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也谈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之问题：论吴稚晖的《风水先生》
作者：文贵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本文原载《小说评论》2022年第2期，转自中国知网
《风水先生》（1909）是吴稚晖非常独特的作品，刊于《新世纪》第88号（1909年3月13日）。《风水先生》的语言以白话为主，加入少量文言。对于吴稚晖而言，他的白话作品自创一种白话造型。这种造型并不刻意排斥文言词语与文言表达。相反，适量的文言成分反而增加了他白话语句趣味性。因此，我们不能用“文白杂糅”这一被认为语病的表达去评价他的白话。这篇作品似乎没有任何其他人提起过，只有笔者曾在《“自成为一种白话”：吴稚晖与五四新文学》[1]一文中有所分析，但笔者觉得就这篇短篇白话小说在晚清至“五四”新文学的过程中的特征与地位还有展开论述的必要。
学界对于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到底是哪一篇的问题时有讨论。得到学界高度认可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众多文学史著作都将《狂人日记》视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
过夏志清等人则认为陈衡哲的《一日》（1917）的发表早于《狂人日记》，《一日》才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2]。贾剑秋以李劼人的《儿时影》（1915）等白话小说为例，认为李劼人的这些现代白话小说表现了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生观念，刻画了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因此李劼人“当属现代白话小说创作第一人”[3]。同时有学者以李劼人的《儿时影》、刘韵琴的《大公子》和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几篇为中心探讨了确立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标准问题[4]。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就其特质而言，不仅脱离了中国传统文言文学的轨道，而且也摆脱了中国传统白话文学的属性，树立其自身的独特内涵。这种独特内涵我们名之曰“现代性”。不过要注意的是，所谓“现代性”并非只有一种脸孔。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小说中，某一篇小说可能获得了现代性的某个侧面，也有的小说可能体现了现代性的多个侧面。这篇论文主要讨论吴稚晖短篇小说《风水先生》的现代性内涵，以此回答如何理解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的问题。
一、语言的离奇性与“白话现代主义”
对于晚清的白话文作品或者白话文学作品，“五四”新文学的两位开创者胡适和周作人都将它看作“五四”新文学现代白话的准备。这一看法整体而言，我觉得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文学语言的变化缓慢而渐进，并非一夜之间便可截然改观。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将“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往前推到19世纪。既然承认了晚清白话文学作品的现代性，那也就肯定了晚清白话文学作品中白话的现代性。不过，《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虽然有时也提及西方科技名词，但并不着意于语言变化的形态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文学新貌。
《风水先生》的语言，就语体而言，以白话为主，辅以文言。这种文白混合的形式，正是晚清至民国初年许多文学作品的语言样式，是中国文学语言从传统白话向现代白话的过渡形态。《风水先生》的白话，脱胎于中国传统白话文学作品但又不见传统白话作品语言的套路，加入了许多新的语言元素。第一，加入了西方标点符号。采用了省略号、引号、叹号，其中省略号有三点的、有六点的。省略号的点数的这种不规范是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普遍现象。第二，采用了新名词，比如音译名词“康德”“达尔文”“佛郎”“大学校长”等。尽管西方标点符号只是偶尔出现在文中，大部分仍然是中文圈点，尽管新名词也不是那么丰富，但这些因素已经呈现了与中国传统白话文学的白话不一样的形态。这种语言形态有什么不一样呢？先来看风水先生说的一段话：
风水先生大怒道：你看不起我。我路也筑过。地也掘过。厂也开过。什么都做过。形上的知道。形下的知道。不上不下的知道。我的位置啊。说来恐怕你还不晓得。是…是…是在康德达尔文之间。[5]
风水先生作为村长请来的监工，对工人们进行如上训话。从语体上看，风水先生的语言是相当纯粹的白话。从风格上看，他的说话呈现出自我解构的反讽功能。“不上不下的知道”这一“知道”恰恰消解了“形上的知道。形下的知道”的全知性。他把自己定位在“康德达尔文之间”，这就十分荒唐可笑。康德（1724-1804）是德国18世纪著名哲学家，而达尔文（1809-1882）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风水先生把不同领域内的两位西方学者并置一起，这种内在的矛盾显示了语言的悖论。尤为荒诞的是，风水先生把自己置身于两人之间，暗示着多种意思，比如可能意味着自己与康德和达尔文并列，可能意味着自己是康德与达尔文之间的桥梁等等。加入了新名词的“是…是…是在康德达尔文之间”语句，一下子区分了传统小说白话和现代小说白话。风水先生语言的自我消解性、悖论感与荒诞味不正是现代白话的现代性内涵之一呢？
风水先生要离开荒村，离开西方，内心的怨愤化为唱词：
风水先生乃操大汉之天声。发浩歌于海上。歌曰：
诳兮睡兮。国之粹兮。哭三日兮。种之魂兮。目无人兮。当流血兮。归去来兮。命之衰兮。[6]
又歌曰：
狗屁兮牛屄。时不利兮欺不售。欺不售兮血泪流。归去归去兮。西方不可以久留。[7]
这两段歌词从语言形式看，模拟中国旧体诗的形式，加入“兮”字，造成离别的悲壮之感，与那个带着破旧工具的风水先生格格不入。另外，《风水先生》的叙事语言同样夸张荒诞，如写荒村的村长一男一女：“男的遗精遗瞎了眼。女的偷汉偷昏了头。”这是典型的吴稚晖式语言，拿性事来讥刺人物。
当《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不久，美国学者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在研究电影时提出“白话现代主义”的观念，对电影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一词最早见于汉森的《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一文。她认为：
我选择现代主义美学研究来涵括既表现又传播过现代性经验的各种文化实践，比如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时装、设计、广告、建筑和城市环境，以及摄影、广播和电影等。我把这类现代主义称为“白话现代主义”（以免“大众”一词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武断），因为“白话”一词包括了平庸、日常使用的层面，具有流通性、混杂性和转述性，而且兼具谈论、习语和方言的意涵。[8]
汉森提出的“白话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更指向现代社会的大众媒介，而不是文学文本。但是“白话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话语、习语和方言整合起来的平庸性、混杂性，对我们理解白话文学不无启示作用。从白话现代主义的视角来看，晚清的文学白话恰好是一种混杂性的过渡白话。像《风水先生》这样的作品，白话与文言共存，西方标点符号的身影已经飘荡在字里行间，新名词也不时登场亮相。正如当代学者王先霈在《吴稚晖的文体风格》一文中所评价的：“用方言土语、村言俚语，去鄙薄嘲骂自己憎恨厌恶的人物。吴氏也用典雅书面语，他将雅言和俗话强拉在一起，把堂皇神圣的东西与卑微丑恶的东西强拉在一起，造成滑稽和讽刺的效果。”[9]
二、人在何处：西方的荒村
《风水先生》将小说环境设置在一个荒村，无名无处的这个西方“荒村”颇有荒诞色彩。《风水先生》开头写道：“台景系一荒村。破屋十八。牛棚二。猪圈三。鸡栏狗窠各若干。忽逢天灾。寇盗纷至。屋坏。猪牛亡去。村人号哭求救。”[10]吴稚晖一开始脑海中可能有剧本的设想，因此开头才有“台景……”这样的设置。不过整篇作品也就开头有如此语句。这一段话用文言描述了一个破败的荒村。初一看，以为是中国农村的某个村庄，但看到结尾处“西方不可以久留”方才知道这是个西方世界的荒村。“西方”的所指在此虽有模糊之处，但不妨理解为当时中国所理解的“西方”，即以欧洲为主的西方世界。这一背景的设置，与当时中国人所认为的中国落后西方进步的共识背道而驰。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法则是：主人公某某，某某地方的人，特别强调人物出生地以及故事发生地。《红楼梦》开头有个神话的帽子，最终还是要把故事落脚在金陵；《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天罡地煞转世后，出生于各地的好汉最后汇聚梁山泊。到了“五四”新小说中，不一定把主人公出生以及成长之处有明白交代，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点，一般非常清楚。鲁迅的小说集《呐喊》[11]中，《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端午节》《鸭的喜剧》《社戏》这五篇，地方都在“京城”或“北京城”。《兔和猫》的地点“我们家”，粗略而言也可看作“京城”系列。《孔乙己》《风波》《明天》这三篇的地点明确在“鲁镇”，鲁镇是一个虚构的地名。《社戏》中有一半的故事发生在“鲁镇”和“赵庄”。《狂人日记》中狂人所居的村子没有具体名字，只出现一个“狼子村”的名字；《白光》的地方可能是县城，只出现一个小地方名字“万流湖”。《阿Q正传》中阿Q所在地名“未庄”。《故乡》中的故乡并无确定地名。《彷徨》中，只有《祝福》这篇的故事地在鲁镇。《幸福的家庭》故事发生地可能在北京，同时虚构了一个A地。《示众》故事发生在首善之区的马路上。《在酒楼上》和《孤独者》的故事地点都在S城。《离婚》的庞庄、《长明灯》的吉光屯，都是很小的地名。《伤逝》的会馆、《兄弟》的公益局、《肥皂》中的街道和家，都不指具体地名。鲁迅小说中，除了“北京城”最有文化符号特质外，其余几乎不带任何地方性。即使是“北京城”，实际上这个大地名的文化属性与故事内容多不相关。像“S城”“鲁镇”“未庄”等虚构的地名反而成为文化符号。这种地名的符号属性是从小说故事和人物的命运上生长出来的。有了孔乙己、祥林嫂、鲁四老爷、九斤老太等活生生的人物，鲁镇就成形为鲁镇。有了阿Q、假洋鬼子、赵老太爷等活生生的人物，未庄就从无名变得有名。鲁迅小说的故事地点大致在鲁镇或未庄，这两处地方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的缩影。正如鲁迅小说中地名一样，去地方化和去文化属性成为现代小说的特质之一。
人物活动场景的去地方化和去历史化，以致去国家化和去民族化，似乎很可以当做荒诞的特色之一。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故事的场景就是“乡间一条路，有一棵树”[12]。卡夫卡的《城堡》中K活动在城堡外的村庄。城堡和村庄也都是无名无姓的。《变形记》中格利高尔的空间在公寓与公司，可是公寓与公司也都无名无姓。去地方化的程度越高，抽象化色彩就越浓，人类的荒诞感就越具有普遍性。“荒村”本身含有“荒凉”“荒芜”的生存向度。
如果说风水先生的原型是蒯光典，工人群体的原型是在法国的留学生群体，从三层楼投身而死的工人的原型是李孟实（下文有分析），可以想象这个荒村的原型是法国的巴黎。但是法国的巴黎在20世纪初已经是世界大都市。当然这种考据式复原不是解读文学作品的正途，因为文学叙事充满着作者的灵思妙想。吴稚晖将故事的背景设置为西方的荒村，不能不说具有先锋性。
三、风水先生与工人群像
《风水先生》中的“风水先生”这一自大可笑形象，如果从生活中找原型，极有可能指欧洲留学监督蒯光典。蒯光典（1857-1911），安徽合肥人，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光绪三十四年（1908），受命赴欧洲监督留学生。《清史稿》载，留学生“不乐受约束，辄相訾謷，岁余谢职归”[13]。实际上，当时《时报》上登载，因“监督学生时起冲突”，遂将监督学生一职裁掉[14]。蒯光典被任命为留欧学生监督一职时，法国留学生就对此做出了回应。《新世纪》第1号登载《留法学生回忆拒绝总监督》一文，对留欧学生总监督提出四个要求。这四个要求分别是：第一，能通三国文字；第二，擅长一种科学；第三，不携带家眷；第四，薪俸不得超过三个留学生的费用。其中，不携带家眷一条，是因为担心家眷为小脚女人，有伤国体。实际上当时清朝官员还留着辫子。留学生群体的这种议论，已经对留欧学生总监督提出了自己的想象。由此讨论是否需要留欧学生总监督的问题[15]。这仿佛预示着蒯光典与留学生之间的关系必定不会融洽。蒯光典与留学生冲突最激烈的顶点是1909年2月21日留学生李孟实跳楼自杀，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留学经费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李君孟实跃楼惨死由蒯光典之详状》一文分三天登载在《时报》上，对此事有较为详细记载，将蒯光典斥为“奸猾吏”“凌下媚上”“畏强侮弱”“用外交于同国”“等学生于隶奴”；而且每年俸金“巨资数万”[16]。吴稚晖在《新世纪》上对蒯光典多有抨击。在《监督歟欧洲政府歟》中，吴稚晖用白话模仿蒯光典的说话：
曰：“吾路亦办过。矿亦办过。吾都办过。”曰：“湖北的某学堂。便是吾去开办。吾讲学务是最早。”曰：“是咯！吾即讲求佛经的哟！”[17]
吴稚晖所记蒯光典的语调与风水先生的语调非常相似。吴稚晖认为蒯光典格调不高，如一农村风水先生。文中有一个有力的暗示点，蒯光典作为清朝留学监督，一年的俸禄是三万五千两银子[18]，而风水先生一年的收入恰好也是三万五千两银子。《风水先生》中有个情节：一个工人竟被风水先生气昏从三层楼上投身死了。这个情节显然借用了李孟实跳楼自杀的事情。因此，大体可以断定，《风水先生》中的原型即蒯光典。当然，吴稚晖眼中的蒯光典，只看到了蒯的某些侧面，并非完整的蒯光典。蒯光典的学生程先甲记载，1909年，蒯光典从欧洲回国，途经莫斯科，曾经拜访托尔斯泰，两人“相与纵横讨论，彼亦深韪之”[19]。这种描述中不排除包含着学生对老师的夸赞，但蒯光典能去拜访托尔斯泰，如果不只是沽名钓誉，还暗示其有某种看世界的眼光。
自然，小说中的风水先生确实非常腐朽可笑。风水先生的出场是典型的封建官僚的出场：
风水先生头戴封典二品。尾拖花翎一眼。腰缠白金三万五千两。老妈子四个。小伙计四个。前导后护。左抱右拥。施施然而入工厂。妈子伙计。两两对立。唱“相应”“奉此”“等因”“查照”。[20]
他的工具更是离奇：
风水先生从腰包挖出祖传的日规一个。千年朽木。百孔千疮。蛀虫钻出钻进。中间一个指南针。锈笨不动。风水先生戴着碗大眼镜。猛对朽盘锈针。把工程师所绘的图。工人所作的工。仔细品评了一回。[21]
风水先生用破烂的祖传日规去测量现代工人的图纸和工作，技术上的落后/先进之分隐含的是价值观念的冲突。因此风水先生与工人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更重要的是，资本让冲突升级。风水先生作为监工，代表着村长/资本家的一方，他腰缠白金三万五千两，成为工人们反抗他的内在因素。因此，仅仅把《风水先生》看做一讽刺封建官僚的小剧就太过简单。《风水先生》中风水先生这个形象具有更广的内涵，他代表着晚清面对西方文明冲击的僵化的守旧人士，也是吴稚晖心目中所谓固守国粹的旧中国人。“说鬼话。睡觉。哭。可谓三不朽。”这是对风水先生品性的概括，也是对国粹的讽刺，风水先生“诳兮睡兮。国之粹兮。哭三日兮。种之魂兮”的唱词用文言语句明确地把“说鬼话”“睡”“哭”作为国粹的迷梦。虽然吴稚晖刻画风水先生这个形象不够丰满，但是《风水先生》较为浓厚的荒诞色彩，显出一种准现代性。
与风水先生对抗的是“工人群像”。“工人群像”当可视为现代小说中才有的人物群体。在《风水先生》发表前后，中国人创作的小说中也出现过工人形象。侠少年的《劳动狱》（1905）[22]刊于《醒狮》第3期，是一篇白话小说，所写故事为“工厂”的故事：三位女工代表与某执事交涉，反遭执事诬陷送给警署，再遭警署长官呵斥并被毒打。在这个故事中，三位女工代表，也以群体的方式出现。恽铁樵的短篇小说《工人小史》刊于《小说月报》第4卷第7期，为文言作品。这篇小说中，作者一方面让韩工人诉说自己的境况与遭遇；一方面强化韩工人的民族主义色彩[23]。
《风水先生》中冲突对立的双方是风水先生与工人群体，这一人物结构绝对具有现代性，因为工人形象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种现代人物。“工人”在晚清有时也指做工的人，与苦力同义，如“外国人呼中国工人为活机器”[24]中“工人”就指一般做工的人。而吴稚晖笔下的“工人”懂现代知识和技术，因而具有现代工人的某些基本特质。风水先生与工人群体的对立，不只是守旧落后与先进文明的对立，也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英国学者汤普森曾引用1865的一首歌谣以表明这种状况：
绅士们，商人们，你们肆意驰骋，低头看看这些穷人吧，足以让你们羞愧；低头看看这些穷人吧，当你们上下驰骋。我想自有那天上的主啊，定将把你们的傲慢全打掉，[合唱]你们这些英格兰的暴君，你们的赛马会即将开始，你们将会为你们的行为受到清算。你们无耻地降低我们的工资，你们到市场去说销路不佳，当我们问道，这样的不景气何时完，你们的回答脱口而出：“等到战争结束吧”。[25]
显然，“绅士们”“商人们”与“我们”这些穷人处在经济对立的状态。在《风水先生》中，工人们与风水先生的对立，还不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只是工人与监工的对立。工人们不仅驱逐了风水先生，而且改造了他的伙计们。风水先生被工人暴打之后灰溜溜离开荒村，留下他的四个小伙计来替他“代办”，可是工人们改造了这四个小伙计，他们高呼“风水滚蛋”，五六百工人大呼“工人万岁”。《风水先生》中，来到荒村的工人们，好像个个具有开拓疆土、建设美丽家园的理想。“大功之成。早晚间耳”中“大功”所指为何，并不具体。留欧时期的吴稚晖相信无政府主义的大同社会，反对政府，反对权力。因此，“大功”有可能指吴稚晖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吴稚晖编辑《新世纪》杂志很注意西方社会中的工人问题。《新世纪》第4号刊载《工会》一文，对工会进行了阐释：工会由每行工作者结合而成，宗旨在“保全工人之权利”，反抗富有者的欺凌。并列出总工会的的章程[26]。同一期还刊登了“罢工传单”。吴稚晖设想工人群像，与他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工人运动关注密切相关。《风水先生》中的工人群像虽然还比较模糊，但他们能团结一致、看重技术，这恰好是工人现代性的特质。
四、吴稚晖：白话实践的先行者
吴稚晖（1865
1953），名胐，后名敬恒，别字胐盫，晚年自号胐盫老人。1865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今武进县），1891年中举人。1895年，偶得《何典》一书，为文为之一变。1903年因上海《苏报》案从上海逃往香港，然后往英国，9月9日抵达伦敦。1906年因受张静江、李石曾等人的邀请来到巴黎，在巴黎达候街成立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世界社，筹办《新世纪》杂志。张静江出资，吴稚晖编辑。1907年6月22日，《新世纪》周刊第1号出版。吴稚晖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时采用的笔名有“燃”“燃料”“夷”“留欧学界一分子”“中国之一人”“凭良心者”“无政府党一人”等。吴稚晖所主编的《新世纪》，提倡无政府主义，提倡万国新语（世界语），反对满清政府，为孙中山与章太炎发生笔仗。《新世纪》上的文章文体不限，文言与白话共存。1910年5月，《新世纪》出完121号后停刊。
吴稚晖年轻时“每好有骨力说理圆足之文字”[27]。“气要盛，理要足，言不失之过火。历观行气之纵横，无逾犊山。说理之圆足，无逾望溪。立言之温厚，无逾京江。”[28]这样练成的八股文章观因读到张南庄的《何典》而顿时坍塌。他回忆：
可巧在小书摊上，翻看一本极平常的书，却触悟着一个“作文”的秘诀。这本书就叫做“岂有此理”。我止读他开头两句，即不曾看下去。然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会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呢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29]
“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粗俗平常的话蕴含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因子，仿佛哲人尼采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宣言。“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意味着从八股文以及阳湖派的古文束缚中解放出来，实践言从心出。“假如有什么该说的话，自然爱说便说，何必有什么做文章的名词，存在心头呢？”[30]吴稚晖“放屁文章观”的核心是言说和写作的自由状态。这点与五四新文学观完全相通。吴稚晖属于自觉实行白话实践的人。《无锡白话报》曾登载《无锡新闻·白话大行》：
无锡做白话头一个人是吴举人名朏号叫稚晖他两三年前做出好几种白话书个个看了佩服可惜都未做完[31]
可见吴稚晖进行白话实践起步很早。1903年《旅英时游览情形》（民国前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火车至伦敦，三等单三十二个半仙令，来回六十二个半仙令。[32]
二十三日，此乃十二月二十三也，公等今日做些什么？一路街上跑跑看看，真正百物都全，比起爱丁勃鲁，有天壤之别。将近午中，又吃了一个蛋，一盅茶，一块面包，（以后吃东西，大约如此，曾吃过一盘牛肉，一盘鱼，一盘火肉，总不外六本士，九本士，三本士）。[33]
吴稚晖在编辑《新世纪》周刊期间，撰写大量的白话报刊文章。《妖魔已终人心大快》《哀哉豚尾汉》《猪生狗养之中国人》等文嬉笑怒骂，抨击时弊。他于1909年写成过长篇小说《上下古今谈》，塑造了主人公王继英的形象，宣扬西方科技知识。小说采用章回体形式，共二十回，语言为白话。第二回《画地球半个为半个尊孔教知之为知之》中，小说主人公王继英对着一幅“平圆地球图”向众人解说：
（王继英）向众人讲道：“地球地球，既然地是一个滴流圆滚的球，如要弄得狠像，止好将木头车起来，或者用纸骨糊起来，否则就把泥块搓起来；若画在纸上，便画了前面的半个，更没有法子画出后面的半个。所以倘要把前面半个同后面半个一齐画出来，一定要分画两个圆圈，然后能在两个圈上各画一面。”便指着春桃手中的小画道：“所以这图上画起两个大圆圈，他们讲地球的人，本来要把地球像西瓜一样，切成两个半爿，一个半爿，一个半爿叫做东半球，一个半爿叫做西半球。”继英叫邝亚西拾起一只吃饭留下来的竹筷，用这竹筷指着图上左边大圆圈道：“这就是画的东半球，黑的是地皮，白的是水，……”[34]
这样的文字朴素通俗，适合介绍科技知识。吴稚晖是运用语言的能手，文字在他手上，想雅则雅，要俗则俗。
五、结 语
与《儿时影》《大公子》《一日》《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比较，《风水先生》自有其特色。李劼人的《儿时影》以小学生的视角描述凶狠邋遢的私塾老师，叙写场景和心理活动，生动且较为有趣。刘韵琴的《大公子》讽刺戴议员为巴结大公子而倾家荡产、背负债务而自杀了事。陈衡哲的《一日》描写域外学生生活，题材有新颖之处，不过仅在纪实，类似日记，缺少想象与虚构，缺少提炼。鲁迅的《狂人日记》小序为文言，日记用白话。正文日记所用白话，采用西方语言元素，创造出成熟的现代白话，展示了狂人这一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无法确证自己是否吃了人的思想困境，将“五四”新文学开创者们推到了自己质疑自己的批判高峰。《风水先生》的语言虽没有《狂人日记》那么富有成熟的现代性，但其语言的荒唐离奇之处显示了现代性的曙光。《风水先生》以去地方化的西方荒村作为人物环境，这与《狂人日记》有相同之处，《狂人日记》的村子无名无姓，高度的抽象化倒呈现荒诞意味。从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风水先生》算不上成熟的文学作品。风水先生也好，工人群像也好，还不能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那样称为典型。不过，风水先生这一形象并非中国社会中风水先生的简单复制，小说将他放在中西文化冲突中以显示其可笑，这就引向了对中西文化碰撞中守旧的考量。工人群像虽然在性格上比较模糊，但作为未来“现代性”的群体已经登场。风水先生和工人群体之间的对立，在场景描写中得以呈现，淡化情节发展过程的铺叙。
《风水先生》中人物环境的荒村设置，风水先生与工人群像的冲突对抗，以及文言白话的夸张离奇，无不透露着这一作品的现代气息。吴稚晖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多，但他的《风水先生》所呈现出的文学的准荒诞性，不妨看做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一种面相。如果把荒诞性的某一方面理解为人类生存困境的表达，那么《风水先生》中风水先生在荒村中遭遇的抵抗，无疑也是荒诞性的言说。《风水先生》的准荒诞性，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对自己是吃人者的怀疑与困惑，李金发《弃妇》中的弃妇的内心的狂野与生命的被抛弃，鲁迅《野草》中抉心自食而不知其味的创痛、无名战士在无物之阵的搏击等是一脉相承的，实在也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不善表达荒诞性之故，所以这少许的作品就弥足珍贵。
笔者在此无意于要树立哪一篇作品为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而是着意于通过对《风水先生》的分析，打开理解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白话小说的现代性面相。这种现代性面相整体而言表现为古今裂缝式共存、中西裂缝式共存的驳杂色彩。
注释：
[1]文贵良：《“自成为一种白话”：吴稚晖与五四新文学》，《文艺争鸣》2014年第6期。
[2]夏志清：《小论陈衡哲》，《新文学的传统》，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88-98页。
[3]贾剑秋：《现代白话小说第一人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
[4]罗执廷：《“离中向西”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以<儿时影><大公子><狂人日记>等为中心》，《小说评论》
2021年第1期。
[5][6][7][10][20][21]观剧者来稿：《草台小剧·风水先生》，《新世纪》第88号，1909年3月13日。
[8][美]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大批量生产的感觉：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刘宇清、杨静琳译，《电
影艺术》2009年第5期。
[9]王先霈：《吴稚晖的文体风格》，《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16期。
[11]《不周山》暂时不论。
[12] [爱尔兰]贝克特：《贝克特选集》第3卷，余中先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13]《清史稿》，第12581页。
[14]《时报》己酉三月廿四日。
[15]《留法学生回忆拒绝总监督》，《新世纪》第1号，1907年6月22日。
[16]《李君孟实跃楼惨死由蒯光典之详状》（未完）（续）（完），分载《时报》己酉二月廿二日、己酉二月廿三日、己酉二月廿四日。引文出自《时报》己酉二月廿四日。
[17] [18]燃：《监督歟满洲政府歟》，《新世纪》第52号，1908年6月20日。
[19]程先甲：《清故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学部丞参上行走督学局局长先师蒯礼卿先生行状》，《金粟斋遗集》，蒯光典撰、方孝玲校点，黄山书社2020年版，第178页。
[22]侠少年：《劳动狱》，《醒狮》第3期，黄帝纪元四千三百九十七年十一月一日。
[23]焦木：《工人小史》，《小说月报》第4卷第7期，1913年10月25日。
[24]《劝人改良说》，《京话时报》第80号，《京话时报》第1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321页。
[25]J.哈兰德：《兰开郡的歌谣》（1865），转引自[英]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上），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版，第341页。
[26]《工会》，《新世纪》第4号，1907年7月13日。
[27] [28]吴稚晖：《作文之法》，《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罗家伦、黄季陆，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经售处：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63页、63页。
[29][30]吴稚晖：《乱谈几句》，《猛进》1925年第10期，1925年5月8日。
[31]《无锡新闻·白话大行》，《无锡白话报》第一期，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廿一日。
[32] [33]吴稚晖：《旅英时游览情形》，《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十六，主编者：罗家伦、黄季陆，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经售处：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161页、166页。
[34]吴稚晖：《上下古今谈》，《吴稚晖先生全集》卷四，主编者：罗家伦、黄季陆，出版者：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经售处：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19-20页。
本文编辑：陈懿
