生给团中央的报告》(1926年3月23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1932)》，1987年印行，第78页。
(46)《新关于整顿校务刊物发行事致钟英的信》(1925年8月4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286页。
(47)《团南昌地委宣传部报告》(1926年11月29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一)，第524—525页。
(48)《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日、18日)，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57页。
(49)此文就是一明证。参见《本社与社会评论社醒狮周报社爱国青年社为五卅事变敬告全国各界书》，《孤军》第3卷第2期(1925年7月)。
(50)一个证据是《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一文收录在《六大以前——党的历史资料》进而收录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
(51)“聚象事实”一说来自傅斯年。参见傅斯年：《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欧阳哲生编：《傅斯年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17年，第517页。
(52)上海书店地址在南市小北门外民国路振业里口11号。最初徐白民为主事人，他筹备组织过浙江文化书局，在这方面颇有经验。书店格局为一楼一底，还有间过街楼。门市部出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等大小书店的书刊，也代卖文具。《中国青年》自第11期起由上海书店发行，到第81期后，《中国青年》的印刷发行与经济事项由团中央自理。但上海书店作为党、团书报印刷发行中心的地位，要到1926年底中共中央迁移武汉为止。参见徐白民：《上海书店回忆录》，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61—62页；《团杭州地委报告第一号》(1922年6月14日)、《唐公宪致刘仁静信》(1924年1月7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6)》，1985年印行，第5、31页；《敬告读者》，《中国青年》第87期(1925年8月8日)；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第2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2页。
(53)《论北伐》，上海书店，1926年，“广告”页。
(54)《我们的广告》，《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55)《介绍新刊》，《中国青年》第93—94期合刊(1925年9月7日)。
(56)《团济南地委通信第十一号》(1925年12月22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卷，第340页；《湖南老区革命文化史料》(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0页。
(57)《我们的广告》，《中国青年》第76期(1925年4月25日)。
(58)《介绍新刊》，《中国青年》第93—94期合刊(1925年9月7日)。
(59)三份书目的区别在于袁玉冰的书目为明确强调，而恽代英和施存统的书目则多为暗示。
(60)《介绍新刊》，《中国青年》第93—94期合刊(1925年9月7日)；〔苏〕郭范仑科著，王伊维译，瞿秋白校订：《新社会观》，平民书社，1925年。
(61)《通讯》，《中国青年》第61期(1925年1月10日)。
(62)《十二月地方代表大会地委报告及其重要决议》(1926年1月10日)，《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1—1928.2)(甲)》第2集，1995年印行，第31页。
(63)严灵峰：《我与社会科学》，《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2月1日)。
(64)《徐懋庸选集》(3)，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0—251页。
(65)《广告》，《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
(66)《杨贤江全集》第4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88、489页。
(67)《杨贤江全集》第4卷，第644—645、690页。
(68)《杨贤江全集》第4卷，第699、832、544、772页。
(69)YT：《青年应看的杂志和周刊》，《新黎里》第28期(1924年7月1日)。
(70)姜涛：《革命动员中的文学和青年——从1920年代〈中国青年〉的文学批判谈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4期。
(71)沫若：《穷汉的穷谈》，《洪水》第1卷第4期(1925年11月1日)；郭沫若：《穷汉的穷谈》，《中国青年》第102期(1925年11月20日)。
(72)灵光：《独立党出现的要求》，《孤军》第3卷第4期(1925年9月)。
(73)灵光：《读了〈穷汉的穷谈〉并〈共产与共管〉以后质沫若先生并质共产党人》，《独立青年》第1卷第1期(1926年1月)；仁静：《叹一般空谈家》，《中国青年》第112期(1926年1月30日)；萨孟武：《叹一般空想家并质共产党人》，《独立青年》第1卷第4期(1926年4月)。
(74)《刘昌群致国昌信》(1922年5月2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1983年印行，第16页。
(75)《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3页。
(76)《团长沙地方教育宣传计划》，《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84年印行，第115页。
(77)《张刃光高兆馀关于刊物推销及纪念日等宣传情况的报告》(1925年)，《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427页。
(78)《田锦六月份工作报告》(1926年7月9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548页。
(79)《林根致团中央信》(1925年5月14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第60页。当然，书报交通工作不仅在地方会出现问题，团中央也会出现问题。1925年11月，团武昌地委就致信团中央说：“你们屡次来信责问我们……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是再三的报告了你们过的，不知你们为何不知道？……接到我们的信而不好好的日检视清楚，这实是疏忽之处。我们给你们的信，都有底稿可查，因为你们屡来信责问这一类的问题，故我们这第十次教务会议中大家将从前给你们的信稿检查一番，结果我们并没有疏忽。”参见《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第167—169页。
(80)代英：《我们应当开办小工厂小商店吗？》，《中国青年》第114期(1926年2月20日)。
(81)施存统：《本团的问题》，《先驱》第21号(1923年6月20日)。
(82)《王右木给施存统的六封信》(1923年夏)，《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第111页。
(83)《邱刚德致曾延信》(1925年11月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一)，第251页。
(84)《林根致团中央信》(1925年5月1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第50页。
(85)启五：《天津地方工作情况的报告》(1924年)，《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200页。
(86)《武起要求速寄刊物及汇钱事致钟兄的信》(1924年12月25日前)，《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176页。
(87)徐白民：《上海书店回忆录》，《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63页。
(88)《张刃光高兆馀关于对上海书店的批评致中兄的信》(1925年5月)，《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252—253页。
(89)《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决议案》(1923年8月25日)，《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册，第359页。
(90)《团湖南区委团务报告》(1924年3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1983年印行，第138页。
(91)《团湖南区委佑魁关于销售〈中国青年〉、〈向导〉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6月3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59页。
(92)《团湖南区委给团中央信》(1924年7月4日)、《范博关于销售〈中国青年〉欠款问题致中夏转致中夏信》(1924年7月27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77、198页。
(93)《范博关于销售〈中国青年〉欠款问题致中夏转致中夏信》(1924年7月27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98页。
(94)《团湖南区委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6月17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66—167页。
(95)《团湖南区委给团中央信》(1924年7月4日)、《团湖南区委关于销售〈中国青年〉款项问题致团中央信》(1924年7月27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78、197页。
(96)《范博关于销售〈中国青年〉欠款问题致中夏转致中夏信》(1924年7月27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98页。
(97)《团湖南区委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8月12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205页。
(98)《佑魁、日羽致团中央信》(1924年7月24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82页。
(99)《佑魁、日羽致团中央信》(1924年7月24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86—187页。
(100)《佑魁、日羽致团中央信》(1924年8月22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210页。
(101)《恽代英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8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221页。
(102)《团湖南区委佑魁关于销售〈中国青年〉、〈向导〉给团中央的信》(1924年6月3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58页。
(103)《佑魁、日羽致团中央信》(1924年7月24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190页。
(104)《林育南致团中央信》(1924年10月29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269页。
(105)《长沙地方团组织工作报告》(1925年1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第44—45页。
(106)代英：《我们应当开办小工厂小商店吗？》，《中国青年》第114期(1926年2月20日)。
(107)关于该问题，值得参考的研究成果是刘雨亭：《阅读与革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马克思主义著作经典化的发生》，《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0期。
(108)长沙文化书社同人：《读书会的商榷》(1920年)，转引自王火：《长沙购书记——关于“长沙文化书社”的资料》，《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
(109)《泸县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简章》，《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第52页。
(110)《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第28页。
(1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55页。
(112)代英：《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但一：《怎样做不良教育下的学生》，《中国青年》第3期(1923年11月3日)；但一：《读什么书与怎样读书》，《中国青年》第8期(1923年12月8日)。
(113)冰冰：《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团体消息)》，《中国青年》第29期(1924年5月3日)。
(114)李求实即告诫湖北地方团开会“应切实注意环境”，“不可各处都是一样的方式，永远都是一样的方式”。参见《求实致鄂弟信》(1926年3月10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第261页。
(115)如团保定地委通过小组会形式指定书籍，由教育宣传委员先看一次，将书中要点提出，设立问题印出发给团员。团员看完书后将解答交教育宣传委员审看，指出其错误处。读刊物限三日内看完，小组会时由组长或教委从刊物提出问题讨论，一则研究讨论本团的临时策略，二则调查同志是否切实阅读。每次开小组会前，组长必协同教委规定开会内容，讨论的各种问题由同志自己提出他所需要的，如同志不提出时，即由组长负责同本组组员谈话，观察其研究程度和工作情形，按其生活所需的各问题提出讨论，以引起他的兴趣。每次开会一定有严格批评。参见《葆亭西外工作计划》(1926年1月11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453—454页。
(116)《赵醒侬致存统信》(1923年1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一)，第7页。
(117)《团湖南区委教育宣传部报告》(1925年1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第50页。
(118)《团株洲特支十二月份训练及宣传工作报告》(1925年12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第465页。
(119)《团湖南区委兼长沙地委对于第三次全国大会之意见》(1925年1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第20页。
(120)《团长沙地委宣传部报告(三月份)》(1925年4月8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第132页。
(121)《第一次地方大会结果》(1923年11月11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77—78页。
(122)《团绍兴支部就群众工作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5月24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6)》，第126页。
(123)《丁祝华关于团青岛地委团员教育及刊物推行事致仲兰信》(1924年12月4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2卷，第180页。
(124)《团济南地委组织问题报告之四》(1926年3月)，《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33)》乙种本，第32页。
(125)《唐山地方进行计划议决案》(1926年1月21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474、478页。
(126)《团武昌地委半年来的组织工作报告》(1925年8月26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第101页；《团济南地委组织问题报告之五》(1926年3月)，《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33)》乙种本，第37页。
(127)《杨闇公致团中央的信》(1925年4月27日)，《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5)》，第243页；《团九江特支报告》(1925年4月6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一)，第138页。
(128)《团绍兴支部就群众工作情况给团中央的报告》(1925年5月24日)，《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6)》，第127页。
(129)《彭振纲给曾延的报告》(1925年12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一)，第278页。
(130)《唐棣芳关于办夏令补习学校及经费预算给郑容的报告》(1925年7月21日)、《试卷第四号——纲关于唐山工作情况给郑容的报告》(1925年8月19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276、297页。
(131)《团豫陕区委四月份报告大纲》(1926年5月9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3—1926)》，1983年印行，第166页。
(132)《敬答读者》，《中国青年》第140期(1926年11月8日)。
(133)《团安源地委关于增发刊物问题致团中央的信》(1924年12月29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1924)》，第316页。
(134)《试卷第四号——纲关于唐山工作情况给郑容的报告》(1925年8月19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296页。
(135)黎澍：《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19页。
(136)《杨贤江全集》第4卷，第612页。
(137)代英：《农村运动——答惠民》，《中国青年》第29期(1924年5月3日)。
(138)代英：《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到民间去》，《中国青年》第32期(1924年5月24日)。
(139)恽代英讲，沈选千追记：《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努力》，《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5月7日。
(140)《团武昌地委致团中央信》(1925年7月29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第85页。
(141)《团武昌地委半年来的组织工作报告》(1925年8月26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第97页。
(142)《绍兴团给团中央的报告》(1926年1月19日)、《寒假我们应做的工作》(1926年)，《浙江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6)》，第315、355页。
(143)《关于筹组北京团地委事致英秋信》(1924年11月10日)，《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8—469页。同年，有人把天津状况说得比邓中夏更严重，认为青年们多半未经过“新文化的洗礼”，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简直与他们隔一红尘！”参见启五：《天津地方工作情况的报告》(1924年)，《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第1册，第192页。
(144)这种区别体现在毛泽东在1921年10月说的一段话里：“从前学校是没主义的，所标的主义又不正确，结果是盲撞瞎说，闹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总要为有主义的进行。”这说明了在他看来，纸上的主义“闹不出名堂”，也就是没主义。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8页。而纸上的主义如何“闹出名堂”呢？林育南指出：“我们的主义就是这些智识的结晶，我们信仰他，终身奉之而行。没有主义信仰的人，他们的知识是零碎的，是散漫的，不能结晶而成为实际行动的规范。”参见林根：《青年的革命修养问题》，《中国青年》第45期(1924年9月20日)。
(145)《团济南地委组织问题报告之五》(1926年3月)，《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4—1933)》乙种本，第37页。
(146)代英：《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致存统》，《先驱》第23期(1923年7月15日)。这些话正是窥探“主义时代”里的中共党、团何以既能审时度势又能刚柔并济的奥秘所在。
(147)《团湖南区委兼长沙地委对于第三次全国大会之意见》(1925年1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第18页。
(148)代英：《怎样做小学教师？——答谢瑞麒君》，《中国青年》第20期(1924年3月1日)。
(149)《顾颉刚书信集》(1)，中华书局，2011年，第251页。
(150)陈公博：《寒风集》，上海地方行政社，1945年，第271页。
(151)冯淼：《〈读书生活〉与三十年代上海城市革命文化的发展》，《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152)这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由于政治环境的急趋恶劣，1927年后中共党、团书报的文字风格和宣传方式确实出现相当大的变化。此点蒙天津师范大学李里副教授指教。不过笔者以为，所谓“新”可以理解为有区别，在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期间，原来大批长期从事宣传工作并对中国工农状况有深刻了解和长期接触的党员、团员牺牲。宣传队伍中补充了不少刚从日本、南洋回来或原来压根儿不从事宣传工作的新人物。因此有区别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对中国实际情形的了解程度上，但不宜将其理解为“断裂”，因为还有未牺牲的同志，更重要的是，一个组织的精神和气质不会那么轻易改变。
(153)“坚韧”当然也表现在研究相当多的30年代上海左翼宣传运动、左翼文艺运动之中，但对这些运动的影响力尤其是上海之外的影响力实在不宜估计过高。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运动带来了全国各地的“宣传匮乏”，而不是相反。如沈从文就批评胡也频“对于长江方面事情太缺乏正确的认识了”，他太相信某一方面的统计和文件记载。对于事实有误解，则一切未来预想，便全盘不可依据，“住在上海，上海能容得下他们，不过利用〔上海人〕观念来说明这个民族的欲望，所知道的那么少，想要说的问题又那么大，未免离事实太远一点”，因此一切计划将成为“租界中的儿戏”，“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参见《沈从文全集》(13)，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35—136页。
(154)《胡适全集》第2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本文编辑：侯嘉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